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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她带来了生日蛋糕。也没敢摆到饭桌上,先拿到厨房观形势。
总理终于回来了,我们马上给他开饭,先端上炸酱面。总理拿起筷子,刚要吃,忽
然觉出气氛异常,大概与我们的喜色有关系?他忽然掀起眼皮盯紧我问:“怎么回事,
干吗今天吃面条?”
见他一副警惕模样,我心里叫苦:糟了,总理意识到今天是他生日了……
果然,他把碗筷一推:“我不吃了。”
我忙解释:“这不是专为你生日才做的,正好赶上吃面条……”
总理生气地大声说;“你这是不打自招!”
“好久没吃面条了,这是实情,所以正好做了面……”我见总理不理睬,忙跑到后
面请孙维世帮忙劝说。孙维世原想找机会给总理上蛋糕,一听总理生气了,赶紧往回缩:
“不行,我要是去劝,这块蛋糕也完了……”
正着急,天上掉下颗救星。我听到门外传来陈老总高门大嗓的说话声和笑声。我三
步两脚迎出去,对着陈老总耳朵说:“今天是总理的生日,我们给他做了点面条,谁想
到他急了,饭也不肯吃了。还得请老总帮忙劝劝。”
陈毅笑着点点头,急步走进门,进门就嚷嚷:“好啊,今天吃面条啊,正好我也爱
吃面条,好久没吃上了。总理,我一块儿吃点行吗?”
说着,他已经在饭桌前坐好了。总理无奈,只好陪陈毅拿起筷子。
“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陈毅望住我问。因为只吃一碗炸酱面显得太没气氛了。
“总理不叫上。”我小声喃喃。
“拿来,客人来了还不把好东西端上来?”
我瞟一眼总理,见他板着面孔并不肯为这件事给陈老总赏个脸,所以没敢动。
“那好吧,光吃炸酱面。”陈毅也不好再让坚持上东西了。结果,那块生日蛋糕和
用面蒸的寿桃,全被我们工作人员分吃了。
与这次过生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4年,毛主席生日那天发生的事。
1974年12月24日,我任总领队,带着卫士高振普和专家医生吴德诚、张佐良,护士
徐奉生组成的医疗小组,护送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
这次谈话可能比较愉快。总理出来后说:“主席留我再住两天,你们也可以放松两
天。”
这两天,我们确实放松了。后来才知道,这次谈话,主席表现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
任,对周恩来提请四届人大通过的经济计划,配备人大及国务院领导班子的人选等等,
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总理心情很好,这两天跟我们一道散了步,还玩了一次扑克牌。玩牌时,总理借洗
牌时间望着大家问:“你们去过韶山吗?”
我们纷纷说:“还没去过。”
“你们跟着我忙,没有机会。不到韶山你们不会真正体会‘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
意义。”总理庄严地点点头,加重话的份量。然后放开声说:“这样吧,你们可以轮班
去一下。”
我们一起说:“有机会时,我们跟总理一起去。”
总理笑了:“那好,有机会时我们再一起去。”
26日上午,总理对我和高振普说:“今天是主席的生日,你们知道吗?”
“知道。”
“我要请大家吃饭。”总理愉快地说。
那一刻,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总理62岁生日时,生气不肯吃寿面的情景。可他现在要
为主席的生日请客庆贺了……
“都请谁呀?”小高问。
“就是这儿楼里的人,再加省里和军区的几位负责同志,哎,你们再问问那两位小
姐来不来?”
总理说的两位小姐就是指王海蓉和唐闻生。
总理情绪这样好,大家都十分高兴。高振普还给王海蓉打了电话。
王海蓉在电话里问:“3号楼去不去?”
3号楼是指王洪文。那时的习惯,领导人住几号楼就简称几号楼。高振普在电话中
说:“总理没请王洪文。”
王海蓉说:“那好,我参加。”
当时总理癌症已经很严重,是从医院飞来长沙的。膀胱癌是绝对不能喝酒的,两年
前尼克松访华时总理就喝不下酒了,只是用唇沾沾表示个意思。但这一次,他却举起酒
杯说:“让我们大家共同祝愿毛主席健康长寿。”
说罢,总理一口干掉了杯中的茅台。他的胃显然已经不能承受,他的喉结滚动了一
下,苍白的脸上涌出两片红晕。但他始终在笑。这是我见到的总理喝下的最后一杯酒。
最后一杯酒是祝愿给了毛主席。
周恩来对毛泽东忠诚不二,当我们说其中有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时,实际上已经包
含了与过去几千年“忠君”思想完全不同的新内容。这种忠诚包含着对事业和信仰的忠
诚,并且首先是源于对人民的忠诚。
重庆谈判期间,曾有记者问周恩来:“周先生,过去你曾在陈独秀、瞿秋白、王明
等人领导下工作,现在又在毛先生领导下工作,你怎么解释你的这种变化?”
周恩来回答的大意是:谁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选择谁。我拥护毛主
席是因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基本可以从周恩来佩在胸前的那枚像章说明。
这枚像章。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毛泽东头像,三分之二面积是“为人民服务”五个金
字;
这枚像章。周恩来一直佩戴到去世;
这枚像章,周恩来不同意用任何单纯的毛泽东头像章来替换。这枚像章无疑反映着
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的人民、毛泽东与自己的位置和关系。对此,我想先
引用一段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同记者的对话。
郑淑云:那是“文革”初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班。白天总理活动太多?工作太忙,
哪有时间顾什么保健治疗啊。那时他身体也很好,所以保健治疗非常简单。因此我常常
是晚上去看看有什么治疗要做没有。
那天我走到总理办公室门口,一看门是半开着的,我就探过身往里瞧了一眼。一看
总理今天破例没有伏案工作。桌上摊了一大堆毛主席纪念章,他正侧身站在那里仔细拣
着。我一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像章风靡全国,人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常常拿
出来比较、交换,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宝贝似的,到处向人夸耀。我一看总理桌上
有那么多的好像章就眼睛发亮,走不动了,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总理抬头一看是我就招
手说:“进来,进来。”平常我是不进他办公室的,这次因为我见他显然是在休息,所
以就进去了。总理说:“过来看看这些像章,我看来看去就喜欢这一枚。”我探过头去
一看,并不是主席头像,而是主席手写的“为人民服务”章。以后他一直佩在胸前直到
去世。
记者:后来佩戴的是一枚同样的,但也不是这枚了。张佐良(总理的保健医生)给我
讲过这样一件事。1967年造反派要砸烂春季广交会,眼看无法及时开幕,总理亲飞广州
做造反派的工作。好象是一次晚餐后,总理刚站起身,宾馆服务员,一个很年轻的小姑
娘走了过来。说:“总理,我跟您换像章。”总理见她一点儿都不胆怯,赞许地笑了,
说:“哦,你喜欢我戴的这枚?好啊,那就送你了。”小姑娘还真勇敢,跨前一步,自
己动手把像章从总理胸前摘下来,又把自己的那枚头像章给总理戴上。待办完事,晚上
休息时,总理将那枚头像章摘下来,重新又换上一枚“为人民服务”章。原来他身边还
带了一枚备用。可见不是原来的那枚了。
郑淑云:对,当时桌上“为人民服务”章不止一枚,我见总理说好,也拿了一枚,
至今还保存着呢!
周恩来永远是和人民站在一起,这是没有什么人产生异议的。震撼全国的“四五运
动”,就其深层的意义而言,主要是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再次
呼求,表达了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喷怒不满,表达了对现实现状,对当时所执行政
策的不满,表达了“要邓小平不要‘四人帮’的意愿。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在当时
形势下公开表露,于是人民想到了能代表这一切美好愿望的周思来。去***广场悼念
周恩来,可以把人民心中的一切所想,所求都表达出来。这就是周恩来与人民在一起的
最好说明。
1953年左右,具体时间记不准确了,和平宾馆刚刚建成,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到宾
馆来,我们的哨兵不认识他,把他拦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许多服从哨兵,遵
守制度和纪律的故事,但这位不是共产党领袖,是民主党派领袖,当即发起脾气,扬起
拐杖重重敲打了哨兵一下。哨兵当然不敢还手了。
周恩来平时对这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尊敬、礼貌、谦让,可以说礼遇很高,听说这件
事后却不答应了,当即去找这位民主人士评理:
“你这是侵犯人权么!”周恩来很少对民主人士这样态度严厉,“连毛主席都不能
动我们士兵一根指头,你怎么可以用棍子敲我们哨兵的头呢!你也是主张平等博爱,拿
起棍子打人家头能叫平等吗?别人打你一棍子你答应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么,这不
是马克思讲的,是中国的老话了,你能不懂?”
这位民主人士赧颜地做了自我批评。50年代初关于“人权”的话很多,常可以听到
“不许侵犯人权”的说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理这次对民主人土的批评。
到50年代末,“人权”的说法渐渐没有了。那时的强迫命令很普遍,但我还是从总
理那里听到了“人权”的话。
1958年7月,我跟随总理和陈云去安国、定县、徐水等地参观。徐水搞强迫命令,
把老百姓房子都拆了,改建成清一色土坯二层楼,是为了那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的共产主义美景。我跟总理走进那没有电灯电话的阴沉沉土坯楼时,我见到总理眉头紧
锁。当地领导还眉飞色舞吹嘘他们提前跨进“共产主义”一条腿的经验和政绩呢。
“够了。”周总理不客气地打断介绍,我发现他眼里闪出了泪花,声音压抑而又颤
抖:“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么!北方老百姓睡炕,这是几千年的传统习惯,你们强行拆除,
不叫睡炕,老百姓不生病吗?……”
“山高皇帝远,”陈云难过地说;“简直无法无天!”
60年代初,日本女排称霸世界,总理认为应向日本请教,就和贺老总商量,把日排
教练大松请到了中国来。
总理去看大松搞训练,那气势确实叫人耳目一新,真令人想起战争年代的“武士道”
精神。吼声、喊声、排球连珠炮似地射:出,中国姑娘真被折腾惨了,看得中国领导人
一个个都瞪立眼,忘了呼吸。
训练结束后,总理大喘一口气,刚从冰水里探出头似的。他走过去,同大松握手,
说了许多感谢的好听话,然后转了口气。
“训练中,对我们的姑娘们怎么严格要求都可以,‘严师出高徒’么。但是有一点,
不能动手打我们的姑娘。在日本你们可以这么做,但在中国不行。两国的社会制度不
同。”周总理说到这里,缓和一下语气,笑着补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呀,要尊重
人权,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