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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思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
“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
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
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
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
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
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
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
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1954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
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
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
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
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
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
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
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
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
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
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
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
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
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
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
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思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
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
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
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
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
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
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
开演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观众并没“大失所望”地离开或不满地发牢骚，这次
全场静悄悄，观众都如石雕一般纹丝不动，灵魂早巳进入影片剧情之中。看来人类不分
种族肤色，不分地区时代，不分阶级信仰，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和
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都是循着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发展着
故事，所以，无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为绚丽缤纷的画面
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
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
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
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
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
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
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
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
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1940年我到他身
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
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思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
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
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
感谢我的母亲，4岁时她就教我识字，5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
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
示……
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
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
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
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
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
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
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
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
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
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
“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
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
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
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
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
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
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
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
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
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
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
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
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
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
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
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思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
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
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总理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总理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总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
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啊？”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
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