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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
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
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
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
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
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
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
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
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
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
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
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周思来推荐陈毅
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
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
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
周恩来加重语气说:“要看整体效果。他讲的很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周恩来不但肯定、支持陈毅,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一道吃饭。这对陈毅是极
大的支持。
那天,陈毅兴致极好,嗓门大、笑声高。周恩来见朋友高兴,自己更高兴。
“陈老总,你兴致来了。”周思来高声提议:“你能不能来首诗啊?”
“总理来,总理来。”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
“我不行,”周恩来摇头,“我对诗没什么研究。”
“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
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想找机会“发泄发泄”了。总理再了解他不过,所以根本
不再多说,该走就往前走,该看就往前看。果然,没多大工夫,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
门,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这种新作,即
席即兴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个别地方也有所
提议指正。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细琢磨”,“精加工”,然后写
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诗友看。
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
总理喜欢陈毅,陈毅也了解总理,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
不便提的要求,就来找陈毅,请陈毅出面帮忙。
比如我遇到几次,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不好张口,就去找陈毅。
“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陈毅问。
贺龙与陈毅关系深,根本不作解释,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扯一下说一句:
“帮帮,帮帮。晚上见。”
贺龙丢下陈毅就走,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陈毅也了解贺龙。战争年代,贺龙是有
名的爱兵如子,当了体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见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一定想方设
法满足这些“兵”的愿望。自己不好出面请时,就让陈老总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陈
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周思来没有不答应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
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
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
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
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
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
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
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
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
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
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
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
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
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
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
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
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
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
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
40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
乐。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
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
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
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
“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
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
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
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
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
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
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
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
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
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
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
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
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
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
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
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
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时,周恩来又千
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
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
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
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
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
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
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
自赶往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