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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我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没想到，凌晨3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
我们立刻发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
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在急促的电话铃声和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声中，纷纷爬出热被
窝，冷水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
么大事，刚问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
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深夜惊梦的原因。
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
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
记得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理由。但陈家
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啊！他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
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总理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总理看看大家，又不
无几分得意地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总理惩戒性地用指
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
里爬出来的吧？”
这一来，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一夜的疲劳全消失了，
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总理不乏严肃的笑容和对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
八、六个办公室
国内国外许多有名有影响的人都著文说：“无疑，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
工作最多的一个人。”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最强烈的感受也是这一点。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
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总理忘我工作的文章人们写过很多很多，我不想重复。我只想讲讲总理的“六个办
公室”。不要误会这“六个办公室”是西花厅、人大会堂、钓鱼台、新6所等等不同地
点都有总理办公的地方。我要讲的六个办公室，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根据总理的生活及
工作规律，自己总结出的六个“办公室”。
被我们称为总理的“第一办公室”的，是厕所。建国后叫得文明些，是卫生间。
总理的生活规律：睡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他是两眼一睁就开始工作的人，
所以厕所就成了他的第一办公室。就我所见，早在1940年，从我调到他身边开始，就发
现是这样。
那时在重庆，没有坐式马桶，“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很简陋。我们在房东的菜园子
里，距住房10米左右搭个小棚子，在棚子下挖个地坑，再垫两块蹲坑时脚踏的砖，这就
是“第一办公室”的全部建筑和设施了。周恩来起床后，抓起报纸和临睡前准备待办的
文件就直奔厕所，也就是第一办公室。他在坑上一蹲好，开始解手也就开始了办公。
总理解手时间比较长，不像有人能3分钟“解决战斗”。总理快则半小时，慢则一
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若不办公，一生将损失多少？所以他进厕所时总要带很多报纸
和文件。在“第一办公室”里办公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解手时间长短；同样的，解手时
间长短，有时也取决于公事办完投办完。
有些人把上厕所叫去1号，而我们这些人，特别是部队和机关里一些同志，把上厕
所叫作“办公事”。典故就出在周思来这里。
周恩来在解手时办公事，也是有个顺序：先处理那些急件急电，然后看报纸。有时
边看报纸还要边听秘书及工作人员的汇报，并同时作出各种指示。一般看完报纸或没看
完报纸，解手就已经完成了。偶尔报纸看完了，解手还没“完全彻底”，那就按轻重缓
急继续批阅文件。
记得我刚调周思来身边任警卫时，由于同时来了不少人，所以他并没直接同我个别
谈话，就由延安出发了。到重庆后，我去“第一办公室”报告事情，才作了个别谈话。
“你是叫何树英吧？”
“是的，周副主席。”
“原来在哪个部队？”
“385旅。”
“噢，你是四方面军的。”
我有些不自在。四方面军出了个张国焘，搞得我们都好象比别人差了点什么。
周恩来像是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四方面军就是张国焘不好，广大指战员还是
好的么，中央是信任的。张国焘这个人不会打仗，又指挥得很具体，连营一级都要去插
手。”周恩来讲到这里摇摇头，然后对我说：“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
他没有因为我是四方面军出来的而不信任，留我在身边，不久又提我担任他的副官，
建国后又先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和卫士长。
进城后，“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得到改善。过去蹲坑式，周恩来办完公事，站起来
半天迈不了步，腿蹲麻了。进城后改为坐式马桶，坐时间长了虽然还会腿麻，毕竟比蹲
着要舒服省力，办公效率也提高很多。
由于夺得了政权，周恩来必须总理整个国家，所以进城后比战争年代不但不轻松，
反而更忙了。需要在“第一办公室”里处理的事情也比过去复杂，比过去多。
总理如果是凌晨3点上床，那么7点多便起床了。当然，并非总能这样规律地睡眠，
睡眠问题后面专门谈；他起床后，带报纸、文件、大参考直奔“第一办公室”，在厕所
马桶上一坐，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
我们秘书都十分重视这一小时左右的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
么。为这一小时的办公时间，我们秘书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
首先，我们秘书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
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总理只要睡
下3、4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何况地球是圆的，
我们是黑夜，那半个球正是白天；战争、谈判、大选、政变、地震、水灾、空难、车祸，
没有一分钟清闲。这一切都连着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
决策。
总理前脚进“第一办公室”，我们后脚便跟入，环立他左右，将急电、急件、急需
批转的报告，按轻重和事先协商的顺序呈递上去。总理这时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的办
公效率是超人而又惊人的，但凡见过总理办公的人，无论你自己本身也是怎样的超群，
怎样的出类拔萃，都不得不拜服在总理之下，叹为观止。
我们常说；总理有3个脑子同时工作，彼此通气又决不紊乱。世人可能难以置信，
但有条件者可以随便问总理哪个秘书；他们无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具体些说，总理是同时进行三项工作。他的眼睛在看电报、文件，并且不时在上面
作出批示；他的耳朵同时在听我们的汇报，这个汇报往往与他批阅的文电毫无关系，因
为有些电话请示及我们总结出的问题是常需口头汇报的，该汇报而没汇报就要挨批评；
在我们汇报的同时，总理还会不时将自己夜里考虑好的一些重要决定及指示，口述给另
外一个秘书。我不知多少次见他手里批阅着外交部的急件，耳朵里听着财经方面的请示
汇报，嘴里交待着国防军事上的指示。三方面的工作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总理样样记
得牢，批得明，说得准；条条件件分清楚，彼此不紊乱，事事有着落。
对此，有人不相信，我并不责怪。是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是事实。且不说听的
人难相信，就是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那些初来不久的秘书，开始都曾惊疑这样的办公，
以为总理正在批阅文件肯定记不住自己的汇报，或以为总理三心二用，跟别人交待工作
肯定对自己的文件批阅不清。往往是经过多次实践证明，经过时间和事实的考验，才终
于惊呼一声：“服了服了，总理真是神人啊！”
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总理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
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件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
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总理没有改正过来？总理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
的例子：
总理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此页末行压
在下页首行之上，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再看下页首行左角第一个字，这样来保证
两页连接处不会多字缺字。
我搞的文件曾多出字来，军事秘书王亚志、郭英会等同志缺漏过字，问题都出在两
页连接处，被总理在边听汇报，边交待工作的紧张状态中，同时批阅文件而同时发现改
正。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成普同志，给新来的同志介绍情况时，有几句话每次都要讲，
所以大家都记住了，并在实际中很快得到证实：你们不要从一般常识出发去想总理、看
待总理，他有个特殊的脑筋，不可思议的能力；他有惊人的记忆力，非凡的洞察力，无
比机敏快速的反应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可以同时在几个方面充分
发挥，表现出来就是工作的高效率、条理层次明晰，互不紊乱，件件周密、细致、精确。
我们全加起来也赶不上他……
我们报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急
情况多，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除非发生了灾情。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
记得有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
国务会议上，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
等进了“第一办公室”，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
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因为总理正在批阅文电，并且不时交待机要秘书发电，口述电文。
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见农业秘书犹豫，就想先汇报。农业秘
书知道总理永远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汇报了。
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那时是计划经济，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比如粮食、棉花、
油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汇报总理
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总理听汇报，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
的数字2而且在问答中，一涉及数字，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而总理就很不耐烦
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
能记到纸上，总理全能记在心里。”我说：“你还不知道呢，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
报就全记住了。”
我没多说。我要是说总理听汇报记数字时，手里还在批阅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