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实告我。”
“没有！”师哲很肯定，“确实没有。”
这种场合，师哲是不会遮掩的。因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真有出格的话，必须讲出来
以便采取补救措施。师哲肯定的态度使再三再四追问的周总理放下一些心。他懊悔地摇
摇头，小声喃喃道：
“我记得昨天晚上离开了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师哲直到这时，才换上劝慰的口气：“总理，没事。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
举止，表现都很正常，甚至没看出什么醉意，否则，早请你退席回寓所了。”
正说着，皇宫医院那位老医生又来了。总理迎上去同他握手致谢，已经完全恢复了
平日的翩翩风度。医生替总理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是还要休息。”
“我是准备今天回国的。”总理说。
“绝不能长途跋涉。”医生断然说，“推迟一天走，今天好好休息。”
于是，总理只好留下来多住一天。上午休息，下午参观，第二天才登机飞回北京。
总理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结束后，又专门向毛泽东作
了个别汇报。
“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
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
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攻
彼之短。”
4月2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全体人员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神采飞
扬，谈笑风生。师哲到机场迎接，握手时，总理对他说：“我跟主席承认了错误。主席
笑嘻嘻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
师哲也笑了，说：“总理，你就是太认真，多喝了点酒也值得向中央检讨？都像您
这样的话，苏联那些酒桶们就别干事了，三天两头向中央作检讨去吧。”
总理摇摇头，认真说：“你讲的不对。那是他们，我们不同。还是要接受教训。”
总理是接受教训的，以后在外事活动中，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气氛，都再不曾喝醉，
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节制，这个程度就是兴奋之前。因为一旦喝得兴奋起来。再想节制就
困难了，会身不由已。
不过，“自家人”喝酒，脑子里那根弦就不会绷得紧，喝兴奋了的时候有，兴奋起
来免不了会有进一步发展，于是，我又看到一次总理醉酒。
那是1958年的秋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在司令员杨勇上将和政委王平上将的
率领下撤出朝鲜，凯旋归来。周恩来总理满心喜悦，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志愿军总部的
同志。那天他很激动，很兴奋，刚替他斟好“酒”，他就倒掉了，大声吩咐：“今天我
很高兴，要动真格的。给我换酒。”他斟一杯茅台，“揭发”我们说：“你们那个自产
的我不喝了，我喝贵州茅台！”
志愿军官兵欢呼鼓掌，为周总理“动真格的”而感荣耀。这样的场面和气氛我们还
能说什么？一声命令，把代酒的水全撤了，实实在在拿上来的全是茅台。
我们理解总理的心情。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前方是彭德怀抓总，后方是周总理总揽
一切事务。我们计算过，每天工作都在16小时以上；稍有大的战役，便连续几天不合眼，
谁也说不清他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大军一过江，弹药、给养、医疗、交通运输等等，
都是周恩来亲自组织生产调运。在军事上，大的方针、决策由毛主席定，比如出不出兵，
比如五次战役，比如打到汉城部队回撤不回撤，比如防敌登陆作战。但具体工作都是总
理负责。所有前方来电，都是首先由周总理审阅定夺。军事参谋郭英会每天都要交给总
理一百多份电报，甚至二百多份电报。当时部队方面，总参谋长是聂荣臻，总后勤部长
是杨立三，但战争一打起来，我们都发现，所有发往前线的电报一律由周总理亲自签发，
并且主要也是由他拟写。我们曾纳闷，聂荣臻是总参谋长，为什么事无大小全都报请周
总理签发？他一点主都不能作吗？
郭英会曾向总理建议：“总理，你太忙了，这样下去吃不消的。有些小事、具体事
是否可以叫他们自己解决，叫他们直接处理，不必上报？……”
总理摇头：“不行。你们不要伯我忙，我能忙过来。”
后来我们才得知，总理对聂荣臻不放手，是因为聂荣臻发的一个电报没上报，毛主
席批评了。总理怕放手再出差错，所以坚持事无巨细，必要躬亲。
对总后勤部长杨立三，总理也始终不肯放手。他与杨立三私人感情很深，长征路上，
总理患肝脓肿，差点死掉，杨立三亲自给总理抬担架，一直抬出草地。后来杨立三去世
时，总理坚持为杨立三抬棺材。就这样深的感情，总理也不肯放手。直到杨立三去世后，
黄克诚大将接任，总理才放手。他说黄克诚明全局，知大义，办事稳重，可以放心。
建国之初，中共中央还没有政治局常委，就是书记处，五大书记大权总榄，毛主席
只抓中心问题，具体事务全交总理，总理不但要抓军事，抓建设，还要抓宣传舆论工作。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王”，必须鼓动全国人民敢同美国斗争。当时
国内存在的主要思想问题是崇美、恐美、媚美。许多民主党派都忧心仲仲，向中共中央
提问题，集中就是美国那么强大，打不赢怎么办？所以出兵前后总理忙坏了，经常是几
天几夜不合眼。
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分前院后院，前院接待外宾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后院接待党
内军内负责同志，每天忙完前院忙后院，忙完后院又忙前院。主席说：“你那里是轴
心。”
在我记忆中，当时的政府部长，民主人士占很大比例，都归总理管，总理每星期都
要同他们谈话，通报情况，统一思想，合力对敌。李维汉、陆定一、聂荣臻、杨立三，
每星期至少同总理开三次会。
紧接着美国人轰炸铁路，滕代远和吕正操来总理这儿越来越频繁，抢修铁路也要总
理亲自抓。
那时空军刚建立，马上面对了参战问题。刘亚楼司令员和苏联顾问也来得一天比一
天勤。
后又爆发细菌战，问题也是由总理具体抓。从前方弄来的细菌，组织医务人员分析
化验、专家鉴定，进而在国际上开展宣传斗争，搞了相当长时间，花费总理大量心血和
精力。
后来一面打一面谈判。我们与金日成有个私下的协议：谈判桌上以朝鲜方面为首席，
但大政方针由北京作出。李克农驻开城，与北京搞一条热线。上午谈判，下午李克农、
乔冠华在开城将谈判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北京在黄昏时已研究完第二天的发言及策略。
当时总理办公室有位笔杆子叫杨刚，具体执笔写谈判发言稿。她写完初稿交总理，总理
连夜修改之后转发开城，开城李克农主持，吃透精神，指挥前台进行谈判，谈判桌上的
人基本就是照稿念。《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朝鲜谈判的稿子也是由杨刚写好初稿，然
后交总理改定（杨刚在反右斗争时自杀了，非常可惜）。谈判前后拖了近2年，每天的发
言，每天的斗争方式方法就是这样由总理定下来，然后请毛泽东过目审定。那是多少个
不眠的日日夜夜啊，总理的工作量可以说比“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点不小，只是心情完
全不同罢了。
现在，抗美援朝终于胜利结束，志愿军都凯旋而归，总理怎么能不高兴呢？怎么能
不喝酒呢？又怎么能劝他不要喝酒呢？
我们心里明白，这一次总理不但要喝，而且设法不叫他多喝。大凡前线下来的人，
刚结束了生死考验，不会喝酒的人也能变成酒桶，喝半斤白酒不眨眼。何况杨勇、王平
本来都是善饮的将领，那酒便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地喝起来，都喝得红光满面，神采飞
扬。
总理越来越兴奋，话也越来越多，这是醉的开始。我们谁也无法干涉，怕破坏了气
氛，只能向志愿军代表们小声提醒：“喝不少了，该结束了，跳舞吧。”
“好，现在去跳舞。”总理终于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挥手招呼大家去跳舞。他已经
站不稳，虽然竭力想走出平日的风度，但已力不从心。我上去搀扶：“总理，先休息一
会儿再跳吧？”
“没事，我没事。”总理兴致很高，挥开我们，步履不稳地下到舞场，随着音乐翩
翩起舞。我们不放心，志愿军文工团的一些女战士也看出总理的醉意，大家追随在总理
身后，一边看总理跳舞，并且希望自己也能跟总理跳一场，一边留心总理不要摔倒。
还好，总理连跳两场舞，虽然不稳，却坚持着不曾摔倒。他即便醉成那样，对文工
团的女孩子们仍是那么尊重有礼，保持着高雅的舞蹈动作，曲终时还彬彬有礼地向女战
士点头致谢，然后走到场边，坐下来休息。
这一坐下，酒大概涌上来了，他的目光变朦胧，这是超过了神采飞扬，两目有神的
“第二高原现象”，进入第三阶段，眼皮渐渐垂下，身体一点一点歪倒，终于躺倒在椅
子上。我们早有准备，马上奔过去，连椅子带人一道抬进了休息室。
这一次热烈，谁也没数总理喝了多少酒，反正出席宴会的所有志愿军代表，都和总
理碰过杯。代表们都满足了，高兴了，总理把欢乐送给了大家，自己却大醉倒下。医生
赶来诊疗抢救，总理在北京饭店里睡了一夜才清醒过来。
早晨，总理一睁眼，忽然叫了一声：“哎呀，报纸怎么写的？”他急切地招呼我：
“何秘书，你快去人民日报社，可不要写的不好。”
总理对新闻特别关心，每天晚上都要等《人民日报》的清样，有时还要把社长叫去
讨论，重要文章都要亲自改定。这次醉酒，他没能审定稿件，所以着急。
我取来报纸，总理看过后，松口气说：“可以，写得很好。”
这次醉酒总理在北京饭店休息了两天。
这次他写了检查，说影响了工作。
这次毛主席没有笑嘻嘻，而是批评了总理。原因也是影响了工作。
但从我自己的感觉，总理这次大醉合倩合理，完全值得。他这一次醉，没在我心里
留下任何不好印象，反而使我觉得总理更可亲，更可敬，更可爱。他是真正有情有义有
最充沛的感情的人。
总理不但善饮茅台，而且善于用茅台开展工作，既能达到目的，还可以取得用其他
方法所不能取到的好效果。
比如总理有时用茅台作“赌注”，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可以举这么个例
子：
总理给主席写了一个有关中苏签订尖端武器协议的报告，毛泽东批了“原则同意”。
晚8点，报告批转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想叫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看看这个报告，
以便吃透精神。可是值班秘书打电话，到处找不到雷英夫，只好向周恩来报告：“总理，
找不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