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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怎么了？”柯尔门有点莫明其妙了，他说的话怎么会引起这种反应呢？
“我们没有作孔姆斯间接试验。”尽管柯尔门对亚历山大很关心，他觉得有点不愉快了。由于皮尔逊在场，他很想避免再谈这个问题。现在他被弄得不得不谈了。“唉，作了，你作过了，”他顺口说道。“我记得是我签的孔姆斯试验的申请单子。”亚历山大用绝望的眼光看着他，眼睛里流露出请求的神色。“可是皮尔逊大夫说没有必要。这个试验是仅仅用盐水和高蛋白作的。”柯尔门花了几秒钟时间消化这句话。他看见塔马塞利不大明白似的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一场表演。窦恩伯格马上注意起这些话来了。
皮尔逊显得很不舒服的样子。他带着不安的心情对柯尔门说：“我原打算告诉你的，可是给忘了。”戴维·柯尔门的脑子马上转过来了。但在没有进一步弄清情况以前，他需要落实一下。“我理解的对吗？”他问亚历山大，“根本就没作孔姆斯间接试验？”在亚历山大点头的时候，窦恩伯格突然插进来说：“等等！让我先弄清楚。你的意思是说，那母亲——亚历山大夫人——终究还可能有血液敏感问题？”
“当然她可能有！”柯尔门这回不管不顾了，他的声音一下提高起来。
“盐水和高蛋白试验在很多情况下是有用的，但不是所有情况都有用。任何在血液学方面合理地跟上现代医学的人都应该懂得这一点。”他斜眼看了皮尔逊一眼，他在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又对窦恩伯格说：“所以我才让作孔姆斯间接试验的。”院长仍然在努力理解医学方面的含义，他问：“你说的这个试验，既然你让作了，怎么又没有作呢？”柯尔门转过身来冲班尼斯特，眼色很严厉地问：“我签的那张申请单哪里去了——孔姆斯试验的申请单？”技术员犹犹豫豫地没有回答，他又问：“说呀？”班尼斯特直发抖。他嘴里嘀嘀咕咕，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在说：“我把它撕了。”窦恩伯格有点难以置信地说：“你把大夫的申请单给撕了——也不告诉他？”柯尔门毫不客气地说：“是谁叫你撕的？”班尼斯特看着地板，勉强回答：“皮尔逊大夫叫我撕的。”窦恩伯格现在思想转得很快。他对柯尔门说：“这说明那孩子可能得了有核红细胞增多症，事实上，各种迹象都说明这个问题。”
“那你要作换血手术吗？”窦恩伯格痛心地说：“如果需要换，也应该在出生的时候换。可是尽管这么晚了，也许还可能有救活的机会。”他望着年青的病理医师，似乎只有柯尔门的意见是可以信赖的样子。“可是我想弄牢靠一些。那孩子没有多少力气，经不住折腾了。”
“我们需要给孩子的血作一次孔姆斯直接试验。”柯尔门的反应很快、很中肯。现在都看他和窦恩伯格的了。皮尔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给迅速发展的情况弄呆了。柯尔门厉声问班尼斯特：“医院里有没有孔姆斯血清？”那技术员咽了一口气，说：“没有。”这是院长权限之内的事了，他很干脆地问：“我们从哪里可以弄到？”
“时间不够了。”柯尔门摇摇头说。“我们得请别的地方作，那些有条件的地方作。”
“大学可以作，他们的化验室比我们的大。”哈里·塔马塞利走到电话机旁，对接线员说：“请给我接大学医院。”他问在场的人：“谁在那里负责？”窦恩伯格说，“弗兰茨大夫。”
“我找弗兰茨大夫。”培马塞利问：“谁和他接头。”
“我来。”柯尔门拿过电话。别人听着他说：“弗兰茨大夫吗？我是柯尔门大夫，三郡医院病理副主任医师。您能给我们作一个紧急的孔姆斯试验吗？”停了一会儿，柯尔门听着。然后，他说：“好，我们立刻把血样送来。谢谢你，大夫。再见。”他转过身说：“我们要很快抽血样。”我帮您抽，大夫。”这是班尼斯特，手里拿着器械盘子。
柯尔门想拒绝他帮忙，又看见他眼里带着恳求的神气，犹豫了一下，说，“好，跟我来吧。”在他们走的时候，院长在他们后边喊道：“我叫一辆警车。他们可以把血样送得快一点。”
“请允许我自己把血样送去——和他们一起去。”这是约翰·亚历山大。
“好吧。”院长拿起电话耳机，他很快地对接线员说：“接警察局，”又冲亚历山大说：“和他们一起去把血样拿到急诊出入口。我让警车在那里等着。”
“好，院长。”亚历山大很快地走了出去。
“我是三郡医院院长。”塔马塞利又在打电话。“我们需要一部警车送一个紧急血样。”他听了一会儿。“是的。我们的人等在急诊出入口，好。”他挂上电话，说：“我再去看看，让他们都接上头。”他走了出去，室内只剩下皮尔逊和窦恩伯格两个人了。
在过去几分钟的时间里，老产科医生脑子里思绪万端。在漫长的医务生涯当中，查尔斯·窦恩伯格当然经过许多病人死亡的事例。有的时候，他们的死亡几乎好象是命中注定的，可是他总是全力以赴地，有时甚至是拼命地设法抢救，一直到最后，从不放弃一线希望。在一切情况下——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他自己，他的所作所为是光荣的，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高的，工作是踏实的，他总是要尽他最大的力量的。他知道，有的医生有时就不那么认真。但就他自己来说，他自信和自负的是：我查尔斯·窦恩伯格从来没有由于技术不行或粗心大意而耽误过一个病人。
这样一直到现在的这一次。
现在，在他即将结束他的医务生涯的时候，他似乎要分担一份由于另一个人的无能所造成的悲惨的恶果；而最倒霉的是——这个人竟是他的一个朋友。
“约，”他说。“我想告诉你点事情。”皮尔逊坐在一个化验台的凳子上，脸色苍白，眼神发散。现在他慢慢地抬起头来。
“这是一个早产儿，约，可是他是正常的，我们本来可以在他出生的时候给他换血的。”窦恩伯格停顿了一下，当他又继续说的时候，他的声音里带上他自己的情绪了。“约，我们是很长时间的朋友了，有时我给你打掩护，我帮着你去跟别人干。可是，这一次，如果这个孩子死了，那么上帝帮助我！——我要把你带到医管会去，我非把你撕成两半不可！”
二十
“看在基督的面上，他们都干什么呐？怎么还没有个信呀？”约瑟夫·皮尔逊神经质地用手指头敲打着办公桌。从把亚历山大的婴儿的血样抽出来立即送到大学医院起，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小时零一刻钟了。现在只剩下这个老病理医师和柯尔门两个人在办公室。柯尔门沉静地说：“我又给弗兰茨大夫打了电话。他说一有结果马上用电话通知我们。”皮尔逊呆呆地点点头，又问：“那个年青人——亚历山大在哪儿？”
“警察把他送回来了。他现在在他妻子那儿。”柯尔门犹豫一下，说：“在我们等信这时候，向保健科了解一下伙房的情况，看看他们给炊事员作的检查工作开始了没有，你看怎么样？”皮尔逊摇摇头。“等会儿吧——等这事过去之后再说。”他焦躁地说：“在这件事没有个着落以前，我什么事也考虑不了。”自从今天早晨化验室里一连串爆炸性的事情发生之后，柯尔门感到自己一直没考虑到皮尔逊的心情，不知道这个老头子心里是什么滋味？对于柯尔门在血敏试验问题上发表的一通言论，皮尔逊没有争辩。他的沉默似乎是默认了他的这位年青的同行起码在这方面比他高明。柯尔门心想：这种滋味大概不大好受。他发现自己头一次对这个老头产生了一点同情心。
皮尔逊停止了敲桌子，使劲给了桌子一巴掌。“看在圣彼得的面上，”他说，“他们为什么还不打电话来呀？”
“病理科有什么消息吗？”查尔斯·窦恩伯格刷好了手，在产科旁边的一个小手术室里等着，他在向刚刚走进来的一个护士问话。
那个姑娘摇摇头。“没有，大夫。”
“咱们这里快准备好了吗？”护士装好两个胶皮热水袋，放在为婴儿准备的小手术台的毯子底下。她回答：“再有几分钟就好了。”一个实习医生走到窦恩伯格跟前，向：“如果孔姆斯试验结果来不了，您也打算照样作换血手术吗？”
“嗯，”窦恩伯格回答。“我们已经耽误了很久，我不想再耽误了。”他考虑一下说：“反正，按照那孩子的贫血情况，即使没有试验，也得给他换血。”护士说：“大夫，那孩子的脐带已经剪短了，您知道吧？”
“是的，谢谢你，我知道。”窦恩伯格对实习医生解释说。“如果我们事先知道要给孩子换血，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把脐带留长一些，这样可以作为一个方便的连接点。很遗憾，我们当时不知道，现在这个病例要换血，所以把脐带给剪了。”
“那您预备怎么办呢？”实习医生问。
“我打算用局部麻醉，紧贴着脐静脉血管上边切下去。”他又转身问那护士：“血温过了吗？”护士点头说：“温过了，大夫。”窦恩伯格告诉实习医生说：“检查一下新血是否接近于体温，这很重要，不然会增加休克的危险。”其实，窦恩伯格脑子里还有另外的考虑：这样给实习医生讲着，可以把他的脑子占住，避免想得太多。在这个时候，窦恩伯格很想回避一些问题。
他在化验室和皮尔逊摊了牌，离开那里以后，受到了焦虑和自责的折磨。这个事故从技术上说，怪不到他头上来，但是这一点似乎无关紧要，问题在于他的病人受到了伤害，他的病人可能由于这次医务上不可原谅的失误而死亡，而这个责任则完全是他个人的。
他正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突然让自己停住不动了。有点不对劲；他忽然感到一阵头晕；脑袋发胀，屋子在旋转。他闭了一下眼，定了定神，然后慢慢睁开，眼前的东西又清楚了，头晕也差不多过去了。可是，低头一看，自己的双手在发抖。他试着控制一下，但是不灵。
亚历山大婴儿的保温箱已经推进来了。这时，他听见实习医生在问他：“窦恩伯格大夫——您觉得怎么样，身体行吗？”他的话挂在嘴边上，想说：“行。”他知道，如果一说出去，他就会勉强作下来，刚才发生的情况也就遮过去了，除去他自己，别人是不会知道的。 尽管已经很迟了，凭他的技术和判断，也许还能把孩子救活，这样起码可以使自己的良心和自尊心得到一些安慰。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自己多年来对老年人过久地恋栈权力所持有的看法和说过的一些话；他曾经扬言，如果自己也到了这种时候，他会有自知之明自动把路让出来的；他曾下过决心决不在身体发生问题之后再作任何临床。他想到了这些，又低下头看了看他那发抖的手。
“不行，”他说，“我觉得我不大好。”他停了一下，情绪一阵激动，很难控制自己的声音。他问：“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