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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华阴县实行农业合作化。一开始是一些关系好的农户们在农忙时节三五成群，自愿接合，在一起互相帮着收割、播种—他们把这种临时性的组织叫做互助组。牛保民就主动加入了村里一个由一位复员军人—叫杜木林的小伙子所组织的互助组。在互助组里干活人多热闹，且力量大，功效高。大家一起劳动，一块儿吃饭，说说笑笑，觉着无比有劲头儿；干起活儿来，大家都是抢着往前扑，人人精神饱满，谁也不偷奸耍滑—这种劳动形式当时显得比单家独户做庄稼优越多了。到了1956年的春季，庙东村随着全县革命大好形势的突飞猛进，在原来的互助组基础上，又成立了什么初级农业合作社。庄稼户人一时情绪高涨，不论自家土地多少，全都主动拿了出来，交给农业合作社统一耕种，把自家人老几辈所购置的那些牲口、农具，也都一起交给了农业合作社，由农业合作社统一喂养、统一管理、统一安排、统筹使用，走农业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牛保民的生产资料尽管比一般人要好得多，但迫于大势所趋，在这些事情上他深明事理，处处思想积极，事事当仁不让，顺应时势。他率先毫无保留地把自家那么多的好地全都入了农业合作社；毫不吝惜地把自家那匹心爱的淡红马牵了出来，也交给了农业合作社喂养、使用；把他种庄稼的那一整套应有尽有的农具，一件一件地搬出来，一件不留地交给了农业合作社，让集体使用—直交得让别人看着都有点儿心疼，有点儿眼馋了。尽管牛保民是这样事事都虔心地紧跟着形势走，但还是不能尽如人意，还是处处被那些个革命的依靠力量—贫雇农及共产党员们猜疑，甚至认为他这样做完全是假做作、伪装进步，为的是表现自己给人看，骗取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他们之所以对牛保民会有这样的偏见，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因为牛保民家里是上中农成分。他们总认为上中农成分的农户在加入农业合作社以前生产资料充足，生活条件优越，加入了农业合作社以后，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因此最不坚定，最容易动摇，形势稍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可能拉“牛”退社，所以对这些人必须时时提高警惕，处处严加防范，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牛保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实心实意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可这条路对他来说，走起来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顺畅，总有一股看不见的势力在或明或暗地对他掣肘，阻挠着他的前进。对此他有着说不出的苦恼，心里直嘀咕，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赢得这些革命左派的满意，摆脱那无形的束缚。可是这些事他又能向谁去诉说呢？在这社会急剧变革的大浪潮中，谁又是他能够去诉说的人呢？他只好打掉门牙往肚里吞。走农业合作化道路，至于牛保国一家那就更是马尾穿豆腐—提不上串儿了，想入社，连门儿都没有。当时人们谁都知道他家是地主，他是历史反革命，是革命的对象，是人民的阶级敌人。政府认为他们这些人不仅不可靠，而且人还在、心不死，时时都在敌视社会主义制度，觊觎无产阶级政权，妄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早就把他们打入了另册，对他们实行着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镇压。政府惟恐在农业合作化初期，一旦把他们这些反革命残渣余孽吸收到农业社里来了，他们会在农业社里伺机钻空子，兴风作浪，破坏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因此他家和庙东村的其他几户地主、富农们一样，还是牢牢地被关在农业合作社的大门外边的，各自孤零零地在耕种着土改时政府所留给他们各家的那几亩田地。
在庙东村里，每逢早晨上工，一边是农业社的社员群众，人欢马叫、热火朝天，气壮山河地战天斗地去劳动；一边是几户地主、富农，引领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势单力薄、孤寂凄惘地散落在自家的田地里干着活儿—两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禁不住对农业社的那些社员们无不羡慕不已。地主、富农成分的人，心里总期盼着哪一天人民政府也能皇恩大赦，让他们这些人光荣地加入到农业合作社里去，和那些社员群众在一起干活儿，因为他们实在忍受不住这种特殊待遇的冷落、孤独了，他们太得希望自己也能够和别人一样，在新社会里拥有一般人所拥有的权益。
第十三章 红旗飘飘（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刚建立起来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直就像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飞一样的速度，昂首阔步向前发展着，一天一个新面貌，一步一派新气象，真是让人目不暇接。位于华山脚下的庙东村也和全国形势一样大好，1956年春季刚刚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随即就又转入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到1957年又提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伟大战略口号，整个孟至乡很多农业合作社一瞬间就都合并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人民公社。就这样有人还嫌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特点体现得不够充分，没过多久，竟然把偌大一个华阴县改组成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原来的区、乡、村这些基层行政机构都不要了，把它们统统都改变成了人民公社的下属组织—管理区、生产大队、生产队。庙东村和庙西村，还有葫芦头村三个自然村组成了华阴人民公社孟至塬管理区下属的一个生产大队。牛保民原先所参加的那个互助组的组长—退伍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杜木林现在成了庙东村生产大队的大队长。这时候皇恩浩荡，原来不让入社的那些地主、富农们也都被大赦后吸收到人民公社里来了。在空前体现着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特点的人民公社这一特定组织形式下，人们一个个更是精神焕发，信心百倍，提出了“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的口号，喊出了“社会主义发展一天等于二十年，国民经济五年赶上英国、十年超过美国”等惊天地、泣鬼神的豪言壮语。到了1958年左右，人们又热火朝天地高高举起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了“敢想、敢说、敢干”的口号。在这三面红旗中，总路线的具体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们一时精神达到了一种亢奋状态，似乎已经不顾一切，也忘记一切了，只觉着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很容易，只需要一抬脚，一迈腿，理想就变成了现实。同时，他们还认为现在一切都已经公有化了，至于东西，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都没有必要再过多地去计较了，反正一切都是公家的，就连自个的人也都是属于人民公社的，全社会马上就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了。你看不是吗？几千年都是属于私人所有的土地现在全都变成人民公社的了，各家各户所居住的房子，人民公社马上就要统一调配使用了，谁家住哪儿，全都由人民公社安排决定。如果说你家所住的房，人民公社需要做其它某方面的使用，那么你马上就得二话不说，搬出来给腾下。庙东村生产大队就有好几个这样的实例，有几家祖上是宦门，住所院子大，四开间门面，房子质量在庙东村也是首屈一指的。这几家人就无可推辞地被安排到了别的地方，和另外的农户挤到一块儿去住，而把他们家那高大、宽敞、明亮的宅子腾出来给生产大队做仓库或者食堂用。牛保国家土改时分给看城门的老李头儿所住的那间半前房，老李头儿前不久去世了，那房就一直空着，庙东村生产大队就把它重新整理了一番，当做生产大队的大队部办公室使用。
放眼社会，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一年庙东村生产大队农业出现了有史以来从没见过的大丰收—据说这是农业大跃进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秋季收获的那粮食多得就没法儿说，简直放都找不下地方放了，放在谁家谁都嫌是累赘。玉米棒子搁得到处都是，让人见了都有点儿讨厌。放粮食的地方别说是加锁了，就是门大开着，放在那里，人从跟前走过来走过去，连看也大都都懒得看上它一眼。这时候的小偷儿也不知道都跑到哪里去了，从来就没听说过谁家把什么东西给丢了。生产大队把原有放粮食的仓库放满了，放不下了，就想方设法地把粮食往社员们的家里塞，放在了社员家里原本是为了放杂物而用从山里所砍来的藤条编织的笆上，把有人家里的笆都给压坏了。这时候谁还能意识到过日子要俭省节约？物质已经达到了极大的丰富，要什么能没有什么呢？吃饭全都在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公共食堂里边，不要钱也不收饭票，尽饱地吃，看你肚子能有多大、能吃多少？所以粮食，谁稀罕？放到谁家谁都不愿意要。社员们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相应的一切行动也都军事化了，你在某个地方正好好地干着活儿呢，说不定突然从上边下来了一个条子，就把你又调到别的什么地方给另外去干什么了。像这样居无定所的生活，谁还要那粮食干什么用？要那粮食又有什么办法能带得上呢？家的观念这时候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日益都淡薄了。这阵子人们心里愈加念念不忘且倍加看重的是“政治挂帅”，至于其它别的什么，那就无暇顾及了。因为人们谁都知道目前“政治是灵魂，政治是统帅，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是一条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道理。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务虚，十分重视抓政治宣传工作。
庙东村生产大队的大队长杜木林把形势当然也跟得是很紧很紧，他一看别的生产大队各项政治宣传工作都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惟恐自己生产大队在这方面落下来了，因而就想把自己生产大队的这一工作也尽快搞上去，把政治氛围搞得浓浓的，然而让他发愁的是自己大队一时却怎么也找不下一个能写会画的合适人来承担这项工作。他想来想去，苦苦地想了好几天，怎奈这庙东村里从上到下，老老少少，凡是成分好的，甚至出身马马虎虎能说得过去的人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文盲，别说是让他们写写画画，就是把他们各自的名字写出来让他们认，恐怕他们也都认它不得。你要是说让他们挑担子、扛麻袋—干那些重体力活儿，那么他们一个可能能顶得住两个人用，可是你要是让他们写写画画，搞政治宣传工作，那么他们是一支笔简直就重如一座山，即使打死他，恐怕他也是拿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