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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总统确信需要作出某种反应——不是去威胁共产党人，要他们公开承认失败，而是使感到震惊和懊丧的西柏林人恢复士气。我们的应急计划是为出现干扰我们的西柏林通道而准备的，不是为来自东方的移民而准备的。我们的情报判断，尽管认识到共产党人必定要控制他们人力的损失，但对这一特殊行动没有预先提出警告。因而，肯尼迪不得不靠自己临时去想出办法，而在此期间，关键性的时刻——太多的时间——已过去了。
最后，为了考验共产党人的意图和显示我们自己的决心，总统增派一千五百名美国部队，乘装甲车沿高速公路通过东德检查站，开到西柏林。他说，将驻军增加一千五百人显然并不能在苏联的直接进攻中守住这个城市，可是“西柏林人现在将从（我们）一次承担义务的提示中受益”，而苏联人将认为这批军队是“我们为了那种意图而交出的人质”。这是他在旷日持久的柏林危机中最焦虑的时刻使美国军队同苏联军队进入潜在的对峙状态的第一项命令。他推迟了在周末去海恩尼斯港白宫换换环境的惯例，要他的军事助理同这支部队的司令官不断保持接触。当第一分队的六十辆装甲车通行无阻地进入西柏林时，他感到危机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了。
同时，他派副总统约翰逊去向西柏林居民发表讲话，鼓舞他们的希望和意志，并以我们最庄严的（得到总统个人赞同的）誓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神圣荣誉”，去重申我们国家所承担的义务。
陪同约翰逊的是西柏林人心目中的英雄、退休的卢修斯·克莱将军，他在此后不久作为肯尼迪私人代表重返西柏林，在那儿呆了较长的时期。在1948年，当苏联对西柏林实行陆上封锁、需要西方进行大规模空运时，克莱是负责指挥的。作为对盟国努力的不断鞭策，作为西柏林人所热爱的象征，克莱的出场得到总统的高度评价，尽管克莱的私人电报似乎有些危言耸听，有时还暗示除非同意他的要求，不然他可能要辞职。总统说，“他是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把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做好，并且一直公开地忠于民主党政府。”虽然总统对克莱不能把我们在西柏林的“极为重要的权利”同我们对东柏林的不满加以区别并不总是感到愉快的，但是他完全谅解将军的脾气——有时没有等待来自华盛顿、诺斯塔德将军以及在柏林的盟国代表的指示取得一致就采取了行动。
武装部队、约翰逊以及克莱的任务，其基本目标都在于重新燃起西柏林的希望。西柏林的精神已为柏林墙所损害，它的作用改变了，它最终作为重新统一的德国首都的前景变得暗淡了。赫鲁晓夫预言，西柏林很快会成为一个奄奄一息的、凋敝的城市。许多西方人也看不到有什么希望来诱使新的工业和劳动力到这里来，或者甚至没有什么希望劝诱现有的城市居民留下来。有些人主张将这一城市完全并入西德，可是肯尼迪认为这就会失掉使这个城市重新统一的一切希望，只会引起苏联人进一步采取行动，而西方实际上一无所得。取代的办法是从上述三项任务出发，在沃尔特·罗斯托①领导下，作了一次重大的努力，以维持和增强西柏林的活力——提高它的经济、教育和文化的作用——吸引年轻的家庭、新的投资以及争取世界的同情。这种努力是成功的，在随后的一些年里，西柏林不仅能生存下去，而且繁荣起来。
①沃尔特·罗斯托当时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的副手。——译者
然而，这堵墙继续存在，它是紧张局势的可憎根源。在一个阶段，西方和苏联的坦克和军队在防栅两边互相对峙，直到苏联人向后撤退。美国为表明我们有权进入东柏林所作的试探——不顾红军关于西方人在西柏林应离开墙一百米以外的警告——都是成功的。可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由于一方相信对方会让步，而促成一种双方都无法让步的局面。苏联在9月份恢复核试验，加强了交战的气氛。
总统迅速地建立起西方地面部队的实力（尽管始终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因为我们的盟国没有按比例增加它们的部队），大幅度地修改对柏林的应急计划，以便在需要作出反应时有更广泛的选择。他推测那一重大的对峙将在何时出现苏德和约将在何时签订，而切断通道的行动将在何时采取。可是这种对峙始终没有发生。1961年12月的限期过去了，并没有签订任何条约。危机的势头慢慢地、不知不觉地低落了下去。但时而由于在柏林墙或通道上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危机又会突然加剧。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62年头几个月内，苏联对于从西德到西柏林的空中走廊蓄意进行的试探。苏联飞机投下金属反射体来干扰我们的雷达，飞近我们的飞机进行骚扰，苏联人看来似乎在尽一切可能来同西方联盟捣乱，使之分裂和失败。可是按修订过的应急计划以及诺斯塔德将军沉着的领导下，所有的飞行继续进行，增加了战斗机，并且警告了共产党集团各国，阻碍空运将使它们的飞机不能进入北约组织国家。干扰终于结束了，危机的势头再次低落下去。
我们必然假定，危机趋势的消退，部分是由于赫鲁晓夫更清楚地认识到，把通道交给东德人是极其危险的冒险行动，部分是由于东德人口迁徙的终上，从而减轻了要他立即采取行动的压力。可是，危机趋势的消退也由于肯尼迪终于成功地使得他那一方既准备好谈判又准备好战斗，并把东西方的武装对峙转变为口头交锋。总统说，“温斯顿·丘吉尔说过，最好是争论下去，争论下去，而不是战争，战争。我们将继续争论下去，争论下去，看看我们是否能产生有效的成果。……这就（是）目的……征召十六万人（以及）使我们的国防预算追加数十亿美元……而不是进行一场核战争。”
然而，为了要争论下去，争论下去，肯尼迪必须克服他自己政府内部以及西方联盟内部的激烈的反对，可以说，他从没有在任何一方取得完全的成功。我们外交姿态的改进比我们军事态势的改进要慢得多。国务院中一些“德国通”不仅是——正如某些人所谴责的——忠于杜勒斯…阿登勒的老路线，而且与一些苏联事务专家相反——这些专家认为赫鲁晓夫的主要目的之一至少是东欧的安全，并且认为西方应当提出一些新的建议——他们基本上相信，在这种局势下苏联的真正目的是破坏西方联盟，而除了提出一些显然完全不能达到目的的建议外，对进行任何其他谈判的愿望都是软弱的表现。他们认为这里没有什么可谈判的，因为苏联人在中欧没有我们可以退让的合法利益，并且西方也不希望作出苏联人可以接受的变动；对被一再拒绝的原有的“西方和平计划”的任何修改将被西德人看成是出卖。因此，国务院对总统所提新建议的要求作出反应很慢，并且在同盟国对等人物会谈时也很慢表示看法。
在西德，普遍存在两种忧虑：既担心盟国立场不坚定，又担心它们立场坚定。我们驻波恩的大使馆指出，当西德人受到战争威胁时，他们欢迎作出让步，可是随后又抱怨说西方本来可以干得更好一些。阿登纳政府——一位钦佩这个政府的美国人把它说成是“极为神经过敏的”，是怀疑新的应急计划会削弱使用核武器的决心的。——没有使德国人民去正视现实的抉择。这个政府是谣言的温床，没有一个谣言是真实的：例如说什么西方早就知道要筑墙，或者说什么西方已签订一个牺牲德国的秘密协定。
在法国，戴高乐将军在这个问题上是支持阿登纳的，但想法有所不同。同德国总理不同的是，他看不到会谈两个德国重新统一问题，或从波兰手里收回奥得——尼斯线以东有争议的领土有什么实际意义。可是他确信，赫鲁晓夫在虚张声势，看来不存在真正的危机，早一些摊牌就能证明是这么一回事，常规部队是不必要的，而政治上的主动的表示则会有害处。由于西柏林是三国负责的，肯尼迪曾建议，等葛罗米何在1961年9月来纽约出席联大会议时举行四国部长级会谈。戴高乐反对在西方采取新的立场以前举行任何类似的会谈——他也反对采取任何新的立场。另一方面，在军事准备上与法国人一样地采取不合作态度的英国人（但是有不同的原因），则表示只渴望在协商方面作出重大的让步——而在肯尼迪看来，这只能鼓励赫鲁晓夫更加强硬起来。
因此，总统决定，美国作为联盟自封的代理人，将独自地争论下去，争论下去。从理论上说，我们不是进行“谈判”，而是进行“探索性磋商，看看能否着手开始认真的谈判”。戴高乐甚至反对这一决定，并促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公报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分裂（十四票对一票）。阿登纳被肯尼迪说服，勉强同意，可是德国外交部继续走漏并且诽谤所提出的每项新建议。总统常常指出，无论是西德，还是任何其他盟国，对这场危机的反应都没有使它们增加同我们相对称的军事和财政负担，而他还得约束自己对这些国家的公开评论：“这些国家现在讲得（那么）振振有词。说一句'噢，好了，你们不应做这件事或那件事'这是不难的……可是，是我们承担了主要的军事重担啊。”他又指出，阿登纳对“过分乐观”而产生的各种危险表示了关切，而这是一个未必会发生的危险。
肯尼迪认识到，如果联盟出现严重的分裂，就会助长赫鲁晓夫的野心，并且，他不能拟定西德人认为是出卖他们的任何解决办法。可是他也相信，外交战线的失败就意味着回到军事战线上去。一年多来，他进退两难，有点动摇不定地继续干着。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坦率地说，“这是不容易的。”
美国试图继续为几个国家去进行谈判。所有这些国家对于应如何行动都有不同的看法，而我们必须……提出一种有希望解决的立场。……这就要每天磋商……可是……这就需要个长时间。……必须对这些问题公开辩论……甚至在它们成为我们的正式立场之前……这就使我们很难同苏联进行任何谈判。
然而，会谈继续进行着——在纽约、莫斯科、日内瓦和华盛顿，在腊斯克和葛罗米柯之间、汤普逊和葛罗米柯之间、腊斯克和多勃雷宁之间以及肯尼迪和葛罗米柯之间进行着。在肯尼迪同赫鲁晓夫的来往信件中和肯尼迪同阿朱别依的会见中，也讨论了一些建议。可是没有真正的进展。随着所有重叠的美国和盟国机构陷入分歧和枝节问题的讨论，就很少出现新的倡议。多数倡议来自白宫或诸如艾奇逊这样的一些外界的顾问——总统认为，甚至这些倡议，在官僚主义的和盟国的机构中间转圈时，也被废弃或被忽视了。提异议、修正、拖延或把这些倡议提交到这个或那个讨论小组，这一切都似乎阻碍了每一项已提出的计划，也妨碍了几乎每一次的苏美会晤。如果白宫和国务院同意，一个或更多的盟国却不同意；如果大家都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