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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进入白宫的头一百天还没有过去，他所担心的事引人注目地被证明是正确的。莫斯科在4月12日宣布，宇宙飞行员尤里·加加林不到两小时就完成了环绕地球轨道的飞行。当苏联在全球各个角落充分利用这个历史性的功绩时，肯尼迪向赫鲁晓夫和加加林表示祝贺——并认真开始工作。
他已经大大增加了发展大型土星或火箭推进器的预算，并使国家空间委员会恢复了活力，由副总统担任主席，在减少军方和文职人员进行无原则的争辩的情况下加速工作的进展。但这还不够。在加加林进入太空的消息宣布后第二天，当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局长詹姆斯·韦布把一个美国设计的、即将把一位美国宇宙飞行员送入空间的密封小舱的模型带来放在桌上时，肯尼迪还是不很安心。他打量着放在他桌了上的这个鲁布·戈德堡式的新鲜玩意儿，心想这或许是韦布当天早晨在上班的路上从玩具店买来的呢。
同一天，他要我同威斯纳去探讨一下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及预算局对空间竞赛的下一步有些什么打算，以便获得某种直接的答复——为当晚预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作准备。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报告说，未来的惊人的庞大计划按其可能的发展程序大约包括：更长时间的单人轨道飞行，双人宇宙飞船，空间轨道实验室，固定的宇宙中间站，绕过月球后返回地面的载人火箭，登上月球再返回地球的载人火箭，勘察星球的载人火箭，以及用于宇宙航行的全部可控制的飞机。科学家们说，美国要在这份单子的前几项的任何一个项目上超过苏联人，其前景都是暗淡的，因为他们一开始在火箭方面就占了优势。我们击败他们的第一个最好的赌注是使人登上月球。
总统比他的任何一个顾问都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在空间探索方面处于第二流、第二位的情况，是同我国的安全、同我国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以及同“新边疆”政策的开发精神不相称的。因此。他要求副总统以空间研究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根据我国的人力、科学才能、超时工作的设备、代用燃料、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资金等条件，设法对我们取得空间优势所能采取和必须采取的步骤的一切基本问题找出答案来。委员会集中力量召开了一些意见听取会。韦布和麦克纳马拉拟出了新的空间预算的细节。在这些报告的基础上，总统作出了他后来称之为他当总统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把我们的空间探索工作从低速转向高速。”在1961年5月他的第二份特别国情咨文中，作出了坚定而惊人的保证：“在这十年结束之前，”要把人送上月球并使他安全地返回地球。
他不愿意事先规定一个确切的年份，只提到“这十年”作为期限，这样他以后可以解释为1969年或1970年。事实上，詹姆斯·韦布把这样一种预想告诉了他，即预期在1968年下半年实现的月球之行，将作为他的第二任任期的胜利的顶峰。（根据先前对空间计划提供的支持的程度来看，这一飞行如果实现的话，也决不可能在七十年代中期之前。）不管日期如何，这项保证的目的是使人们感到极端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个空间计划上，并且有一种实现它的迫切感。登上月球并不是所要进行的唯一的空间工作，不过这显然是现代史上人类的伟大冒险活动之一。
总统告诉国会：“这个时期，没有一项其他的空间计划比这一项对人类影响更大或更为重要……实现起来也没有如此困难和如此昂贵。”他说，这将需要把它置于国家最优先考虑的事务中，需要从其他重要的活动中抽调科学人员和资金，需要更大程度的献身精神和纪律性，并且要杜绝长期以来干扰着空间计划的一切小规模的怠工、竞争和人员变动。
就十分现实的意义来说，这将不是一个人登上月球……这将是整个国家登上月球。因为我们大家必须为了把他送上月球而努力。……这不仅仅是一场竞赛。现在，空间已向我们敞开大门；我们热衷于分担对空间的探索，并不受到别人在这方面努力的限制。我们进入空间，困为只要是人类必须承担的事业，自由人都必须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乘车驶回白宫时，他告诉我，国会欢迎他这项保证的例行掌声，使他感到热情不足。二百亿美元是一笔巨款。议员们知道有许多更好的途径可以花费这笔巨款。我坐在讲坛旁边，觉得总统在努力争取议员们的支持时显得很紧张。突然，他差不多完全撇开他准备好的稿子——这是他向国会发表演说时唯一的一次——以表示他注意到他们在承担一项代价如此昂贵和时期如此长久的义务方面所面临的责任。他说：“除非我们准备进行这项工作，并挑起使之成功的重担”，否则干下去就是毫无意义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急切但有点不够坚定。
几周之前，我们成功地把艾伦·谢泼德海军中校送入了空间（虽然没有纳人轨道）。这件事很帮忙，国会几乎一致投票拥护这项总统称之为“美国新的伟大的事业”。那一年，空间预算增加了50％。次年，它超过了1961年以前历年空间预算的总和。重大的新设施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现称肯尼迪角），以及其他地方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为美国空间探索事业进行的或由之而产生的研究工作，推动了从医药到金属制造业几十种其他领域的发展。由于1962年2月约翰·格伦上校的轨道飞行，那年较后时期经过金星的带有仪器的飞行，以及使用通讯卫星转播电视节目（包括一次总统的记者招待会）的实现，美国空间计划才真正开始得到了扩大和加速。
总统说，美国仍然不是名列第一。赫鲁晓夫主席发表了各种听起来似乎是漫不经心的声明，例如，在维也纳提出的建议，说什么美国更能第一个登上月球，而后苏联再跟上，这都没有使他上当。他也没有因为国内持不同意见者群起反对而裹足不前。他注意到，每当苏联获得一项引人注目的成就，就有人要求我们在一项应急的“曼哈顿计划”的基础上多搞出点名堂来。在美国每进行了一次宇宙飞行后，就有人要求世界承认我们所取得的优势。但在各次飞行的较长的间隔中，总有人要求——有时出自相同的政治和报纸来源——削减我们的空间预算和放慢我们的时间表。纳税人抱怨费用太大。科学家抱怨说，更重要的活动受到了忽视。共和党人开始散布这样的论调，说空间计划是“白花钱”，是“要科学幻想的花招”等。
但是总统一旦迈开了步子，就不再后退。对于那些认为把这笔钱用来消除我们这个星球上的贫穷无知更为值得的人，他指出，我国有财力把这两方面的事业都办到，但提出前面那种意见的国会议员，不论空间计划的规模大小如何，似乎都不会投票提供更多的福利基金。对那些批评他把力量集中在登上月球的计划上的人，他指出，这是进行具有广泛基础的科学研究力的焦点问题，约有六十项其他互不相关的工程占去了空间预算的将近四分之一。对那些争辩说单靠仪器本身就能完成这项工作的人，他回答说，人是“一切仪器中最了不起的计算机……〔人的〕判断力、勇气以及……吸取经验［的能力］仍然使人”在各种仪器中居于“独特的地位”。对那些担心我们的发射万一失败、已作出的宣传将使我们蒙受重大损失的人，他回答说，这个冒险不仅显示出我们献身于自由的精神，还可以提高我们取得的成就的声望，否则的话，别人可能会把我们已取得的成就看作是第二流的。
但是，正如他指出的，他从未放弃过的那个目标，“不单单是第一个把人送上月球，正象查尔斯·林德伯格①的真正目的不是第一个去巴黎一样”，而是在一个新的冒险时代中加强我们国家的领导地位。1962年9月，他在休斯敦赖斯大学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最著名的演说，总结了这个国家为什么必须“在这片新的海洋中扬帆航行”的各种理由。他说，不管我们参加与否，太空的探索将继续下去，正如合众国是以能量和远见来立国一样，它在每一个新时代中——工业革命、现代发明和核动力——总是首先破浪前进，从而取得了世界的领导地位，因而，这一代的美国人也立志要成为“世界上领先的星际航行国家”。他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对生命以及对太空的总的看法：
但是，有些人说，为什么要登上月球？……他们也可以问，为什么要登上最高的山峰呢？为什么三十五年前要飞越大西洋？
为什么赖斯队要同得克萨斯队进行比赛？（得克萨斯队是个传统的、但几乎必然是更强的足球劲敌。）……我们决意在十年中登上月球，还做一些其他事情，不是因为这些事容易做，而是因为它们艰难；因为这个目标可以用来组织和衡量我们最出色的能力和技术。……许多年以前，伟大的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他后来死在埃非尔士峰②——在被问及他为什么要登上该峰时，他说：“因为它在那儿。”不错，太空在那儿……月球和其他星球在那儿，取得知识与和平的新希望也在那儿。
①查尔斯·林德伯格，美国飞行员，1927年5月21日，他从纽约独自驾驶飞机持续飞行，越过大西洋，在巴黎降落。——译者
②即珠穆朗玛峰。——译者
肯尼迪加速实行空间探索计划，对美国外交政策也很有助益。别的国家和我们合作，跟踪探索我们的空间载运工具，并从我们的气象、航行和通讯卫星中得到好处。许多国家制订了同我们的计划相联系的太空研究计划。但是直到1962年约翰·格伦进入宇宙轨道飞行之后，苏联才第一次表示有兴趣进行太空合作。
格伦的飞行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转折点。那次飞行曾延迟了十次。在五小时、三条轨道的飞行期间，未料到的危险使格伦多次面临活活被烧死的威胁。总统喜欢在每个宇宙航行员安全返回后立即同他交谈，他本人特别喜欢格伦。的确，他发现所有的宇宙航行员都是一些才干出众、容貌漂亮的人。他的前任允许他们还在服役期间就可利用自己的名声和宇航员的经历大获其利。他对他们的这种权利是不赞成的，他也不想让他们参加游行和发表演讲的时间和次数达到干扰他们的工作的程度。但是他认识到他们的勇气和成就应该享有特殊的荣誉。他当天大部分时间都从电视里观看着格伦的飞行情况。在格伦安全着陆以后，他说：“格伦上校的辉煌成就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前面还有漫长的路途。我们起步晚了。但这是一片新的海洋，我认为美国必须在这片海洋上航行。”
在维也纳，赫鲁晓夫否定在发射火箭方面进行科学合作的重要性，声称从事这项工作主要是为了提高威信。他曾说，合作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想让人观察他的火箭。在后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把空间航行的进步与昆虫的进化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