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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54年6月的行动，使危地马拉恢复了非共产主义的政府。
在该计划付诸实施前一周多，它既获得了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兰尼兹尔将军和伯克海军上将的书面赞同，又获得了国务卿腊斯克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口头同意，肯尼迪总统虽怀着重重疑虑，终于又发出了最后干的信号。他没有把卡斯特罗视为对美国的直接威胁，但是他也不认为他应该“保护”卡斯特罗，使他不致受到古巴人的攻击。这些古巴人由于古巴革命被出卖给了共产党人而感到怨恨。他担心，在这个阶段取消该项计划，会被解释为承认卡斯特罗的统治获得人民的支持，卡斯特罗便会在今后许多年里闹得拉丁美洲到处不得安宁。正如某些人所猜测的，他竞选时所作的帮助反卡斯特罗叛乱分子的诺言，并没有迫使他采取行动，但是他确实感到，如果他不批准这个计划，那就会是一种与他总的态度前后不一致的软弱的表示。他后来告诉我，“我的确以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他还作了如下的解释：如果卡斯特罗自己的一批同胞，在没有美国明显参与的情况下，能够成功地在岛上立足，宣布成立一个新政府，把人民团结到他们的事业上来，并推翻卡斯特罗的话，整个拉丁美洲就会感到更为安全。如果不然，他们被迫逃往山区，在那里进行游击战，那也仍然会有收获。
在批准这项计划之前，他提出要坚持的主要条件是，必须排除美国武装部队在古巴的任何直接的、明显的参与。虽然还搞不清楚这是否表示政策上有任何变化，但这个决定，在一种意义上许可发生这场灾难，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有助于防止一场更大的灾难。因为要是美国海军和空军公开地承担了义务；那就不能允许失败，最终就会要求美国发动全面的攻击，那末——假定同苏联人的一场全面战争能避免的话——首先用一支古巴突击队开始是毫无意义的。一旦在空中和海上进行公开的干涉，约翰·肯尼迪就决不允许古巴流亡分子在地面上被打败。他后来说，“显然，如果你们要求美国提供空中掩护，你们也可能会要求美国全面承担义务，这势必意味着将由美国进行正式入侵。”
正如总统所说，这种明显的单方面的干涉“与我们的传统和国际义务相违背”，其结果对整个西半球的自由事业所造成的损失甚至比卡斯特罗继续存在这件事还要重大。况且，美国的常规部队仍然没有满员。假如我们可动用的陆军战斗师有半数要被牵制在古巴山区去抵抗游击队，那末共产党人就可能会在柏林或世界其他地区采取行动。即便这种干涉似乎是十分需要的，肯尼迪也决不会批准这个行动。
不把美国武装部队投入战斗的决定，突出了一个论点（它是制订这项计划的人员要求实行这项计划的根据），即古巴人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获胜。这一决定还导致了其他一些限制，它们使行动计划更加秘密，使我们的卷入更为隐蔽，这些限制实际上也损害了这项计划的军事前景。
然而，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和古巴流亡运动中，都没有人对总统的基本条件提出任何异议。相反，他们全如此热衷于行动，以致他们或许是看不见危险，或许是一厢情愿地假定：一旦情况需要，总统会被迫改变他的决定的。结果是，他们所制订的计划几乎好象美国肯定会公开进行干涉似的，可是他们对总统提出的具体问题的答复却并非如此。总统问道，如果没有我们的军队参加，流亡分子的突击队能达到他们的目标吗？他们向总统书面保证说，能达到——这是一种轻率的错误判断，至多也不过是一项表达希望的声明。总统又问道，如果没有我们的军队参加，流亡分子突击队的成员是不是愿意冒这种艰难尝试的风险，并且在认识到如果他们失败了，我们也不会干涉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是愿意干下去？他得到保证说，他们愿意冒风险干下去——这是严重的谎报军情，这种说法至少是由于中央情报局的联络官通讯失灵而造成的。但是由于得到了这些保证，总统在4月1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提出保证说：
……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武装部队将不会对古巴进行任何干涉，而且本政府将尽一切努力——我认为它能够履行其职责——以确保没有美国人卷入古巴境内的任何行动……古巴的基本问题不是美国和古巴之间的问题，而是古巴人自己的问题。我打算设法使我们坚守这项原则……本政府的态度是在我国境内的古巴反卡斯特罗流亡分子所充分谅解和共同采取的。
这项保证有助于在随后的那星期里使美国避免发动任何直接的攻击，从而限制了我们对国际法的破坏——尽管中央情报局和军方施加了种种压力，总统也始终没有改变这项保证或为此感到后悔。但是他很快就认识到他本应把整个行动计划撤销掉的。
1961年4月17日星期一的清晨，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第2506突击队的队员——大约有一千四百名到一千五百名不同种族、职业、阶级和党派的古巴人，他们受过充分的训练、有着老练的领导，并配备着精良的武器——在他们登陆的地方成功地发动了战术性的突然袭击。在弹药能够维持时，他们勇敢善战，并使人数很快增加到两万名的卡斯特罗部队遭到了重大损失。根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后来主持的全面调查，他们失败的近因是缺乏弹药，而缺乏弹药的原因正说明了这一行动计划的全部缺点。
泰勒将宰说，士兵们携有充足的补给，但是象第一次参加战斗的大部分军队那样，他们由于射击过度而把这些弹药浪费掉了，特别是因为他们遭到了比预料更为迅速的抵抗。一批够十天用的弹药补给，连同所有的通讯设备以及必要的食品和医药补给品均储存在“里奥·埃斯孔迪多号”货轮上；但是那艘货轮连同另一艘装载补给品的货轮“休斯敦号”，在登陆那天清晨都被卡斯特罗的小小的空军部队击沉于近海。这支空军小部队是由二、三架配备有火箭装置的喷气教练机（T－33型）有力地领导着的。
增补的补给品和弹药由另外两艘货轮“阿特兰蒂科号”和“卡里贝号”运送。然而尽管在别的场合下，总统关于禁止美国人呆在战斗地区的规定曾受到破坏，但这些船上却没有一个美国人，也没有美国人可以控制这些船只的行动。当它们的姐妹船被击沉后，这两条船无视要它们在海岸外五十英里处重新集结的命令，迅速地向南远逃，以致当美国海军拦阻它们时，“卡里贝号”货船已跑得太远，无法及时返回给予帮助了。“阿特兰蒂科号”于星期二夜间返航，把船上的弹药补给品转移到五条小艇上，准备要它们赶五十英里到海滩去，但时间已经太迟，它们已无法在夜幕掩护下完成这一航程了。天一破晓，他们肯定不能幸免于卡斯特罗空军的再次攻击，古巴船员威胁说要进行反抗，除非提供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喷气飞机来护航。由于海滩上处境极为困难的流亡分子呼吁提供补给品，护航司令官要求华盛顿的中央情报局去取得海军帮助，但是中央情报局总部由于未能充分掌握当时海滩上的战局情况，尤其是他们显然不知道迫切需要弹药这一点，所以他们未与总统磋商就取消了这次护航。
这是该地区正式呼吁给予空中掩护的唯一请求，可是这项请求始终就未送达总统那里。然而就在那天夜里，在内阁会议室举行的一次忧郁的、持续到午夜后的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请求他改变他公开作出的保证，公然使用美国的海空力量去支持海滩上的那支突击队。总统仍然不愿意使美国突然对古巴发动全面进攻，他没有忘记他的那项不干涉的公开保证和他的全球性责任，所以最后只同意让没有标志的海军喷气机，于第二天早晨对实施空中掩护的反卡斯特罗部队的B…26型飞机进行护航。就象下文所指出的，这些B…26型飞机只能提供不超过一小时的空中掩护。但是从中央情报局那里接受指令的B…26型飞机比从海军方面接受指令的喷气机早一小时就到达了登陆地点上空。不管这次悲剧性的错误是由于时区的差别还是由于命令有出人所造成，那些B…26型飞机不久就被击落或者失踪，因此喷气式飞机的使命在出动之前就已经无法完成了。流亡分子由于弹尽，很快就被围歼了。
战斗开始之前，两次空袭都未能摧毁停在地面上的卡斯特罗的飞机，这就影响了对空中和海滩的控制。4月15日星期六清晨，第一次打击按照计划进行了。但是这次打击的有效性却受到了限制，因为他们企图把它伪装成是当天决定背叛卡斯特罗的飞行员所干的。他们只使用了B－26型飞机，也没有使用美国凝固汽油弹，除了一架飞机飞往佛罗里达以掩盖事实真相外，其他的飞机必须从尼加拉瓜起飞并返回那里。
但掩盖真相的工作甚至比空袭更不成功。它不仅很快便被卡斯特罗的代表所揭穿，而且也被一家敏锐的报纸所揭穿——总统这时认识到，他本应了解这种情况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是不可避免的。那个星期六下午，艾德莱·史蒂文森在联合国虽一再否认，但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被种种照片和编出来的故事情节的许多内在矛盾驳斥掉了。整个行动成了一项比预料更为轰动的新闻。全世界都为美国的蓄意欺骗而激动起来。没有人真会相信，定于星期一黎明在登陆部队上岸后所进行的第二次攻击，不是美国对一个小得可怜的邻国进行的公开的无端的进攻。苏联说美国的干涉不会不遭到反击，同时我们的拉丁美洲朋友则全激怒起来了。
因此，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在星期日敦促他——但没有举行一次可以听取一下军方和中央情报局意见的正式会议——按照以前商定的美国避免公开卷入的原则，取消星期一清晨的袭击。总统同意了这个结论。第二次攻击被取消了。中央情报局极力反对，但是他们虽然有机会，却决意不把问题直接提交给总统。大家全希望第一次打击会使卡斯特罗的空军受到足够的损失，正如最初报道的那样。星期一的事态表明这些希望已落空之后，那天夜里又准备重新进行第二次打击，但是云层密布使得这一次拖延成了致命的事。打算通过消灭T－33型飞机和其他飞机以消除海滩上空的威胁的最后机会幻灭了。事实上，原定为关键性的第一次打击，后来证明是非常无效的，没有理由认为，第一次打击后幸存下来并被分散隐蔽起来的卡斯特罗的空军，会在第二次打击中被歼灭掉。
因此，总统推迟星期一清晨的空袭一事，对于星期三下午如此不光彩地结束的这场冒险行动，只起了较小的作用。总统后来告诉我，早在星期一清晨之前，败局就已经定了。当这项计划的基本前提已遭到破坏，如果他撤销整个行动计划，而不仅仅是第二次空袭，那他就明智多了。因为他那时已经明白，他实际上批准了一个和他以为自己所批准的东西毫无相似之处的计划。猪湾事件的关键就在这里。
事后看来十分清楚，他实际上批准的东西在外交上是不明智的，而在军事上则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他认为自己所批准的东西在当时看来外交上是可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