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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狂人刘文典-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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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永远留在了文学史上。
  在这篇文章里,胡适将尽可能的溢美之词送给了这位与自己同龄,但亟须掌声的北大新派教授。他说,〃今日坊间所行,犹是百五十年前之庄逵吉本,而王、俞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数学人之享用;然则叔雅《集解》之作,岂非今日治国学之先务哉?〃
  对于刘文典〃集解〃《淮南子》的〃精严有法〃,胡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凡其所自得有与前人合者,皆归功于前人;其有足为诸家佐证,或匡纠其过误者,则先举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证附焉。至其所自立说,则仅列其证据充足、无可复疑者。往往有新义,卒以佐证不备而终弃之,友朋或争之,叔雅终不愿也。〃总而言之,在胡适看来,刘文典这本《淮南鸿烈集解》的价值,〃读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与方法之严而慎〃,是足以在国学界博得相当声名的。

  第10节:朋友胡适之(7)

  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学界新人来说,未免有些〃拔高〃。1924年1月1日,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写了篇《读刘叔雅〈淮南鸿烈集解〉》,对刘文典的校勘提出一些补充和完善。十几天后,学界在安徽会馆公开举行戴东原(戴震)诞辰二百年纪念会,杨树达应邀到会,〃余初坐东厢听讲,适之见余,邀往演台,并于彼之作序赞刘叔雅《淮南》书有所辩解,盖见余评刘文字也〃。辩解归辩解,胡适依然觉得,给予学术新人一些必要的奖掖,并不是什么坏事。
  1923年3月,正值学术界〃开书目热〃,胡适应《清华周刊》胡敦元等人的邀请,开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在〃思想史〃部分毫不犹豫地就将尚在印刷之中的《淮南鸿烈集解》写了进去,并且〃加圈〃重点推荐。
  不出胡适的意料,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刚刚走上书市,就引发了〃明星效应〃。就连明确表态〃不赞成〃胡适所开国学书目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在自己为《清华周刊》重新开列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竟也英雄所见略同地推介了刘文典的这本新书,〃《淮南子》,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注释书闻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
  鲁迅一向〃主张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或者干脆不读〃,但在听说刘文典的新书正式出版后,也特意跑去买了一套。1924年2月2日的《鲁迅日记》就记载,〃往商务印书馆买《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六册,三元〃。
  《淮南鸿烈集解》的确有过人之处。它博采庄逵吉、王念孙、陶方琦、俞樾等众家校注《淮南子》之长,综合宋本、刘绩本、《道藏》本、庄逵吉本、尤本、俗本等优劣,重内证,辨真伪,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对《淮南子》作了校勘与评述,成为近现代学术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伴随着《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刘文典声名大振,一举成名。胡适在后来的代表性作品《中国思想史长编》里,再次不吝笔墨地夸赞了这本书:〃近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著最完备,为最方便实用的本子。〃周作人后来评价说,〃他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甚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刘文典本人对于这本〃成名作〃也异常看重。《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后,十年间曾三度重印。但是,刘文典并未因此而停歇,继续完善努力。在平常的读书、教学过程中,凡遇到与《淮南子》有关的新材料或新思考,总要记录下来。这些成果在他后来著作的《三余札记》、《宣南杂志》里均有所体现。1948年春天,正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刘文典,趁着课余闲暇,又用红笔将整部《淮南鸿烈集解》重新点校了一遍,留下二十余则眉批文字,都是新的校勘成果,为《淮南鸿烈集解》的传世殚精竭虑。
  目前行世的《淮南鸿烈集解》就是由其门生、云南大学中文系张文勋教授根据中华书局版本,结合刘文典的最后校正,增补完成的。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淮南鸿烈集解》的最全善本。
  这颗由胡适精心打造的〃国学新星〃,就这样冉冉升起在20世纪初叶的天空中。
  〃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胡适是〃红学大师〃,刘文典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受其影响较深,但又不完全拘泥于胡适的研究门路,故而有不少新观点。

  第11节:朋友胡适之(8)

  听过刘文典《红楼梦》讲座的人,都难以忘记他大谈研究心得时的〃牛气冲天〃,风头完全不亚于今日《百家讲坛》上的〃红学大师〃刘心武:
  其时天尚未黑,但见讲台上已燃起烛光(停电之故),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不久,刘文典先生身着长衫登上讲台,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文典先生从容饮尽了一盏茶,然后霍然起立,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这段文字是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的学生马逢华留下来的,他曾亲耳聆听过刘文典的《红楼梦》讲座。据他说,当天晚上的那场讲座原本是准备在一个小教室开讲的,后来由于要求来听的人实在太多,只得改在了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广场上举行。即便如此,讲座还没开始,广场上就已经坐满了人。由此,刘文典在〃红学〃研究方面的声望,可窥一斑。
  刘文典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最早文字,就与胡适有关,始见于1922年2月22日他写给胡适的一封信。这也是目前可查的刘文典关于〃红学〃的唯一文本记录。在这封信里,刘文典表达了对于胡适〃新红学〃思想的认同:
  今天在《晨报》的副刊上看见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间接看着了你对于这部书的批评,心里十二分快活。典对于这部书的意见,完全和你的一致。你对于众人所认为〃句皆韶夏,言尽琳琅〃、〃徒警其浩旷,但嗟其峻极〃的著作,能下这样严格的批评,真有仲任问孔、子玄惑经的气概,这一层实在令典对于你生无限的崇仰心啊!
  信中提到的〃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实际上是蔡元培〃驳斥〃胡适关于《红楼梦》研究观点的一篇商榷文章,写于1922年1月30日,发表于1922年2月21日和22日的北京《晨报》副刊上。
  在《红楼梦》研究领域,蔡元培是典型的〃索隐派〃,代表作是初版于1917年的《〈石头记〉索隐》。在这部著作里,蔡元培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观点:〃《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在他认真而细致的〃索隐〃之下,贾宝玉成了康熙朝的太子胤礽,林黛玉成了清朝名词人朱彝尊,薛宝钗成了康熙朝的宠臣高士奇,如此等等。一部《红楼梦》,就这样变成了一部《康熙王朝秘史》。
  胡适从一开始就不赞同这种牵强附会的研究方式。1921年3月,他写出了平生第一篇〃红学〃文章……《〈红楼梦〉考证》,后来又补充了一些新发现的材料,于当年11月写成了《〈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
  一上来,他就直接指出〃索隐派〃的路走错了:〃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在这篇〃战斗檄文〃里,胡适甚至没有〃放〃过自己所在大学的最高负责人……北大校长蔡元培,〃我总觉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第12节:朋友胡适之(9)

  对于胡适的这些批评言论,刘文典还是比较认同的。这不仅仅缘于他与胡适之间的特殊关系,更出于他对《红楼梦》独到的视野与观察。尽管他并不完全赞同胡适考证认为《红楼梦》就是曹雪芹〃自叙传说〃的说法,但他非常拥护胡适提出的〃新红学〃的研究方法,〃它原是传统学者们所习用的,这便叫做'考证学的方法'。这一方法事实上包括下列诸步骤: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寻找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自然的、合乎逻辑的结论〃5 。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比如,对于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结局,刘文典就别出心裁地提出,《红楼梦》中实际上已有证据暗示了结果,这就是他经常跟学生提到的〃蓼汀花溆〃四个字。
  《红楼梦》第十八回写贾元春回家省亲,看到贾宝玉给大观园各种山水楼台题写的匾额,都非常满意。唯独看到〃蓼汀花溆〃四个字时,便笑道:〃'花溆'二字便好,何必'蓼汀'?〃因为这个证据,刘文典认为贾元春是极力反对〃宝黛〃结合的,理由是:〃花溆〃的〃溆〃字形似〃钗〃而音似〃薛〃,〃蓼汀〃二字的反切则为〃林〃。贾元春留〃花溆〃而舍〃蓼汀〃,实际上已为〃宝黛〃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或许是因为视角独特,并且敢于表达新观点,刘文典自然而然成了大学校园里的〃新红学牛人〃,经常被一些院系或者是社会上的单位邀请去讲演《红楼梦》。当代西方哲学史大家张世英,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曾谈到一个刘文典讲演的趣闻:
  那时无论文科理科,无论是学生和教授,都喜欢到各系去听自己喜欢的课。所以有些课,你可以看到学生、教授一起听课。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一年级时听刘文典讲《红楼梦》,到了教室,已经挤得人山人海,地上都坐满了。刘文典是一个不拘小节、文人派头十足的学者,只见他抽一口烟,似乎要说话了,但又不说话,大家只好焦急地等待。他又抽一口烟,才不紧不慢地开了腔:〃你们各位在座的,都是贾宝玉、林黛玉呀!〃当时化学系的一位老教授严仁荫,已经坐着等了半小时,听到这样的话,很生气地说,〃什么贾宝玉、林黛玉,都是大混蛋、小混蛋!〃这是骂刘文典的。可是刘文典讲课后,底下的人,没有一个是走开的。
  刘文典的〃红学〃讲演不仅一般的教授乐于去听,就连当时许多有名的〃红学家〃也是一场不落。传奇学者吴宓(号雨僧)一直以〃宝黛〃爱情命运自况,曾给学生开过〃《红楼梦》讲谈〃的课程,还曾被昆明广播电台请去播讲过《〈红楼梦〉之文学价值》,他对于自己的〃红学〃研究成就一向自视甚高,对于一般的〃红学家〃根本是瞧不上眼的,但是他对刘文典的学问却是十分佩服。在1942年的日记中,吴宓两次写到自己听刘文典〃红学〃讲演的情况,一次是3月16日:〃晚,偕水及雪梅在师院7至9(时)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当月30日,吴宓再次写道:〃晚,大雨。6:30出,至工合。冒雨陪典至校中,南区第十教室,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雹声。风雨入窗,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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