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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乡逃匿吗？这就是个大的问题，这一弄，还没等折向湖北，人就会剩不下几成了。另外，兵法讲，一鼓作气，我们如果这一折腾，斗志还会剩下多少呢？” 看着忠王李秀成不说话，卢森又接着说道：“朕认为，忠袍所讲让城别走是要施行的，而且，马上就要着手，” 这一下，不但是忠王李秀成，就是在座的几位都赶紧屏息细听。 “眼下，陈得才、赖文光尚在河南游击，他们的人马也有10万左右，加上捻子的人马就更加可观。趁着现在清妖在重新部署，忠袍，你回去后马上多派人，速速赶往河南一带，找到他们，令他们务必会合捻子，分兵两处，在南阳集结，然后，着赖文光一路，沿着确山、颍州、向天京方面接近，另一路由陈得才率领，由南阳出发，攻下汝州，取得补给，之后，看情况，围住洛阳，能攻破最好，不行就围城。” 这时，众人都听得呆了，大家恐怕落下一个字。 “我们这里，就坚持到赖文光一路进攻过了颍州之后，我们就合城杀出，向滁州、寿县一带直进，以期快速的与赖文光的人马会合，合兵之后，就反身沿着赖文光刚刚打开的通道，向洛阳进发，然后，命捻子的骑兵与赖文光一部顺道拿下寿州城，牵制尾追的清妖，待清妖调兵布置尚未停当，再依次退出寿州城。” 卢森稍作停顿，他看了看大家，“我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攻下东都洛阳，作为天国的根基，这样呢，也就应了忠袍所讲的远离洋人的炮舰，避开清妖的重重围困，而我们不但要经营河南，还盯住山西、陕西、山东，尽取上游之势，再一步就可以威胁北地，其它可以驰骋中原了！” 这一席话说完，大家的心里一下子都亮堂了起来，刚才还感到很压抑的李秀成也露出了笑容，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天王不但愿意让城别走，而且还道出了这么精密而严谨的作战方案，这下子，天国真是有救了！ 可是，大家的心里还有一个不解之处，这长江横亘在天京城和滁州之间，清妖的水师把这一段看的死死的，而且，这麽多人渡江，如何是好呢？ 卢森又交待了眼前具体要做的事情，告诉忠王李秀成，与陈得才、赖文光以及捻子的书信和联系都交由他去办，城里一方面要做大撤退的准备，又万万不能透漏出半点消息出去。 而且，在一定的时间内，还是要注意城防，练兵，粮食问题。 一丝阳光透过棚顶的西洋彩色玻璃射在卢森的身上，让人看去更显得天王具有莫测的神力。###第四十三章 安庆的惶恐
安庆这个城市的得名实际上源于宋代。 南宋绍兴十七年，此处位列舒州，就叫做舒州德庆军，旋即改为舒州安庆军，这安庆二字，可想而知，就是图个平安吉庆之意吧。更有东晋时的大诗人郭璞更是对于这安庆城情有独钟，这郭璞不但是诗写得好，还是个堪舆家，说白了，就是会看风水。这人遍看安庆四方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此地宜城”。也就是认为安庆这地面儿适合人群居而作。 可就是这么个名字蕴涵着祥和的内容，且有名人给予祝福的地方，到了清朝末年，反而成为了狼烟四起，刀兵纷纭之地，就这一城的反复争夺战，太平军与湘军只杀的是江流充塞，尸骨堆满沟堑。 此时的安庆，不仅是安徽的第一重地，它也是八百里皖江的重要军事屏障，尤为重要的是，它还处于长江下游的入口处，是天京、苏州、常州、无锡、上海等地的重要门户。正所谓“安庆安而皖安；皖安而金陵安；金陵安而天下安”。 对于太平天国来说，此地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正是看清了这一个军事要点的重要性，曾国藩才不断的顶住朝廷的圣旨，命令曾国荃不惜放弃其它一切触手可得的胜算，挖壕沟，筑起层层堡垒，反复拉锯，步步为营，重重包围，终于在1861年9月拿下了这个军事重镇。 在曾国荃的吉字营攻下安庆刚几天，曾国藩就一路奔波亲自来到安庆，船一上岸，就站住原来驻守安庆的英王陈玉成的英王府，这一住，就开始办事了。 四件事情，四头并进，一是继续大办团练；二是仿造洋人的技艺——造火轮船；三是制造枪炮火药；四是设立书局。 而在天京城下，有虎视眈眈的曾国荃，时刻准备发动总攻，在安庆，曾国藩坐镇于此，就如同一把迎头巨锁，既锁住了太平军的外援，又防备着第一道防线过后的疏漏，同时，也担负起粮食转运、军械修理、物资分配储藏等等的作用。 在安庆城任家坡上，坐落着一处不怎么起眼的宅院，这里在三年前曾经是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英王府，而今，它的主人就是眼下湘军的领袖、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 这处宅子，形制虽然普通，可是，它坐落的方位却是卓尔不群。 面对长江北岸，本身坐北朝南，临江而立，一眼望去，寥廓江天，尽收眼底，当年的英王陈玉成就是看中这一点，才非得要用这显得有些破旧的宅子充做王府，他就是要为天王洪秀全镇守这九曲长江，为天朝守住这天京的门户，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而曾国藩一到安庆，也就看中了此处，住下就不走了。 在这一片的住宅中，有一处所在是军械处，军械处的边上，有两所空置的屋子，这里，就是有名的安庆曲水书局了。 自曾国藩奉诏领兵之初，他就对于太平天国的焚礼教之书，灭孔孟之道等行径深恶痛绝，而早在十年前的1854年，在他的讨伐太平军的檄文中，他就愤愤的写道：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也。尽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象不灭；斯又鬼神所并愤怒，欲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可说归说，人家太平天国占领江宁以后，也发文讨伐，而且，人家矛头直指满清朝廷，其中一段在当时尤为脍炙人口： “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纲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协制之也。中国有中国之言语，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与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矣哉！昔姚弋仲，胡种也，犹戒其子襄，使归义中国，苻融亦胡种也，每劝其兄坚，使不攻中国。今满洲乃忘其根源之丑贱，乘吴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国，极恶穷凶。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乘中国之无人，盗据华夏。御座之设，野狐升据，朝堂之上，沐猴而冠。我中国不能犁其廷而锄其穴，反中其诡谋，受其凌辱，听其号令，甚至文武官员，贫图利禄，拜跪於狐群狗党之中。今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艴然怒。今胡虏犹犬豕也，公等读书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谢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诸公之所熟闻也。予总料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馀万。以五千馀万之众，受制於十万，亦孔之丑矣！ 这里面，义愤填膺的提到满洲种族的鄙陋，更是讴歌了汉民族英雄的群像，如文天祥、史可法等人。 天京城里，天朝的文人正按照洪天王的指示，从直接焚毁四书五经十三经等变成大幅度的改写和修编这些书籍，这样一来，更是影响极大。 有感于此，做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痛下决心，整理国故，不如自身就做起。干脆，自己就找人，找钱，找地方，自办书局了。 于是，安庆这个简陋的几间屋子里，首先就开印湖南衡阳人王夫之的《王船山文集》。 有些阴暗的屋子里，几个人正凭几而坐，其中一人，有五十二三岁左右，头戴瓜皮帽，两眼之间距离比较宽，一对儿扇风耳朵，八字胡须耷拉着，鼻子特殊的大，眼睛也是极其明亮，这人正在侃侃而谈： “风水堪舆之说，不可轻信，亦断不可弃之不闻，且不论当世之事，只说有明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流贼张献忠、高迎祥等辈窜犯凤阳，事后，众口一词，都说逆贼挖掘了明皇陵，实际上，贼众只是焚烧了皇陵配殿、鼓楼、龙兴寺，最厉害的就是在皇陵墓丘的顶头上打穴，所谓尽泄王气，这才是最着闹的！如此呢，这有明一朝，开始走了下坡路，而那崇祯皇帝呢，气急之下，也派锦衣卫使去寻那几个巨贼的家穴，崇祯十五年正月十八，陕西总督汪乔年奉旨命延安府米脂县县令边大绶火速进山寻找李自成的祖、父的墓地。 费劲周折，总算打开了李闯祖父之墓，挖出来的骷髅如黑墨，额骨上长出了六七寸长的白毛，状极恐怖。在李自成祖父坟的左侧下方还有一座坟墓，据李诚指认它是李自成父守忠之墓。墓的正顶长有一棵榆树，粗如臂膀，枝叶诡异，边大绶命人砍下榆树，不料树倒墓开。墓中竟蟠着一条白蛇，“长尺有二寸，头角崭然”，役卒上前捕捉，将蛇置于练总郝光正行装袋内。役卒把棺木打开后，只见所有的骨节都变成青铜色的绿色，额骨上也有六七寸长的白毛。其余七八座墓中骷髅上也都有白毛。边大绶为了断李自成的“龙脉”，还派人在旧址上边的大小垴之间挖下宽二十米、深五米的大壕，他命人将骨骸“聚火烧化”，并把周围“大小树木一千三百余棵悉数斫伐”。 这小老头儿讲到这里，桌旁的一个二十六七岁的读书人模样的人就插嘴问道：“为什么要焚毁这么多的树木呢？” 这老头儿就答道：“正所谓二木成林，众木森森则聚敛地主之气，这也是取一个断其根本的缘故。” 这时，一个书手模样的人就问：“紫泉先生，你说的这些，是不是出于流俗之口，你是姑妄言之，我们就得姑妄听之了呀？” 众人一时哈哈大笑。 这位紫泉先生却正色道：“这些事，子偲岂敢信口雌黄，都见于边大绶向陕西督军汪乔年呈报的《塘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