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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稳，国家就稳，虽然历史已经改变，但至少五十年，这一直都将是中国的现实。
对商，韩立洪主张建立各行各业的商业协会，并赋予商业协会真正的权力，使之可以在国家律法允许的范围内抗衡官员，甚或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保证他们只要正当经营，就不会受到干扰。
在赋予商业协会权力的同时，商业协会也要承担责任，比如对国计民生影响极大的囤积居奇的行为，就要由各行各业的商业协会负责管理。
当然，如果它们管不好，随之就是政府的雷霆手段，而且，后果要由商业协会相应承担。
谈到商，总理问道：“立洪，你对苏联的国有化怎么看？”
韩立洪道：“苏联的国有化是计划经济，美国的私有化是市场经济。抛开意识形态不论，这两种经济制度各有优缺点。”
总理听的很仔细。
“一种经济制度的好坏，实质上，就是整合匹配国家资源的效率问题。哪种制度整合匹配国家资源的效率高，那种制度就好，就是优越的。”
“计划经济是行政指令决定一切，市场经济是供求关系自动调节整合匹配国家资源。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组织力是市场经济国家比不了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如果决定正确，其效力要远远强于市场经济。但是，如果政策制定失误，也会得到执行，危害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比不了的。”
这时，总理问道：“立洪，你更看好哪一种？”
韩立洪道：“先生，实际上，区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还不是组织模式，而是需求模式。市场经济是真实的需求推动的，而计划经济往往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很难反应真实的需求。”
显然，韩立洪不看好计划经济。思索片刻，总理道：“事情都是人做的，立洪，可不可能把两种经济制度的优点结合起来呢？”
总理就是总理，韩立洪道：“先生，计划经济的缺点主要体现在民生上面，所以，这方面可以用市场经济来搞，而其他方面，比如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要抓在国家手里，再比如涉及民众整体福祉的东西，如教育、医疗也要以国家的力量来做，不能放任给社会。”
顿了顿，韩立洪又道：“先生，意识形态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要做的是让国家强盛，让百姓安家乐业。当意识形态对此有促进作用时，我们就要意识形态，但不需要时，就要避免让意识形态影响到正确的决策。共产党讲究公平，但公平永远是相对的，如果追求公平会影响到国家的富强，那么，就要适当放弃一些这方面的追求。”
点了点头，总理又问道：“立洪，吏农工商，你为什么把工人阶级给漏掉了？”
这真是个难题。
工人是永远也干不过资本家的。
美国的工会很强大，各种福利一直高涨，福特汽车公司破产就是让工会给逼的，但没多久，工会就没什么脾气了。
你再闹，我得罪不起，但我可以走，当美国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工会的力量便迅速开始没落。
虽说中国的工人更通情达理，容易满足，但人是会变的，而在共产党的手底下搞工会，那还不是一飞冲天，很容易搞过头。
所以，韩立洪对这件事很谨慎，他想的不仅是现在，更是将来。
韩立洪道：“先生，由工人自己跟资本家争取权力，我认为还不如政府替工人出头更好，这可以避免双方的矛盾激化，又有效率。”
总理问道：“政府怎么管？”
韩立洪道：“可以通过商业协会来协调，也可以在某些方面做强制性的规定，比如制定各种劳动法规。”
这种做法更符合中国人做事的习惯，而实际上，在已经发生的历史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的问题，根子不在有没有工会，而在地方政府，是地方政府一屁股坐在了资本家的炕头上，不仅不严格执行相应法规，还帮着资本家打压工人。
最后，谈到了干部问题，韩立洪提出要进行大规模干部交流，也就是黑神军的人去共产党里干，共产党的干部到黑神军这边来做事儿。
这种交流的好处不言而喻，总理很是欣慰。
――――
五月一日，开国大典结束。
五月二日，总理签署了内阁第一号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外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废除所有各种形式的债务。
中央政府是虚位政府，内阁出台的政策虽然必须要得到议事局的多数赞同，但出台之后，对地方自治各省没有约束力，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与否，各省自己决定。
对这个内阁第一号令，所有的自治省都是欢迎的，尤其是那些极有干系的省份，因为这让他们凭空有了和洋人讨价还价的机会。
华北方面，没什么好说的，洋人的特权这之前就已经被清除干净。
其他方面，广东、福建、上海等地都没什么动静，香港、澳门和上海的租界也都没什么变化，闹腾得最厉害的就要数湖北了。
湖北之所以闹的这么凶，主要是因为争权的关系，这既有湖北与蒋介石之争，也有湖北内部之争。
中华联邦成立，对蒋介石的打击可谓沉重之极，贵州、湖南、湖北、广东、陕西这些刚刚被蒋介石收拢不久的省份，自治风潮风起云涌，已成不可遏止之势。
统治这些地方，蒋介石靠…，一是他有大义的名分，二是是中央军，三是分化之功。
现在，蒋介石已经失去了大义的名分，各省内部在驱蒋自治这件事上，意见绝对高度统一，分化已经没有丝毫可能，而只靠中央军想要继续控制各省，可能性极小。
武汉闹的这么凶，也有韩立洪的黑手，是他暗中指使把废除租界、废除外国特权最先当作口号喊出来的。
这就是政治正确，没有人可以阻挡，谁阻挡，谁就得被淘汰。
谁都不傻，人人跟风，于是，尽管很多人非常想跟列强来个暗中交易，但是，谁都没有办法，绝对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便成不可逆转之势。
新时代开启，黑神军控制的山东、河南、河北、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和共产党控制的察哈尔、热河、内蒙自然领风气之先。
其他各省，涉及到老百姓的变化，即便有，也非常微小，但变化的因子也已在慢慢孕育。
相比于黑神军控制的地域，共产党控制的要少得多，但黑神军用了大量共产党的干部，而且极大一部分都是重要的关键岗位。
虽然黑神军的人也去共产党那边干，但一来人数严重不对等，而且，更没谁愿意去。
韩立洪这么做，黑神军内部自然会有不满，但不满也没辙，这些人根本没有说话的空间。
仅仅从自身利益而言，韩立洪不仅是农民誓死拥护的，也是广大基层官兵誓死拥护的。
农民有农民的智慧，他们很清楚，是韩立洪给了他们的这一切，所以，他们只相信韩立洪，别人说的再天花乱坠也没用。
对黑神军的广大基层官兵而言，他们的这种感情比农民要更深，更强烈。这一是因为韩立洪给他们的利益要超过给农民的，更是因为军人对韩立洪难以言说的崇拜。
所以，韩立洪在黑神军的地位稳如泰山，没有能够撼动，实际上，也没有人敢去这么做。
对于士兵的优厚待遇，韩立洪不是从自身的利益角度这么做的，而只是因为想这么做。
魏巍写过一篇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确实如此，魏巍赞颂的不仅仅是志愿军，也不仅仅是解放军，魏巍赞颂的是所有为了国家民族救亡图存而英勇战斗的中国军人。
士兵，不论是阵亡的，还是活着的，他们的家人在村子里的地位要高一等。
在新建的大村子里，分给每户村民的宅基地是一定的，而家里有当兵的，宅基地要比普通村民的大一半，有牺牲的烈属，他们的宅基地比普通村民大一倍。
不仅如此，烈属，国家免费给他们盖砖房；军属，国家提供无息贷款盖砖房。所以，在新建的村子里，盖砖房的几乎都是军烈属。
不过，农民对韩立洪也不是事事都满意，他们最不满意的就是政府留出了一大块土地没有全分给他们。
没有分下去的土地约占总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正文 三〇〇章 桂系归心
三〇〇章 桂系归心
整个华北大地，当然，山西除外，只有四个字能够形容，那就是“热火朝天”。
实际上，从日本屈服的那一刻开始，整个华北大地就是开始动了。
现在，老百姓正是满怀希望的时候，有无尽的热情和气力，只要一声令下，老百姓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满腔热情，无怨无悔，还自带干粮。
但是，毫无疑问，当好生活到来，生活安定下来之后，这种热情和气力必然要逐渐消退。
现在是百废待兴，什么都缺，又要争分夺秒的时候，韩立洪自然不会错过机会。
把老百姓大规模组织起来干活，主要是做两件事：兴建水利设施和建公路。
农业要稳定，现在能做的就是修建完备的水利设施，至于修路的重要性那更是不言而喻。
韩立洪想要的水利设施和公路，都是高等级、全局性的，而且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所以，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水泥、石子和砖等建筑材料。
不过，他们有无穷无尽、不需要花钱的人力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其他各种资源的不足。
不论是修路，还是建水利设施，韩立洪采取的都是秦始皇修秦直道的法子，纯粹用人力。
秦直道，陕北俗称“皇上路”、“圣人条”，是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二至公元前二一〇年命大将蒙恬监修的一条重要军事要道。
秦直道南起京都咸阳军事要地云阳林光宫，北至九原郡，穿越十四县，全长七百多公里，路面最宽处约六十米，一般亦有二十来米。
秦直道是可以媲美万里长城的伟大建筑工程，是那个时代的高速公路，一直到明代都是一条通途。
实际上，即便到了今天，秦直道在有些地方依然在用。
一条绵延千里的土路竟然使用了两千多年，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其实，这个奇迹一点也不奇，只不过是因为秦人认真罢了。
当年秦始皇能做到，今天，他更能做到。
没有任何高深繁复的技术，只有无尽的热情和气力，号子响彻整个天地，土层被一层层夯实，华北大地在一天天发生巨变。
――――
北京城，皇城根，气象一日一新，但就在这蒸蒸日上的大好时刻，却有很多人郁闷的想要自杀。
这些位郁闷的想要自杀的主儿，没别的原因，都是后悔悔的。
北京城已经成了全中国的梦幻之地，骚人墨客、富商巨贾、学者大能……无不云集而来。
跟北京比，曾经最繁华的上海变成了一个屁。
实际上，论繁华，北京还远远比不了上海，但北京是希望之地，而上海，则是堕落之地，是中国人的耻辱之地。
所以，北京城的地价是一日三涨，那真是天天涨，日日涨，根本看不到尽头。
日本人打来那会儿，好多人都把房子地白菜价都买了，而仅仅一年后，就翻了三十倍不止。
而且，这还噌噌地涨着呢……
没人知道，这番大变，赚翻了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韩立洪。
战争会破坏经济，但也是获得暴利的最好机会。
韩立洪对此早有准备，战事一起，卢文昭就在北京、天津、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大肆买房，只要有卖的，那就接手，就是不想卖，也设法鼓动人家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