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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教练＇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中国历代行政区划有一个重要规律性问题：不断变化是中国历代第一级行政区划，相当于今天的省一级，但县始终是基本单位。第一级行政区划建置的一个原则就是：自然地理与政治、经济因素相互制约。政区多打破自然地貌单元的界限，避免割据一方。同时重视经济上以肥带瘦，好劣搭配。多民族聚居和杂处也在考虑的因素之内。晚清更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不使任何一个地区把握整个地区，据险以抗中央。
清代的巡抚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受总督节制，掌管一省的财政、民政、司法等。清代的总督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统辖一省或两省的军务。清代共设有9个总督。
清朝初期二者一般是严格实行军政分开的。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开了军政和一的先例。顶峰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清朝末年南北洋大臣的演变使新崛起的汉族大吏取得该位，取权更大。兼任这两职的两江和直隶总督的权势远高于其他总督，实际成为总督之首。如先后任此二职的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无不权倾一时，在国家的外交、军事、财经、政务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辛亥革命时各省纷纷独立埋下了伏笔。
现在传出缩省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思维教练＇陷入了深深的迷惑。此事如此重大，他不得不写一篇帖子《1973年邓小平复出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
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后向毛泽东提出的一项建议被采纳了。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先让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12月12日到21日，毛泽东出席会议、发表重要谈话五次，每次都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不能不使在场的人联想到1971年八九月间，他老人家南巡时也是如此。
12月20日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12月22日，中共中央通知：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这一切除了消除林彪在军队中的影响之外，显然是为邓小平铺平道路。巩固了邓小平作为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领导地位。同时也为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稳定打下了基础，为后来抓“四人帮”扫清了障碍。当时全国共11个大军区，同时就有8个军区的司令调动，这在我军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可见当时毛主席下的决心有多大。
不久之后，5月10日，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辟谣，表示一些报道，“纯属断章取义，严重失实”。
就在香港政改和行政区划改革的冲击刚刚平息，＇思维教练＇又突然收到安妮发来的一篇《中国政改大方案》。
“方案”的核心就是将共产党内暗的派别，变成明的新党。以共产党的旧人为核心，组建多个新的政党，实现向多党制宪政的过渡。有控制地3年开放党禁、报禁；5年军队国家化，实现多党制宪政。所谓，“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与其暗斗不如明争。新党骨干除了以现任有能力的党员干部为主之外，还要考虑吸收部分新鲜血液，吸纳民主党派的优秀人士，吸纳民间无党派的优秀人士。同时淘汰掉党内缺乏能力、严重贪污腐化的干部。由于原本同一政党的纽带关系，新党之间不太可能出现残酷的恶性竞争。特别是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更容易达成共识、保持克制。
对于腐败干部，方案采取“留钱不留官，留官不留钱。”的原则。在酝酿新党的过程中，想加入新党的干部，都必须发表“廉洁声明”。说明过去没有贪污受贿的行为，或者情节轻微，已经退赔或已经向组织说明清楚。针对现有不同的干部级别，可以制定不同的“免责金额（M0）”，在这个金额之内的，只要向组织说明清楚，便可以发表“廉洁声明”，加入新党，在未来的新宪政中从政、任职。那些有贪污受贿行为，但没有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的，只要不发表“廉洁声明”，不再从政，就可以免除法律的追究。同时，针对现有不同的干部级别，制定不同的“免罪金额（M1）”。
所谓“留钱不留官，留官不留钱。”的政策，一是免除政改的阻力，使现有各级官员不论廉洁与否，都可以找到未来的出路。二是避免资金外流，人人自危。这样一来，干部中的阻力就只剩下那些有严重贪污受贿行为，给国家人民造成严重损失的极少数。大多数洁身自好的干部，包括那些随波逐流的，过去没得到钱，未来却可以得到更广阔的政治前途；而那些贪污受贿比较轻微的，只要不再从政，也可以安享晚年，不必再担惊受怕。更不必把钱往国外转移，而可以在国内安心下海经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和平赎买出一个多党制。
军队问题是化“派”为“党”实现多党制宪政的核心问题。在这一大方案实行的过程中，党中央要始终保证队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改中间不论哪一“派”或哪一个新党违规，都必须被判出局，在新宪政中不再有从政的机会。而军队是必要的最终解决手段。在整个大方案实行的过程中，如果党派之间出现大的冲突，国内出现大的动乱，国际形势出现不可预料的大变故，党中央可以凭借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中止政改的实行。
为了方案的顺利执行，在第3年（Y1）新党成立、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可以由一位前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A0），代表原共产党担负对军队的指挥。同时必须制定一份“约法”，制约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A0）。他（A0）不能与任何新党派发生政治联系，也不在未来新的国家政府中担任职务。受全国、全世界共同监督。第5年（Y3）新的多党制宪政实行之后，他（A0）将军权交予新政府，荣誉退休。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中各级政委全部转为中央或地方的终身参议员、职业政治家。团以下政委，可以对转业进行优厚的补偿。
＇思维教练＇看后，只是问了对方一句：“你是谁？”
安妮一愣，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呀。”
＇思维教练＇知道对方被问傻了，于是说：“我的意识是——你以为你是谁？”
“什么意思？”安妮不明白。
“我的意思是说：除非你是那个德高望重的‘A0’，除非是最高掌权者想这么干，而且他周围至少有两三个人有同样的想法。”
“我这是纯属个人构想，问问你的看法嘛。”安妮辩解说：“预则立，不预则废，仅供参考。我认为这是一个充分考虑了国内不同群体的利益，以社会稳定为前提，是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实现多党制宪政的最大胆的构想。”
“这个方案根本没有可行性。”＇思维教练＇依旧不以为然。
“关键是个时机问题。”安妮说：“这只适于在国内现状不能再维持下去的紧急状态。不到接近万不得已的最后时刻，不可能说服党内高层采纳；但也不能拖到局面完全无法控制的时候，到那时候再实行，一切都为时已晚。”
“问题就在这里。”＇思维教练＇反问说：“谁会认为‘维持不下去’呢？你这不是找骂么？”
……
安妮没有听＇思维教练＇的劝阻，依然把《中国政改大方案》传到了网上，果然是骂的人远比夸成的人多。而这一切的背后，实际上只是安妮的爷爷让她放一个试探气球罢了。
但是，还是有一个人当真了，而且是非常地生气——这个人就是军中元老俞飞。当俞飞看完网上这篇帖子的打印稿后，拍着桌子大骂：“这是分裂国家、分裂党！”
郎氏风暴
2004年8月以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连连在媒体上发出重磅炮弹，指名道姓地痛斥许多中国企业领导人借国企改革之机大肆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这些被指责的企业几乎都是过去被树为改革成功典型的“明星企业”，包括TCL、海尔、格林柯尔、科龙等。对TCL的分拆上市、海尔集团的MBO（管理者收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格林柯尔在兼并重组中有侵吞国有资产的嫌疑，指责顾雏军利用资本杠杆效应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中法律上的缺陷，仅用9亿多元的资金便控制住了136亿元的优质国有资产。
郎咸平的炮轰引起了强烈反应：平面媒体与互联网上出现一面倒的声援之声，而被批评的企业则纷纷叫屈，格林柯尔老板顾雏军甚至在香港把郎咸平告上了法庭。这反而更增添了事件的轰动性。郎咸平则说：自己并非与顾雏军个人过不去，实在是针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事态而言。他对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不少方面提出了尖锐批评，批评“做大做强”，否定MBO，抨击“保姆变主人”，直至提出“国有胜于民营”，完全否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必要。
8月28日这一天，中国南北方出现了两种声音的激烈碰撞。
下午2：00，各路财经记者齐聚北京建国门内大街长安大厦2座15层。只有三十几平方米的演播厅人满为患。由几张桌子拼起来的简单的主席台背后，主持人邵振伟开始讲话：“大家下午好！这个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我们准备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我们仓促的准备，包括周日两天。我们邀请了全国经济理论界各派的人物来参加这场研讨会。下面我介绍一下今天到会的专家：一个是国务院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张文魁先生、长江商学院郎咸平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先生、原国家计委退休干部杨德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先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韩德强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杨斌先生。……”
该研讨会曾广发“英雄帖”，拟邀请全国经济理论界各派人物参加。然而，受邀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都在南方开会而没来。国内主流经济学家们“集体失语”
，唯一的反方代表张文魁先生此次可谓“单刀赴会”，他在题为《中国是否应该停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演讲中说，国企改革势在必行，而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可以防止的。由于观点相左，左大培几次大声打断张文魁的讲话，会场气氛数次被推向高潮。
“他们说我‘左’，我这次就‘左’到底！”左大培显得格外激动，嗓音嘶哑。
杨帆的发言带有“声援色彩”。他尖锐地指出，中国学术界存在“意识形态之争”和“话语霸权”，就这次郎咸平遭遇的风波而言，“‘新自由主义学派’对他采取了联合封杀、贬低人格两种手段”。……
主办者邵振伟是一神秘个人，在研讨会接近尾声之际，他的一句声明语惊四座：“此次研讨会的主办方不是网站，我只借用了这个场地，主办者只是我个人。”声称自己只是一个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年轻人，组织这个研讨会是出于痛惜国有资产流失的义愤。
同一天的上午，为期两天的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在深圳五洲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