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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九日是个逢场天，街上人多，我没敢露面。等到二十一日，起义的人都开始到我家集合，眼看就要正式扯开，我实在有些不放心，下午了，还是到街上去看动静。没走几步，就碰到段贡武手里拿着两根红甘蔗，迎面向我走来，见我先是一愣，立即说：“是大表嫂啊，我正找你呢，听说你家廖亚彬把乡里团防的枪都拿走了，干什么去了啊？”我说：“段家大哥，什么我家廖亚彬，难道亚彬不也是你家的？你好歹也是他的表舅舅嘛！他为乡上的团防管这几支烂枪，还不是承你们段家的抬举？那天我听保长说，现在土匪闹得凶，叫他把枪都拿去修理，这几天你们都看见的，我在街上打官司，好多天连家都没回，这亚彬也不来给我帮个忙，我还正要找你们要人呢。”
段贡武看着我，阴笑着说：“大表嫂，我说不过你，不过我真的有点事情要求你，今天请你吃夜饭怎么样？”
我一看他那样子，就晓得是不怀好意，可是此刻他身边没有人，谅他也不敢立即就动手。我一回头，看见几个挑柴的农民大汉正朝我走来，就伸手将他手里的甘蔗夺过来，叭叭地就在膝盖上掰成几截，随手分给后面上来的那几个大汉，一边说：“请我吃夜饭我不敢当，就请我吃这几节甘蔗吧。”说完就和这几个人一起走了。
段贡武以为这几个挑柴的农民是我带的人，一犹豫，我已经转过了街口。正想下一步怎么办，突然看见段成帆带着两个人朝乡公所走，我连忙又转身赶到河边，上了渡船，到了河对面的罗渡溪。
我从罗渡溪抄小路回到太阳坪家里，天都快黑了。我们的人已经在四面放了岗哨，附近的几个院子里人来人往闹哄哄的，很多人都背着枪。刘石泉一见我就说：“老大姐，你看都要打响了，准备工作还没做好，阳合场、天宝寨的人说好早点来集合，可现在都还没有消息，打起来还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如果到今天晚上队伍还没到齐，你就在家里等，然后把他们带到走马岭来。我们的人算来，也不过一两百人，要是再有人掉队，被敌人分而治之，就糟了。”
他急急忙忙的，走了几步又回来，补了一句说：“你不能再到街上去了，太危险。”
这天晚上，我们附近的八个院子一起埋锅造饭，直到大家出发，我连和亚彬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
天还没亮，保长就慌慌张张跑来找到我说：“三娘啊，你家亚彬把我们这一保的枪都拿到哪儿去了？人家赵所长说，上面喊人要集中，我跑了好几个地方，人影子都找不到，连几个甲长也跑得没影了……”
我说：“你这当保长的，就晓得吃鸦片烟，就不怕那些土匪饥民打到你的烟床上来了？亚彬早就让段乡长调去守卡子去了，赵所长他还不晓得？”
过了一阵，一个和我一起做过小生意的人跑来说：“陈三娘啊，听说走马岭那边打起来了，开仓放粮，口口声声说什么打土豪打恶霸的，都说不像是土匪，像是共产党呢。”我心里一愣，说：“不会吧？我听说是饥民，吃大户。”那人说：“什么饥民啊，人家喊的都是打倒蒋该死，解放全中国呢，还喊共产党万岁，这和饥民有好大个关系？听说张家院子和王家院子粮仓的后壁墙都被打烂了，下粮的人像牵线线的蚂蚁，好多人没得箩筐，就脱下裤儿来装……”一个小媳妇在一边听了，忙说：“管它啥子党，只要是分粮给我们穷人吃，就是好党。搞快点，大家都快回去拿口袋，装好多算好多！”说罢转身就跑了。
我听了这番话，心里暗暗着急。这一片到处都是敌人，怎么能够公开喊出我们自己的口号，这下子想盖也盖不住了。正在想下一步怎么办，我放出去的暗哨回来了，急急地说：“大姐，你赶快走，段贡武两弟兄从县城里带来了十多个兵，都过河来了，指名说的是要捉你们全家。”
我想了想，问：“我们阳合场那边的人，好久能到？”来人说：“不晓得，你怕是等不得了。”
我说：“你慌什么，他那头不是才过河吗，还有一阵，我再等等。”
又过了一阵，我听见保长在下面的几个院子里惊呼呐喊地叫着：“张老二，王老三，都快点去各处守卡子，要不然一会儿土匪从走马岭打过来了，大家都跑不脱……”
我估算时间，段家两弟兄带的人很快就会到了，要是再不走，我就走不出去了。再一想，走马岭这一边打起来了，敌人很快就会扑过去，我只有从黎梓卫过河，顺渠河而下，按照和刘石泉事先约好的第二方案，到马头溪杨巨白家去等他派人来接头。
我从屋背后的坡上绕了一圈，又到了黎梓卫。
街上静悄悄的，到处都关门闭户。我正在想，难道这些家伙都抓我去了吗，就一眼看见走马岭那个被人叫做王棉花的保长在街上东奔西窜的，后面跟着他那披头散发的老婆。我说：“王棉花，你两口子一大清早不去打你的早谷子，跑到这里干什么啊？”
他一脸的哭相说：“不好了，走马岭打起来了，还把乡长张蜀俊都拉走了。我来找段乡长他们，能不能帮我一把……”
王棉花一边说一边走了，他老婆一把拉住我说：“陈三姐啊，你没看到那个阵仗，好吓人哦，我现在脚杆都是软的。”我把她拉到一边说：“你那老公，硬是不醒眼，现在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还有心去管人家。”
那女人一听，恍然大悟地说：“三姐，我晓得了，我这就拉他到我娘屋里去躲祸事。他这个保长，不过是为人家那些大户人家跑腿的，又没打到我屋头来，关我们什么事……”
我看见他两口子那慌里慌张的样子，心里暗自好笑。我们的人在走马岭下谷子，这不假，可是说乡长张蜀俊被我们当成土豪拉了，这就是假的了。那张蜀俊早几年前就是我们“好人团”里的人了，前段时间张伦又去做了不少工作，现在都成了我们游击队的纵队司令了。
我赶到河边，一眼看见魏远秀戴了个草帽，在那里站着。我老远就招呼说：“远秀啊，你是有身子的人，不去好生将息，在这大太阳底下站着干什么？”
远秀一见我，泪汪汪地说：“三姐，你没听说吗？走马岭那边都打起来了，上边喊要设卡子，文俊找人去了，叫我在这里先给他站着。”我叹了口气说：“远秀，你怎么嫁了个这么没用的男人！我只听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没听说男人要女人家来为他办公事的！见了文俊，你跟他说我到县上打官司去了，说不定还要拉他去给我当证人呢。”说着就上了船。
我坐的船刚走出码头不到五里路，就听见走马岭那边又是枪又是炮地打了起来。船到了罗渡溪，我看见岸边上站着六七个戴草帽的，一下子就明白了赵文俊为什么要叫远秀也戴个草帽站在河边，看样子这些人都是特务。我不敢在罗渡溪上岸，一眼看见河边上的另一只小船上，站着一个叫田老幺的船老板，就打了个招呼，一脚跨了过去说：“老幺，你是到重庆去吗？正好搭个方便。我有一船货在重庆卖了个好价钱，他们叫我去算帐呢。这里又是兵荒马乱的，我还是去躲躲的好。”
船到了马头溪，我找个借口下了船，到了杨巨白家里。老杨一见我就说：“大姐，你的胆子好大啊，没看见这渠河边，一路都是兵？”
我说：“怕什么？他有七算，我有八算，他有烧酒，我有罐罐，我这一辈子不都是在和他们转吗？就是不晓得我们阳合场那边的队伍，到了没有？”
老杨没想到我到了这种时候，还说出什么烧酒罐罐之类的话来，禁不住卟哧一下笑出了声。
我跟着老杨，到合川冯家牌坊一个姓赵的同志家里，见到了刘石泉。他问起战斗情况，我说：“还不晓得，不过这些年轻人，连山上的情况都不熟，就要拖队伍上山，而且粮食也没运上去，我实在是有些不放心，老刘，你就让我上去吧……”
刘石泉说：“先不说这个，再给你一个任务。听说我们一打响，县长就亲自带着两个警察中队二百多人往我们这里来了，另外还派了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去重庆绥靖公署告急，搬救兵去了。现在岳池城里，到处都在修工事，怕我们去攻城，听说还在向国民党的一个退役师长杨什么借迫击炮。”我说：“这个人叫杨赛宣，我认识。”
老刘说：“认识就好，你去叫他把他的三十门迫击炮收回来。还有，我们这一打起来，很快就要攻城，你再去把城里叫门的乡长的工作都做一下，叫他们把兵都撤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不听，我们打的时候就不留情了。”一路上都已经设了密密的卡子，老刘给我把任务交代了，一想起路上的情况就犹豫。我说：“事情都到了这一步，还说什么危险，我要是不去，一旦打起来又不晓得要牺牲多少人！”说完转身就走。
这一去，又是十恶九险，等我从敌人的通缉令下逃出来，又见到刘石泉时，他已经明显地瘦了一圈。
我说：“石泉，工作我都去做了，可是四道城门只打通了两道。”
老刘说：“两道也可以。只是现在敌人的兵力太强，我们的同志又大多没有火线作战的经验，一时还是不去攻城为好。亚彬他们已经在山边上和岳池、广安两县的警察队伍交了火，从山上扯了下来。准备拉到肖家场来和这里的队伍会合后，再拉到金子沱去和大队人马会师。”
我一听就有些着急：“敌人正从四面围过来，这么多的人拉到平坝上来打，一定会吃亏的，这是当年我们作战的大忌啊。”
老刘说：“老大姐，现在顾不得那些了，你现在就去渠河嘴找张伦同志，和他一起去把渠河的退路打探一下，他不熟悉那一带的情况。”
于是我又赶快去找到张伦，和他一起坐一条小船，到渠河上去察看地形。我躲在船舱里，悄悄指给他看这渠河两岸，哪里是伏击敌人的要地，哪里是我们打了之后的退路，我们在这里最多能派多少人，敌人的救兵船来了我们又应该在什么地方拦击……最后我还带着张伦找到了一个姓贾的滩师，让他帮着我们把群众都组织起来，只等我们的命令。这事办完了之后，我又跑到合川，买了一船木柴到重庆去卖了，赚了个对本，为我们的队伍筹点经费……就这样，起义一打响，我就白日黑夜地没停过脚，在整个战场上跑来跑去，到处都是枪声和炮声，好消息之后又不断地伴随着一些坏消息。先是华蓥山上原来派人做过工作的一支土匪队伍反水，切断了我们回山去的后路；接着我们的队伍一路冲杀，到了武胜黑尔场，却被敌人四面围住，纵队政委杨希勤牺牲；再后来又是我们的七工委书记徐庶生被捕；最后得到的噩耗，竟是王璞同志的牺牲……就这样，从八月十日曾霖和杨玉枢同志在广安代市场首先起事开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渠县第六支队一打响就转移结束，整个华蓥山地区的这次起义一共进行了四十二天。这次被迫提前发动的起义，当时就震动了正在成都召开的四川省参议会上的要员们，省主席王陵基当即指令，不能使华蓥山变成了“四川的盲肠”；成渝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