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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栖想了好几天，觉得我说的也有道理，就来对我说：“诗姐，你放心，我走了，一青会代我来照顾你的。”
竹栖真的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风洞口，一阵阵地发呆。
幸好，竹栖的儿子一青，每天都来看我。一青是竹栖惟一的孩子，按竹栖的嘱咐，不叫我伯母什么的，却古古怪怪地叫我诗伯，竹栖说是对我这样的人，不能用一般对女人的称呼，就像人们总叫我先生一样。一青出生才三天，他母亲就死了，父亲出去闯荡，将他从小就寄在姑妈家里。这一年才十七岁，已经是《万州日报》的访员（即实习记者）和校对。当时的《万州日报》，已经由刘湘接管，成了刘湘在下川东的喉舌，社长是刘湘的警备区司令刘光渝。可是他出身行伍，不通文笔，就从重庆找来他的老师李春雅当总编辑。这李春雅，有一定的政治头脑，积极主张抗日救亡，把许多进步人士甚至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也弄到了编辑部来工作。这些人把个《万州日报》办得爱憎分明，锋芒毕露，在当时的万县简直成了抗日救亡的中心，一青便是其中的活跃人物。他晚上校对，上午出去采访，下午来狱中看我，一来就给我讲外面的抗日形势，让我看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火辣辣的一派热血心肠，真是令人为他担心。当时虽然万县是刘湘的地盘，但也有国民党的势力，把《万州日报》恨之入骨，弄不好就会出事情。
果然，一青突然不来了，孟伉也没有消息。我关在牢里，只听说外面在抓共产党，抓万县的“抗日七君子”，其中一个叫“光头”的人跑了，正在全城搜捕。我一听，可急坏了，这“光头”就是一青发表文章的笔名。竹栖就这么一个儿子，可不能出什么事情。
没几天，一青来了，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我说：“你这孩子，到处都在抓你，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他嘿嘿地说：“诗伯，你放心，他们抓得着我吗？我躲在刘湘的警备司令部里，有那么多的兵给我站岗呢。再说他们只知道有个叫光头的，又不知道这个光头是谁。”
我啼笑皆非地摇摇头，又想起我们年轻时在南京参加“五卅”运动的情景。人啊，一辈又一辈，都是这么过来的。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万县城里的年轻人，忙着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一青白日黑夜地忙碌着，来得少了。我想到自己不明不白地关在牢里将近一年了，苏联没去成，外面的活动又无法参加，真是莫名其妙。也不知道山上的同志们怎么样了，宁儿和亚彬还以为妈妈……正在胡思乱想，老汪突然来了，还给我带了一个叫刘剑国的人来。老汪说：“陈大姐，现在形势变化很大，你要近期能够出来，就和老刘一起，从上海走，他负责你一路的安全；如果出来晚了，可能就不行了，上海很快会吃紧的。”
老汪走了，刘剑国每天都来陪我。这是个挺和气的朝鲜人，流亡到中国来的，像他这样的人当时在重庆很多。他给我讲他们国内的风土人情，讲他们的人民做亡国奴的滋味，看得出来他很思念他的祖国；他还说他这次不是到苏联，而是要回国去，参加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
没多久，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接着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全国各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战区烽火连天，敌后的抗日救亡活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形势这样紧张，刘剑国不走是不行的了。这时已经是九月初，他整整陪了我两个月。临走时刘剑国对我说：“大姐，眼下国共已经合作，许多共产党的大人物都放了，你又没什么证据，一定会很快出来的。到时候，你就到宜昌东山铁路坝，找一个叫刘海清的人接头。上海不好走了，他会送你从延安那边走。”
我死死地记住了这个地址，和这个人的名字：刘海清。日子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我出狱的事还是没有眉目。郝疯儿和陈吉庆看我着急，就又备了礼信财物，找了一个叫王大爷的去问那个蔡司法，说国共都合作了，即使陈先生真的是共产党，也该放出来了，还关着她干什么？那姓蔡的收了东西，支支吾吾地，只是口里说快了快了，又不见行动，气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正在着急，竹栖回来了，一看我还在牢里，就急得跺脚：“诗姐，你这是怎么回事嘛？我看那姓蔡的有名堂，是不是拿到你的什么关节了？”
我说：“先不说他，还是说你吧，你毕业了？”他说：“就算吧。这回呀，刘湘下了决心，要把兵权抓在自己手里。原来各地的保安团，都被蒋介石叫康泽派了特务，这回刘湘又在各地建立了国民自卫队，队长由县长亲自兼任，副队长等于副县长，大多是我们这次培训班出来的地方军官，专门和蒋介石对着干呢。”
我说：“那刘湘封了你个什么官啊？”
他笑笑说：“还可以，忠县国民自卫总队的副队长。”我说：“好啊，叫孟伉来，我们为你饯行！”
他说：“可是，诗姐你……”
我说：“你男子汉大丈夫的，怎么就这样儿女情长，我坐牢又不是第一回了。”
竹栖一听，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了，诗姐，我到重庆去看了亚彬和宁君，听曾三姐说，你上次出来，是她的妹夫雷青成帮的忙？我这次在成都，听说这个雷青成当了泸州的专员，说话管用得很呢，要不要我给他写封信去？”我说：“算了吧，这年月，形势这么乱，谁知道谁是怎么想的？再说他是康泽的大红人，弄不好会把事情搞复杂了。”竹栖说：“可是再不把你弄出来，我走了谁来管你啊？你这个人啊，就是怕麻烦别人，你不写，我来写。”于是他背着我给雷青成写了一封信，就上任去了。不久，听说泸州来了电报，查问有没有关着一个姓陈的女教师。陈吉庆听说了，连忙叫那个王大爷跑到蔡司法那里说：“叫你放你不放，这下子人家追问来了吧？你知道这雷青成是什么人？蒋委员长的红人，刘湘刘省长的好朋友，你以为这位陈先生，当真是寻常人物吗？人家外面都在说，你留着陈先生是拿她当财神了，只要有她在牢里，就有人来给你进贡，你吃饱了还想吃，就不怕被胀死啊？”
那蔡司法连忙说：“哪有这回事，陈先生的事情我们都弄清楚了，就是没雷专员的电报，也要放她的，国共都合作了嘛。”
就这样，青成的电报来了还不到一个星期，就由一青给我找了个保人，放我出来了。事后听说那姓蔡的老是关着我不放，果真是王大爷说的那个原因：有我在牢里，就会有人给他送字、送画、送钱。就因为这个贪官，我不明不白地在万县监狱里被整整关了十五个月，而且没有提审过一次。
万州烟云
出狱那天，天气晴丽。一大清早，郝疯儿就托着一丈多长的红绫，在大牢外面等候。我一出牢门，她把我手中的那些换洗衣服抢过来，又丢回牢里说：“给她们那些没有衣服的去穿，大姐您别把晦气带出来了，我给您买新的！”然后就陪着我一起走出大门。等在门外的何太太连忙捧着一朵大红的绸花跑上来，挂在我胸前；她男人陈吉庆亲手点燃一挂鞭炮，炸得纸花儿到处乱飞；许多我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来看热闹，轰动了半个万县城。
我被他们不由分说地拥着往前走，直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从大牢里出来，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陈吉庆说：“是说不上什么光荣，是喜庆！你不明不白地坐了一年多的黑监，今天算是无罪释放，不该庆贺庆贺吗？让天下的人都来看看，好是有好报的！”
就这样，我身上挂满了红花红绸，前面由陈吉庆亲自举着鞭炮一路放着，身边由郝疯儿、何太太和一群女人拥着，后面跟着一些由我从牢里救出来的男男女女以及陈吉庆的几十个兄弟伙。从衙门出来，在城里绕了一圈，然后过万安大桥，上百步梯，到了广济寺的一栋两层楼房前。楼前早已站了一大群人，拍着手说：“吉人天佑，欢迎欢迎！”然后随我一起进了屋。楼下的客厅里，摆了四张方桌，桌上放了几十个茶碗，旁边摆满了长长短短的凳子，两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跑前跑后地沏茶倒水，忙得不亦乐乎。郝疯儿她们一群女人又不由分说把我拥到了楼上，只见一张挂着真丝罗纹帐的大花床，上面放着崭新的缎面被子、绣花枕头和毛毯，屋里桌椅板凳、写字台、梳妆台一应俱全，一套全新的楠木家具，连桌上的温水瓶都是新的。
郝疯儿一边带着我参观，一边唠叨：“这套家具是陈大哥送的，床上的东西是我买的，灶房里的家什是姐妹们送的，这房子是陈大哥的一个兄弟伙专门给你腾出来的，你要住多久就住多久。看，还缺什么，我去给你买。”正说着，何太太拉过一个中年妇女，说：“大姐，这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你就叫她牟嫂吧，是我专门从老家请来的，为你做做饭洗洗衣服还将就，人很勤快呢，有哪点不对的地方，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
第二天，陈吉庆正式为我办了一桌席，请了几个他最要好的袍哥大爷到场，说是为我贺喜。酒过三巡，陈吉庆站起来说：“今天诸位大哥都在，听我陈某人说一句心里话：我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在江湖上闯了大半辈子，见了不少的英雄豪杰，可是像陈先生这样的人物，别说是在女人中间，就是在男子汉中也是少见，实在是豪杰中的豪杰。老天有眼，让我陈吉庆这样一介武夫，结识了这样的贵人！我已经和几位兄弟商量好了，这码头上大爷的位置，是给陈先生留着的，只要你一出来，我就让位，今天一定要请你赏这个脸，不要嫌弃。”
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喝血酒、结兰交我都干过，可是下海“操袍哥”，这可没想过，还当什么大爷，我自己的事还干不干了？陈吉庆见我犹豫，一仰头喝下了一大碗酒，说：“陈先生，陈大姐，你不要推辞，我不但知道你现在的为人，连你过去的事情，我也略知一二。你一定知道我在刘湘的队伍当过团长，开到前线去打过红军吧？我的那些兵，哪里是人家红军的对手，一上去就兵败如山倒。当官的说我作战不力，把我撤了，我一气之下就回了家乡。本想解甲归田，却又被弟兄们拥了出来，坐上了这把交椅，当了这一方的总舵把子。这一回，我被仇家陷害，要不是你从中搭救，解我两口子于囹圄之中，我这个家，我的两个娃娃，还有重病的我，都不晓得成了啥样子了。唉，人世险恶，情薄如纸，难得像你这样大仁大义的人啊。我现在，也心淡了，把这个码头交给你，我一百个放心，手下的弟兄们也个个服你。你若是再推辞，就是看不起我们袍哥，看不起我们大家！”陈吉庆的话越说越多，何太太连忙扶住他说：“吉庆，你喝醉了，哪能这样对大姐说话啊！”
看来是推脱不得了。我又仔细想了想，要是真的当了这袍哥，说不定今后也有好处。于是就端起酒碗来，对大家说：“陈大爷和诸位弟兄们，我联诗一个教书先生，落难于贵地，承蒙各位如此看重，实在是惭愧得很。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领了陈大哥的这份情义，可是不能坏了袍哥的规矩，大爷我是不能当的，听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