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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多钟，船到了万县，我们要在这里换船，再买票到宜昌。
老汪常来常往的，对这里很熟悉，带着我们从杨家街口上岸，边走边说：“南津街有一家叫”茂生祥“的旅馆，老板姓熊，是自己人，我们的人常常住他那里，没出过事情。”
说话间，旅馆就到了，我举头一看，怎么招牌上写的“茂林”两个字。老汪一看，也愣了。正在这时候，却听见有人喊：“玉屏呀，陈玉屏——你在哪里……”我急忙回头一看，原来是刘老太太东看西看地迷了路，一路喊着在找我。
陈玉屏这名字在川北一带扯得太红，我早就不用了，可是老太太记着，改不过口来，真拿她没办法。
老汪回过头来对我说：“来都来了，先就在这里住下来再说吧，反正只住一晚上。我得先去看看明天的船票，迟了就买不到了。”于是我们就走了进去。帐房里一个老先生，看见有客人进来，连忙招呼伙计把我们送到一个干干净净的房间里，又是送茶又是送水的，接着就拿来了一个登记簿子说：“先生娘，你登个姓名。”
我接过来，写上了陈联诗三个字，然后写上由重庆来，到宜昌去教书。那老先生接过来，恭恭敬敬退了出去。
我关上门，正准备洗脚，却听见有人在敲门，一边喊着陈联诗、陈联诗。我一愣，没开腔，却又听见那人在喊“诗姐”。我连忙趿上鞋，跳过去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林竹栖。他又惊又喜地一把抓住我说：“哎呀，诗姐，我好想你啊，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会面，真是难得难得！”
这人真是，大庭广众之中，口口声声想你想你的，也不怕人笑话！我连忙让他进屋来，说：“你怎么到万县来了？”他说：“诗姐，说来都不好意思……”
我说：“快别说了，我都知道了，你差点替我进了卫戍司令部，真是连累你了。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他看看门外，悄悄说：“原来这里开旅馆的熊老板被捕了，可是这里我们来往的人太多，没个地方不行，于是我就顶了下来，改成了‘茂林’字号，当上了老板。”
我听了这话，心里一热。我知道林竹栖还不是党员，可是这些年来他舍生忘死地为我们做了不少事情，真是难得啊。
林竹栖要招待我吃饭，去买菜了。老汪过来，提了一个大包说：“这是刘老太太的东西，放在这里你看着，她要跟我去看船票。”
我说：“这老太太也真是的，哪里是去看船票，又想去挤热闹吧？”
老汪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走了。
老汪刚出去不到十分钟，突然闯进来四个宪兵，指着我问：“你是岳池人吗？”
我说：“不是，我是重庆人。”
其中一个酸溜溜地一笑：“别哄我们了！陈玉屏，我们走一趟吧。”说着就把我和刘老太太的东西全部收在一起，推推搡搡往外走。
刚到大门口，就碰到老汪急冲冲地进来，一眼看见我，目瞪口呆的。我连忙给他使了个眼色，他悄悄一缩头，往侧边的小门溜走了。
我被带到宪兵营的稽查室，几个家伙就出去了。一会儿，我听见隔墙有人在问：“人拉到没有？”
“拉到了，可是她说她叫陈联诗。”
“陈联诗？不对吧？报的是陈玉屏啊。”
“她这种人，本事大得很，没听说过吗？双枪陈三姐呢，在川北一带，只要有她的一张片子，就会畅通无阻，换个名字有什么稀奇？”
“不对，陈联诗我认识。”
我心里一沉。认识我的人太多了，这人是谁呢？
第二天，我被叫到隔墙审讯室，抬眼一看，上面坐的人眼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他一见我，嘿嘿一笑说：“果然是你，还记得我吗？”
我说眼熟，一时想不起来了。
旁边一个宪兵说：“这是我们陈营长。”
那人笑笑说：“我叫陈有先，那年你在梁山教书，我的儿子是你的学生，你的国文教得很好，他现在还记着你呢。”
他这么一说，我果然记起来了。我在梁山教书时，是认识这么一个人，他那孩子成绩不错，时常受到我的表扬。陈有先说：“我晓得你在梁山教书的情况，他们这些人道听途说的，可能是弄错了。你自己写个口供，我帮你转上去，转到万县县政府，到时候取个保就可以出去了。”我说：“既然是弄错了，为什么不放我出去？还要取保做什么？”
他笑笑：“本来就该没事了，可是一搜你的行李，怎么从一双老太婆穿的尖尖鞋里搜出一小团鸦片烟丸子来。这就不是我们管的事了。反正我这里帮你说说话，其它的事情你自己去说清楚。”
看来都是刘老太太闯的祸，她在街上乱喊一气，又在鞋里藏鸦片烟丸子。她吃那东西，而且上瘾。
又陷囹圄
我被送到县府，关在看守所里。刚放下东西，林竹栖气急败坏地找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事情的大概原委给他说了，然后安慰他说：“好在真实身份没有暴露，就是犯了点烟案的嫌疑，可能问题不大，要不了几天弄清了就可以出来。只是不知道老汪的船票买到了没有。”
下午，老汪也来了，一见我就说：“刘老太太一听是她闯的祸，又是急又是吓的，刚才搭了个‘黄鱼船’，急着到宜昌去了。她是怕你怪她。”
这个刘老太太！不过她给我惹了这么多的麻烦，走了也好。
老汪到宜昌还有要紧事，好在他当时就拿到了票，要不是我出了事，现在说不定都到了宜昌了。他看我一两天还出不来，就说干脆先去宜昌把事情办了，然后回重庆一趟把话回了，再来接我。
老汪刚走，竹栖又来了，用菜盒子装了一大盒鸡汤，还有一碗我喜欢吃的辣子鸡。我心里着急，吃不下，可一看他那殷切的样子，不吃是不行的，只好端起来，喝了一口汤。竹栖安慰我说：“诗姐，你不要着急，我在这里还有些关系，到处跑跑，去找人打通关节。只是你要受几天委屈了，我会天天送饭来的。”
就这样，我从岳池的监狱出来没有几年，又进了万县的监狱。
我住的牢房，在县政府左边的一条巷子里，其中女监有五间房子，关了四十多个犯人，大都住冬冷夏热的西边。因为林竹栖塞了“包袱”，把我安排在上房。我因为没有提审，又没有定罪，算是“寄监”，可是对于坐牢，我却不是第一次，知道这里面的规矩。女犯们见我穿得很阔气，又时常把竹栖带来的烟啊糖的分给大家吃，对我都很客气，口口声声称我陈先生陈先生的。新来的犯人都要受那些“夹磨”，全和我没有关系。
我一进来，一个被人叫做“郝疯儿”的女犯人过来和我搭讪，问我是什么案子。我说：“我是被人冤枉的，那老太太被查出了烟土，害怕，跑了，叫我来说清楚，现在又不提审，叫我怎么说得清楚？”
那郝疯儿冷笑一声说：“我可不是被人家冤枉的，老子就是地道的杀人犯，只要有一天我出了这个鬼塌塌，还要去杀人，把那些臭婊子和我那男人都杀了！”
我听了，大吃一惊，心想这监里，真是啥子人都有，看来这女人，真是为什么事情气疯了。
多住了几天，知道这个郝疯儿原本是个阔太太，男人是刘湘手下一个姓冷的师长，在外面到处寻花问柳，安了无数的“外室”，成天不落屋。这郝疯儿哪里受得了这般恶气，干脆找了两个流氓，给了他们一点钱，把跟师长鬼混的两个女人杀了。那师长气得不得了，却又晓得这婆娘狠毒，就使了个计，给了她点钱叫她去贩吗啡。然后叫人报了官府，抓她来坐了大牢，判的三年，现在已经坐了一年半了。
同牢房的还有三个女人，其中两个都是阔太太，犯的也是烟毒案。一个姓吕，和郝疯儿一起进来的，男人也是一个团长，姓张；另一个姓何，不但自己进来了，连男人也在里面。我问这是怎么回事，郝疯儿说：“她男人是万县东门上的袍哥舵爷，叫陈吉庆，因为手下的一个兄弟伙把枪拖出去抢劫杀了人，被仇家乘机将他告成了主犯，捉来判了五年。两口子都在监狱里，两个孩子只好交给老人看着。”剩下的那个女人，不说话，常常可怜兮兮的躲在角落里，泪花花的，牢房里倒马桶之类的杂事全由她来做。我仔细看过她，很年轻，眉清目秀的，就是脸色不好，有时她稍稍梳一下头，郝疯儿就要骂：“贱货，还想去卖呀？”
我问郝疯儿：“你既然见不得她，为什么又要她住在这里？”
那女人把头一昂：“是我把她从那边牢房里要过来的，没有她，这屋里倒马桶、扫地下的杂事，我们几个去做呀？”
这是一个妓女，因为第一次接客时用一把剪刀刺伤了嫖客，被关进来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林竹栖不断地在外面给我跑关系，也送了不少钱，回话都说是快了快了，却一直不提审，也不过问。老汪来来往往来了好几回，见我老是出不来，又走了；眼看秋去冬来，我急也没用，一颗心渐渐淡了下来。我在万县举目无亲，竹栖每天上午管管旅馆里的事，下午都来陪我。每次都带着水果和我最喜欢吃的杂糖什么的，要不就是一罐罐肉或者鸡，然后用一把扫把垫着屁股，坐在风洞口，一说就是半天。玉璧牺牲之后，我就学会了抽烟，现在成天没事，眼看去苏联这么大的事情落了空，心里头烦闷得很，烟抽得更厉害了。竹栖本来不抽烟的，因为陪着我摆龙门阵，也学会了，每次都要带烟来。牢房里的几个女人，一边吃着竹栖带来的烟啊糖的，一边打趣地说：“陈先生，这是你的相好吧？”
我笑笑，不说什么。竹栖在外面听见了，也笑笑。
竹栖的父亲是个小货郎，他从小就摇着货郎鼓跟着父亲走街串巷地叫卖。后来他的父亲不幸中风瘫痪了，他就每天端茶喂饭，倒屎倒尿地守了两三年，一点怨言也没有，亲戚朋友和远近的街坊邻居都说这真是个大孝子。父亲死后，他带着几件衣服、两双草鞋和三块银元，远走天涯了。先是在杨森的队伍里当了几年兵，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考进了杨森办的万县军事政治学校，朱德和陈毅在这里任教官。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他成了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的信徒，加上一副喜欢豪侠仗义的脾气，吃了不少的苦头。学校毕业的当天晚上，一些学员深夜还在酗酒狂闹，教官一气之下，吹了紧急集合哨，把大家集中在雨坝坝里，说是如果不把闹事者交出来，全体同学就一直站到天亮。雨下得正大，大家站在那里，冷得发抖。却谁也不愿背上个“叛徒”的罪名，都不说。竹栖见大家都冻得脸青面黑的，忍不住了，突然站了出来：“是我，是我在闹事。”
那教官见这么多人都不认错，正在冒火，一气之下就打了他五十军棍，关了十天才放出来。事后别人说他何苦呢，他却说自己吃了点苦，那么多人不淋雨，值得。
说到这里，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
一天，竹栖来了，听见牢里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