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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承蒙你的指点。”我们回太白楼各自谈了情况，高高兴兴地耍了半天。
一天，群生服装社的张经理来对我说：“现在军队里要打十万套军服，每套工钱算一元，要是能全部领下来，可以赚十万元。”
我听了很高兴，忙问：“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现在业德厂和中孚服装社在联系，他们吃不下，来找我再约几家。
第二天，我同张经理去找业德厂的经理谈好了，当天下午就找了十二家服装店的负责人在《春秋餐厅》聚餐开会。会上业德厂的经理提出每套军服工钱一元，出包单位要三角的回扣，他自己又要提两角的应酬费，每家铺子的老板再提三角，而工人实得工资就只有两角了。我当时很不高兴，但主动权在别人手里，赚点总比不赚的好，就勉强承认下来。
按照开会决定，我们每家打一万八千套，由我和群生几家去接洽购买布匹，找机器。可是过了几天，等我们把布匹讲好了，机器也找来了，却没有动静，后来才知道业德厂的经理把我们几家甩开了。尽管陈树安说这是商界中常有的事，可我还是很气愤，心想这些有钱的大老板，怎么这样不讲信用，连山野里跑浑滩的袍哥都不如！
这天上午，我正坐在铺子上闷闷不乐，门外有个军官模样的人，要来打一套哔叽制服。我不愿同这些人打交道，就叫李士民去说：“没有哔叽，不打。”
他一转身，自己去把料子扯了来，我们还是不愿意，可是看他那样子非要在这里打不可，因为当时我们的样式做得好，又是全城工钱最便宜的。陈树安看赖不过，就对我说不要紧的，比着尺码做，做错了我负责，于是就接下来了，由陈树安、李士民亲自来做。三天后做好了，他来取货，穿着合身很满意。讲定的十六块工钱，他硬要我们让两块，我们不干，他说你们让一点，我给你们介绍一批货。
我想这些人爱扯把子，不过为了少给两块钱，随便说说而已。但陈树安他们听说能介绍打货，就请他进屋来坐。我递上茶，问他有什么货介绍？
他说：“陈老板，眼下天气热了，我们里边要打十万套衬衣短裤，正在找厂家呢。”
我说：“你们‘里边’是哪里啊？”
他一昂头，拿出了一张名片说：“康泽的别动队嘛，我就是中央军验编处的邵处长。”
我听了，没动声色，可是心里却一惊。最近听说康泽的别动队和贺国光带领的参谋团进川了。康泽是蒋介石手下的大特务，他的这个别动队，是一个遍布全国的武装特务组织，中心任务就是绑架暗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这次进川的任务，一是将蒋介石的势力渗透进来，二是监视川军特别是刘湘等人的活动；最重要的则是清查红军留下的共产党的人员。这个邵处长说的验编处，是收容和整编壮丁的，看来做不做这件生意是小事，这个人不能轻易放手。
好在这是个贪小便宜的人，对付这种人很简单。我承认事成后送他一件呢子大衣，每套还送他五分钱的回扣作介绍费，他当然高兴得很。于是我当时就带着王晓兰同他一道去左轮街军需部，很快讲好了这一笔生意，并签订了一个合同。合同认定半月交货，到期不交货，多一天罚一百元，如果我们十天拿不到工钱，也要他按货款付息。我当时就打了一个主意：先把这笔生意接下来再说，即或到期交不了货，一天罚一百元，十天罚一千，我们光工钱就是五万元，有他罚的。
一转身，我就把这个消息带回了山上，说蒋介石要增兵了，要小心。
工人们听说又有了大批的活路，都高兴得不得了。我计算了一下，要八十部缝纫机日夜不停地打，可以提前完成任务，但我们只有十五部机子，还要到外面去找纫缝机子找人。陈树安说：“没有关系，人、缝纫机由我负责，业德厂可恶，到他厂里去拉。”
我当然同意，心想给奸商一点颜色看看也好。
第二天，陈树安就去对业德厂的人说，我们打衬衣短裤每套工资三角，可是你们打军服每套才两角。他们工人就罢工，要求每套军服工资增加到四角。业德厂的经理当然不同意，可是他们厂里的缝纫机多数都是工人自带去的，第二天就扯了六七十部缝纫机子出来到我们社里。我们把工人配好，一部机子三个人白日黑夜地打，裁剪的、锁眼的、缝扣子的也跟着加班。一时间，楼上楼下街沿边都安满了机器，又临时租下了隔壁的一间茶铺，机器还是放不下，只好叫有的工人拿回家去做。每天晚上，我喊来十多起卖汤元卖担担面的，叫工人们尽管吃，吃了我付钱。
业德厂的工人都面面相觑：“陈老板你这样大方，还赚不赚钱了？”
我说：“钱还是要赚的，不过少赚点。大家这样看得起我，我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赶活路，只要到时候按质按量交货就行。”
业德厂的工人走了这么多，他们厂的活路做不了，只好停下来。经理来找我扯皮，要我去吃茶评理。
我说：“吃茶？吃官司也不怕，脚是长在工人身上的，他们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你要哪个，你自己去喊，喊回去。”
业德厂的工人们，平时就恨他刻薄，见他来扯皮，就在大街上一阵地起哄，把他哄走了。
业德厂是当时重庆缝纫行中的大厂，败在我这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女流手里，哪里输得下这口气，于是就邀约全城六十几家服装店来要挟我，要我加入同业公会，不入公会不准我营业。
我说：“入不入会是我的自由，你们看不顺眼就去告我。”
那经理一咬牙，就用高价来收卖陈树安和几个最得力的工人，可是陈树安知道他的德性，抱着双手说：：“我们在你那里受够了气，现在才伸起腰。我们的陈老板好得很，我们在这里不要钱也干。你把洋钱堆齐脑门心，我们也不得来。”
业德的经理没有办法，又勾结保长来抓我店里的工人当壮丁，我把保长臭骂了一顿轰出去。
俗话说，同行生嫉妒。城里几家大厂见我这人软硬不吃，照样搞得热火朝天的，就阴阴阳阳地放出了不少言语。有的说：“这女人这么有本事，二天我们开个大公司，聘她作交际部主任，给她五百元钱一个月。”还有的人说：“哪有地皮都没踩热就来挖墙角抢饭碗的？任她这样八面威风地闹下去，我们大家还吃不吃饭了？”
我要抓紧时间赚钱，没工夫理睬这些流言，当面听见就骂他一顿，背后说就装着没听见。仅仅十天，我们就把货打完了，军需部派人来验收，用卡车把货拖走后，才说到成都去拿钱。这不明明是想敲诈吗？当时我就对那个军需官说：“原先交涉的是在重庆交货交钱，你拿不拿？不拿就告你，告到最高法院。”
那个军官阴阳怪气地说：“看不出你这个女裁缝，还这么歪呢。”
我气极了，往桌子上拍了一巴掌：“你看不起裁缝是不是？裁缝不做衣服，你打光条条！早晓得做官这样歪，我也要去做官，不但光宗耀祖，还可以随便估吃霸赊！”
那家伙的脸一下就红了。工人们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哄着闹着叫他交钱，说不交钱就不准他走。我指着他说：“你认定法院管不了你是不是？那我们就一道去找刘湘，找贺国光，他们总管得了你了吧？”
那家伙还是不干，我就跑去找他们的邵处长，扬言只要少了一分钱的工钱，不但他拿不到回扣，还要把这事的前前后后都捅出去。那姓邵的一听，慌了，连忙亲自出马，四处奔走，最后同意在重庆拿钱。
第二天，我带了十多个工人将款子取回来，把工人的工钱都付清楚了，个个都高兴得很。
可是，业德厂那边因为没有工人，不能按时交货，被罚了两千多块钱。他们更恨我了，就到卫戍司令部去密告我，说我工资高，工人只做八小时，不加入同业公会，工人来历不明……告我是共产党。
一天下午，卫戍司令部派了几个兵来捉我，说我“通共”。我想别的都不在乎，惟有这“通共”的名声，不能闹得满城风雨，又知道是业德厂那些坏家伙搞的鬼，反正没有证据，怕啥子，就叫工人照常工作，同时叫王晓兰赶快去通知徐清浦，叫他去找李荣华。
我到卫戍司令部不久，李荣华和雷忠厚就从里面一个办公室出来，跟一个军官握手告别。李荣华对我说：“玉屏，不要着急，今晚上就可以出来。”果然晚上十二点，也没有审问，就放我出来了。
噩耗传来
二月十五日，谭老五从山上下来，说玉璧从邻水那边回来了，有信。玉璧在信上说还要两百套军服和一些药品。我看完了信，高兴地说：“老五，这回好办，你大姐刚赚了一笔钱，你好好歇两天，衣服打好了就让你带上去。”谭老五也很高兴，说：“大姐，你打的军服，解决大问题了。现在敌人的卡子守得紧，穿起这些鬼皮方便得多。才不久，我们在广安永兴场打了‘德兴正’栈号的张必成，就是那个卖洋碱的大商人，抄了他的小洋楼，硬是把他活活气死了。后来，又在代市场打了恶霸地主方敬贤，硬是过瘾得很。
陈伯斋和唐俊清都说，这里面有你大姐的一份功劳。“我听了这些话，心里有些得意，又问：”老五，你大哥还说了什么没有？“
谭老五说：“大哥叫你尽快把缝纫社安排好，万一通知来了，也交得出去。可什么通知，他没说。”谭老五当然不晓得什么通知，可是我心里明白，是通知我到苏联去。
谭老五在重庆等了几天，我把两百套军服打好了，又买了些电筒电池和药品，还拿了八千块钱，叫陈文玉在千厮门找了几个自己人，送上山去。临走时我嘱咐谭老五说：“听说向廷瑞出了三千块大洋，悬赏捉拿你大哥？你们叫他小心点啊。”
谭老五听了一笑：“那点钱算什么，我们也出了布告，捉拿军阀杨森，悬赏大洋一万，拿到向廷瑞的狗头，悬赏大洋八千，布告都贴到岳池、广安城里去了。我们比他们要大方得多呢。”
我也笑了，可是觉得又不能不担这份心，听说红军已经开始紧缩川陕地区的阵地，杨森的部队也撤回来休整，他们又腾出手来了。不过又一想，这一向上面也真的没出什么事情，河东七场还是我们的地盘，渠河沿岸也还在我们手中，十年里许多艰难的日子都过来了，风平浪静的还能翻了船？可是又觉得，现在不比以前了，玉璧已身兼重任，是个重要人物，如果敌人知道了……过年前后，生意忙，一忙这些事情就想得少了。二月二十四日，我一大早就到了铺子上，刚打开铺门，外边就有人来买枕头。我站上根凳子，把玻璃柜打开刚要取货，就看见一个叫化子模样的人，疲惫不堪地走上街沿，抬头一见我，就定在那里，脸色铁青。我仔细一看，这人竟是玉璧的弟弟廖玉喜。
玉喜？他怎么来了？我一脚踩空，就从板凳上栽下来，哗啦一声，玻璃片打碎了，把我的手划破一大块皮，血滴到了衣服上。里面李士民听见响声，跑过来扶起我，直问：“大姐，出了什么事了？”
我没回答他，挣扎着站起来。玉喜已立在我面前，刚喊了声“嫂嫂”，就泣不成声。
我心里全明白了，脑袋里嗡地一声，人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