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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十五这一天，我和江胡氏与刘铁他们七个人一起，提出过堂问案了。
大堂上坐着县长严定礼，脸上黑得像戏台上的周仓，怪不得人家喊他叫严煤炭。
严定礼翻了翻我给江胡氏做的呈文，指着江胡氏喊“刁大嫂、刁大嫂”，江胡氏没有答应。
他又喊了一声，江胡氏才说：“我不是刁大嫂，我姓李。”严定礼把惊堂木一拍，说：“你不是刁大嫂，捉住你时为什么不说？”
“我说了，他们不听嘛，还说啥子？”
“哼，你还这样刁嘴。”
我站出来说：“她根本不姓刁，是我的保姆，如果你们查出来姓刁，就杀我的头。”
“带小孩来问。”
这孩子被士兵一拉，惊叫唤哭起来。严定礼问她：“你姓什么？”
小孩子只是哭，严定礼又叫人拿了一块糖给她，把她哄着，然后又问：“你姓什么？”
“姓李。”
“你爸爸呢？”
“没有爸爸。”
问了一阵，没有结果，把江胡氏喊在旁边，又提刘铁他们来过堂。严定礼指着他们七个问我：“你认不认识？”我说都不认识。
严定礼又问他们：“陈玉屏你们认不认识？”
罗洪明说：“陈玉屏在岳池女中教书时听说过，没有见过面。”
严定礼又问他们七个互相认不认识。金华新说：“我开书店，陈建秋经常来看书，我只认识他。”
段前迪也说：“罗洪明是本县的团练局长，谁不认识。”严定礼气势汹汹地说：“你们都通共产党。”
刘铁昂着头问：“你有什么证据？”
陈建秋连忙辩解：“不不，我一向都反共的，严县长可以调查。”
“你呢？罗洪明，照直说，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我呀，共产党不要。”
“说明白点！”
“我吗，一是地主，二是团阀，是他们打倒的对象，要我做啥子？”
罗洪明这一说，两旁看问案的人都嗤嗤地笑了起来。严定礼很狼狈，他用惊堂木拍了一下，又吼起来：“你们都通廖玉璧！”
大家都没有回答。
“好，陈建秋，我问你，你不通廖玉璧，为什么要他当教员？”
陈建秋连忙说：“报告县长：我事先不知道廖玉璧是共产党，聘他作教员，是别人介绍，县府批准的，以后发现廖玉璧有越轨行为，还是我当面跟向司令报告的。后来向司令派人来拉他，也是我找人带的路，怎么说是我通廖玉璧呢？”
我这才知道我去梁山教书以后，玉璧以合法身分在岳池中学教书，好好的却突然被追捕，一直找不到原因，原来是这个坏蛋告的密！正恨不得吐他两口唾沫，却又听严定礼在拍惊堂木：“陈玉屏，廖玉璧在哪里？你要交人出来！”“他在哪里，我怎么知道。他不是你保荐的吗？你们派那么多兵都没有捉到，我到哪里去交人？”
“你同他在一道。”
“我何曾同他在一道？什么时候同他在一道？我带着两个孩子在外面教书四五年了，这次回来，一是为救婆母，二是为了同他打离婚，这事严县长你不是清清楚楚的么？”严定礼噎了一下，说：“你既然同他打离婚，为什么又要救他母亲？”
我说：“严县长，这事太简单了。结婚这些年来，他母亲待我很好，他现在又是你们的死对头，我不出面来救谁来救？”他又把惊堂木一拍，说：“你强辩。”然后，把头掉过去，问江胡氏：“你是不是她请的人？”
“是她请的保姆。”
严定礼问了半天，也没审出个名堂，没有办法，只得又把我们关了起来。
回到牢房，心里很纳闷：若是叛徒出卖，咋严定礼东问西问的，像是一点也没有底；要抓共产党，怎么会把罗洪明和陈建秋也抓了来？还有刘铁他们几个人都没有受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问了陈亮佐，他说组织上没派人来，很多事情不大清楚，但是有一点他知道：段前迪的舅娘王胡氏是杨森的侄儿杨汉忠的丈母娘，组织上正设法通过这个关系，花上一万二千元把我们的几个都活动出来。
腊月二十上午，牢房里嘈得很厉害，说杨森开了大队人马到山上去，把我们的队伍打散了。玉璧、刁大哥、罗平精都被打死了。男监的同志听了很着急，都来问我消息实不实在；我也不知道，也不敢问袁大娘，急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了。腊月二十三晚上，过小年。家家户户正忙着敬灶王菩萨，却听见后山一片哭声。袁大娘去看了看，转来对我说：“华蓥山打得好凶，官兵开去的人打死了那么多，后山上埋了个连长，他的女人在哭，哭得好伤心啊！”
我听了，心里才安稳一些。
腊月二十八，下午放风时，陈亮佐在墙洞口对我说：“大姐，范永安来了，他是装成一个抬轿子的混进来的，他听说你还在，高兴得不得了。”
我说：“他在什么地方？快叫他来会我！”
“他上午来看过我，我叫他明天来会你。”
“叫他来会江胡氏，就说江胡氏的亲戚，仔细点，谨防出漏子。”
第二天，范永安果然来了，趁着放风进来看我。永安看着我，我看着他，好大一会儿他才说：“大姐，你还活着，我们都以为你不在了呢。大哥气昏倒了，金积成、夏林和陈仁勇他们都哭了。”
我听了，心里酸楚楚的，说：“回去转告同志们，我死不了，我这条命还要留着，找敌人的麻烦。永安，上面的情况怎样，快给我说说！”
范永安笑了一下，说：“那天撤出了余家场，在文昌寨吃完了饭后，就一夜扯上了山。后来听说罗润德带人到文昌寨来，扑了个空。在路上听说你遭了，我们都说要打回余家场，大哥坚决不同意，说罗润德追我们都没追到，回去不正是钻进了他的口袋吗？这么大一支队伍，怎么能够感情用事……队伍扯上山以后，夏炯用重兵包围，又放火烧山。上面的环境是困难，风雪大，又缺粮食，你看我们的手脚都冻烂了。”范永安伸出他用破棉布包扎起来的双手，棉布上浸出了暗红的血迹。
我双手接住，轻轻地一扒，永安就颤抖着嘘了一声，连忙缩了回去，嘿嘿地笑着对我说：“大姐，我们从第一次起义起，就在山上过惯了，也不觉得苦。只是有些人，特别是有些领导人，像罗平精、罗方域他们，都不愿意住在山上，要扯到平坝子同敌人硬拼。大哥说上级党有指示，为了配合通南巴红四方面军作战，我们一定要在这边打，牵制敌人，这样才喊住了。我们现在采取麻雀战术，安地雷，设埋伏，敌人多了就跑，少的就吃掉，打得罗润德很伤脑筋，听说他们晚上瞌睡都不敢打。”
说着说着，江胡氏进来，说收风了。范永安起身告辞，第二天放风时又来了，我们接着说。
我说：“这么冷的天，你们的粮食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范永安说：“是困难。夏炯他们封锁渠县，从黎梓卫到阳合场大溪口一带的卡子堵得很紧，又放火烧山，我们不能从这边下来，老百姓也无法上去。可是邻水那边有路可走，支援我们，我这次就是从邻水那边来的，还准备带点盐巴回去。山上人多，活动困难。廖大哥他们开会决定把唐虚谷的队伍扯回渠县，刁仁义的队伍扯回合川，以便分散活动，四面打击敌人。”
我又问：“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到底是咋搞的？”范永安叹了口气，说：“事情很复杂，首先是我们内部的人不谨慎。顺庆中心县委派刘迪到广安去传达迎红军的指示，他粗心大意的，文件和笔记本没收藏好，在岳池杨柳铺被清乡队搜了出来，金华新他们都暴露了。虽然上面没有廖大哥的名字，但余家场声势这么大，夏炯就起了疑心。正在这个时候，我们派一个叫邵录吉的，到夏炯那里去为余家场的队伍领一千套棉军服，夏炯就叫一个妓女去勾引他，把他灌醉了，打听出我们驻在余家场的队伍，就是地下红军的游击队，而且趁着广岳空虚，要去攻打岳池城。夏炯听了说：”这还了得，原来这廖玉璧真的拿我当猴儿耍了，也不打听我夏炯是什么人？！‘一拍桌子，就派罗润德到余家场来了。夏炯抓了刘大哥金华新他们，就叫邵录吉当场来认，可是邵录吉是顺庆人，和刘大哥他们从没见过面，一个也认不出来。夏炯就毛了，叫人把他拖到后山去，砍成了几大块，当时就挖了个坑窖在那里。“
范永安叹了口气，又说：“这次夏炯真的气惨了，不但剿了余家场，还带人剿了我们驻得有队伍的清溪场、黄龙寺、骑龙场……死了好多人啊，许多人抓来问都不问一声就砍了。现在老百姓给夏炯起了个外号，叫‘夏马刀’，他专用马刀砍人。听说有个信佛的老太太，跪着劝他，说：”夏司令啊，你不能这么杀人啊，菩萨说连杀猪都是在造孽，何况是人呢。杀人是有报应的，不报在今生，就报在来世；不应在你自己身上，就会应在儿女身上……夏炯却说，我不信佛，信了就不会来干这一行。他廖玉璧敢来骗我，我就得杀个样子给这里的人看看！‘现在剩下你，是因为想抓廖大哥，剩下刘大哥、金华新他们，是因为我们在积极活动，也因为他们是重要人物，不好轻易就处决了。“
我们沉默了好久。我又问：“既然是抓共产党，怎么又把罗洪明、陈建秋他们也抓来了？”
范永安笑笑，说：“他们狗咬狗嘛。陈建秋自恃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回来后又在罗泽洲的部下王元虎那里作秘书，到处趾高气扬的。有一次夏炯到岳池，召集地方上的士绅开会，一上台就在黑板上写了‘赤化岳池’四个字，本来想吓一吓这些不大听话的士绅们，然后好派丁派款，清匪剿共。哪晓得陈建秋一听不买帐，清清嗓子站起来说：”师长，你这样说不对啊，谁说岳池都被赤化了？我就是岳池人，我就一向坚决反共，我就没被赤化。‘当时夏炯听了，笑了笑没说什么，陈建秋还很得意，可是当天晚上就被捕了。罗洪明呢，则是因为一直想保持自己的民团势力，不愿被向屠户改编才遭的。“
范永安还说，现在敌人动不动就以“共产党”的罪名抓人。听说夏马刀在广安要强迫一个业余话剧团的女演员同他演《苏州夜话》，剧团不同意，夏马刀就以“共匪”的罪名把这个剧团领导人王国昌逮捕了。其实王国昌是一个不过问政治，只爱唱川戏的教书先生。后来王国昌的女人到处磕转转头，花了两百挑谷子，哭天煞地地恳求夏马刀的新夫人，还用了一百五十多个地方士绅的名字才保了出来……范永安走后的第二天，正是大年三十，组织上又派了徐魏氏来看我。徐魏氏是我二姐夫的亲戚，为人忠厚谨慎，经常为我们跑路送信。她先去见了陈亮佐，亮佐就把袁大娘喊过去，说陈先生有个亲戚，要说几句话。徐魏氏一见我就又是哭又是笑地说：“三姐呀，都说你在岳池城被枪毙了。你二姐哭得死去活来，派人来收尸，也找不到地方，说他们把你埋在坑坑里了，又说把你丢下河了。二姐家里还请人正给你做道场哩。”
我说：“莫花那些冤枉钱了，快回去告诉他们说我很好，免得他们着急。”
徐魏氏给我带来了二十块钱，我拿了十块给袁大娘。她高兴死了，拍着巴掌乐颠颠地说：“天哪，我当了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