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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境不顺畅，心境也就不好，到了临终之时，老人眼看着围在身边的儿女子孙们，还免不了为他们担心。两个儿子虽说没有功名，却好歹还有些祖上留下的家产，最令老人不放心的是他的那个女儿。想当初，自己为这个掌上明珠找了个好婆家：公公陈尚之是渠河边赛龙场的陈家坝子上有名的大绅粮；女婿心地宽厚，脾气也好；家中开了个药铺，自己行医号脉，日子也还过得去。加上陈家九弟兄，是个望族，读书的多，做官的也多，人家都说自己把女儿送进了福窝窝里。可是天负人愿，没想到陈尚之自己不争气，很快就把偌大一份家产败得精光，不久前连女婿也去世了，留下这个弱女子拖着四个孩子，全靠为人做些针织活儿，日子也实在过得艰难。
想到这些，老人长叹一声，吩咐大儿子把家里的衣服杂物收拾一些，让女儿带回去。
没想到旁边突然冒出了一个小姑娘的声音：“我们不要。”老人有些意外：“为啥不要？”
那小姑娘抬头看看母亲，朗声说道：“我妈说的，人穷要穷得硬气，饿要饿得新鲜，要了人家的东西，就会让人家看不起。”
老人昏花的眼睛猛地一亮，一拍床沿，连声说：“好、好、好！人穷志不穷，将来一定有出息，把她送进城来，让她读书！”
这个小姑娘，就是我。我是一九○○年出生的，那时候只有七八岁。
外祖父去世之后，母亲死死记住了他的话，把两个姐姐送人做了童养媳，家中拖着得了痨病的大哥，还是千方百计凑了些钱，把我送到外婆家，在大舅的照拂下上了学。大舅是个厚道人，他和二舅有大大小小的四个女儿，年岁都和我差不多。我体谅母亲的苦心，学习很是努力，成绩好，可是一想到自己家里穷，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好在外婆心疼我妈妈，对我格外宠爱，常对人说别看我这外孙女儿命不好，可是自小聪明，常言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是又兴个什么新科，我家玉屏，说不定就会中了个女状元呢。
可是外婆宠坏了我，以至我一到外婆家，就“聚众造反”，把这个从来都规矩森严的大家庭搅得一切都乱了套。
此时，虽然张澜先生①已从日本回来，在毗邻岳池的顺庆（今南充）开了“天足会”，力倡扫荡陋习，但岳池城里仍然是男女七岁不能同席，女子上十岁出门就得坐有门帘的车轿，缠足之风依然盛行。我进外婆家，都快十岁了，还是一双天足。老人家一看就说我们这样的人家，女儿家哪能没有规矩，将来人家还说是她外公不在了，我没有教好。说着就让舅妈用长长的布条子给我缠足，完了还用针线缝上，任我哭也好，闹也好，就是不理我。我自小任性，在家里都是不受人管的，哪里受过这样的罪，一气之下，就悄悄找来一把剪刀，白天强行缠上了，晚上我就拆开缝得密密麻麻的针线，把裹脚布剪成碎片。一连这样干了两次，舅妈没办法了，和外婆默默相对，在堂屋里坐了半天，最后外婆长叹一声，只好作罢。
这下子我可得意了，在几个表姐妹中间一鼓动，被缠足害苦了的姐妹们，都闹着把脚放了。从此之后，几个表姐妹成天跟着我一起进进出出，俨然把我当成了“首领”。到后来，我们上学连轿子也不坐了，甚至嘻嘻哈哈结伴逛街进馆子，还去后山看男中的学生打篮球。
本来康家的姑娘们，就长得一个赛过一个的，又是书香世家的女子，从前出门都是车子来轿子往的，世人们只有所闻，未见其人。这下子一露面，而且个个都成了不服管教的“野马”，自然引得舆论大哗，常常我们一上街，后面就会跟了一大群。大舅是个厚道人，外公不在了，外婆又管不住，他自然也拿我们没办法，在外面听了什么闲话回来，只有叹气。我们几个一合计，觉得这是那些人拿我们没办法，就去欺侮大舅这样的老实人，得收拾收拾他们才行。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一个老表看见我们在街上走，引得遗老们指指点点，就跑到家里来对大舅和二舅说：“大叔二叔，你们还是把几个女娃子管一下嘛。男女授受不亲，七岁不能同席，这些老祖宗立下的规矩当真就不要了么？你们这样人家的女儿，满街抛头露面的，像什么话哟！”
我一听这话，心想正找不到是哪个在作怪呢，原来是你这个假正经，连忙把几个表姐妹都喊上，跑到他家大门口指名道姓地把他喊出来，指着他的鼻子大吵大闹：“我们在街上走，关你什么事？”
“你守规矩？你咋不把清朝的袍子穿出来呢？表嫂出门咋不拿块布把脸遮起来呢？”
“男女授受不亲？你那天咋跟一个女的亲亲热热、又接又送的？”
“男女授受不亲？你屋里也有女人嘛，你咋就要喊些男的到屋里来呀？”
“你和表嫂……”
表嫂在屋里听到了，气得眼泪花花的，出来委委屈屈地说：“你们说他，莫要牵扯我嘛，我又没惹你们。”
这个老表，没想到堂堂正正一个大男人，却让几个小姑娘堵在自己的大门口当场揭短，看着门外围着的那么多人，气得脸色发青，语无伦次的，突然蹲在地上，捂住脸呜呜地哭了起来。闻讯赶来的大舅在旁边，急得不知咋办才好，我们却得意洋洋，乘胜而归。
后来，有好心的人对我大舅说，别看你家那陈三姑娘，才呀貌的在这几个女儿中间数得上人尖子，可是心气太高，生成了个男儿的命，将来是要吃苦的。
就这样，我一边带领姐妹们胡闹，一边又以优秀的成绩一年读完了初小，又一年半读完了高小，接着进了岳池女师读书。那时，早有张澜先生在顺庆开办端明女学的先例，而后建立的岳池女师作为“男女平等”的榜样，为渴望自由的闺秀们开出了一方天地，在川北地区还是有些名气的。在女师读书的那几年里，除了康家姐妹外，我还和一位叫陈德贤的女同学十分要好，每到假期，都要到她家里去住上一段时间。
德贤的父亲叫陈怀南，算起来和我父亲还是同堂隔房的兄弟，我叫他二伯，家中也是几百千把挑谷子的大户，自己还到日本留过学。他治学严谨，又是见过世面的人物，在岳池教育界很有声望，还是县里的议员。在老辈子面前，我说话行事不敢造次，加上人慢慢长大了，性格中也添了些许矜持，居然被夸为“温文尔雅，聪慧好学”，讨得了二伯和二伯母的喜欢。
二伯嗜好书画，家中藏有《芥子园画传》，闲时也爱涂上几笔，还教我们几个姐妹配诗作画。在这方面，二伯对我尤其看重，说我的悟性好，只要持之以恒，将来一定会学有所成，使我与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我这个人，连画画也和当时的大多数闺阁女子不一样，虽然习的也是晚清时期盛行的文人工笔画，可是我不仅仅画花鸟虫鱼，还画人物；而且画的人物也不仅仅是那些古装仕女，还爱画《三国》、《水浒》插页上的“天罡地熬”们。我喜欢张飞，也喜欢关羽，还喜欢《水浒》里鲜鲜活活的一百单八将。我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将这些人物全部临摹下来，装订成册，在班上流传，而且很是得意。
我画画用的颜料，也与别人不同。工笔画又被人称为“功夫画”，哪怕是黄牛身上的毛，也得细心地一根一根地去描，还得描出每一部分毛色深浅不同的层次来，这就得静下心来，半点也浮躁不得。如此花费工夫画成的画，要想留它个天长地久，就得寻找那些既不容易退色又有特色的颜料。比如说胭脂花的种子，将那层黑壳剥去，里面的那一包细滑粉末就是极好的白色颜料；将一种中药点燃，让那黑烟熏在一只细瓷碗的碗底，那凝在上面的烟灰就是极好的黑色；那些长满了苔藓的石头，用一般的颜色是调不出来的，只有去山涧里找一种青色的石头来磨，画出来既真实又不退色；墨也要好的，若是一时买不到好的，就自己来炼，炼出来的墨又黑又亮，还有一种奇特的香味。这其中的奥妙，这些年来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总想打听，而我不过一笑置之，从来也没有告诉过谁。
转眼之间，我从女师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教授国文、自然和美术。那一年，正赶上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新思潮也冲击着小小的岳池县城，不仅是青年学生，连县议员们都分成了两派，常在茶馆里展开辩论。二伯既有旧学根底，又不排斥新学，每逢星期一，照例在家里开堂讲学。全县教育界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连同他自己的得意门生和两个儿子都要来听课。我哪里肯放过这样的机会，可是这位老先生对于女孩子，尤其是对我要在这广庭大众中露面，总还是有些犹豫。到后来，总算是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让我和德贤躲到门帘后面去，他管这叫“垂帘听课”。我高高兴兴地和德贤一起往她家走，谁知刚到大门口，就碰见了她大哥陈远光和另外两个男孩子。远光大哥一见我就站住了，故意大惊小怪地说：“哟，陈玉屏，岳池县的大美人儿，怎么肯上我们家来了？”说着他们就嘻嘻哈哈地跑进了大门。只有一个大个子不笑，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自己的脸却先红了。
我自来不把男孩子们当回事，怎么肯让他们来讥笑我，正要发作，却被德贤一把拉住，问我认不认识那个大个子。我赌气说认不得，德贤一听，笑着说：“你怎么连他都认不得啊？他是我大哥的同窗好友，叫廖玉璧，外号廖大汉，成绩是学校最好的，还会吹箫、打篮球，你还难为过人家呢！”
德贤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年的端阳节，我和姐妹们一起到翰林院去踢毽子玩，一群男孩子在后面跟着起哄，被我们一阵乱骂之后，所有的男孩子都一哄而散了，只有他从后面追了上来。我正想这人的脸皮还真厚呢，他却拿出了一根黄瓜，说对不起，这是你们刚才跑掉了的，还你。这一下，刚才还尖酸刻薄的姑娘们，一个个都窘住了，最后还是我把手一挥，说：“我们不要了，送给你自己吃吧！”反而把他闹了个大红脸。
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人是男中（即县立中学）的篮球队长，再后来，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专门去看过他打球。我不再说什么，和德贤一起进了屋，躲进了帘子后面。其实，小小的门帘，哪能挡得住姑娘们的好奇心，我和德贤掀开门帘的一角，对堂上的人物评头论足，那个被德贤称为“廖大汉”的人，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别看他腼腼腆腆的，在姑娘面前只会脸红，一旦起身言论，却语惊四座，不是“内附权贵，外结强邻”，就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副忧国忧民的热血心肠，真令人为他的大胆捏一把汗。除了听课之外，我们每周还要做两篇文章，交二伯批改，于是我想方设法，将廖玉璧的文章借来一读。当时男中的新潮空气很浓，学校公开订有《新潮》、《新青年》等进步杂志，提倡白话诗，还开演讲会。每当杂志上有了什么好文章、新观点，远光大哥、廖玉璧和几个要好的同学都要到陈家来争论一番。一向心高气傲的我，在一旁听得如痴如醉，对于他们几位，尤其是对比我还小两岁的廖玉璧佩服已极，每每看罢他的文章，或者听了他与人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