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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看，大喜过望，连忙实施第二步计划。
亚彬带上几个党员骨干，打入了驻在唐家沱的敌七十九师二三六团当兵；冯群生这个小胖子打入了新桥重庆师管区的机关里当了文书。他们的任务都是做好敌人部队的策反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就拉出一支队伍来，配合我们的人进行武装劫狱。重庆是个兵工基地，国民党的二十四兵工厂，也就在渣滓洞附近，平时只要往高处一站，连渣滓洞里面的碉楼和人来人往的情况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也通过关系，在这里设了联络点，把我们从山上撤下来的几个骨干安插进去当了警卫，其中一个还当上了机枪手。另外渣滓洞附近，还有一个叫做三十粮秣库的军事仓库，我们也派了人进去，当了“库丁”。
可是要从中美合作所这个虎口里救出我们的人来，可不比当年在岳池县里救陈亮佐，还需布置得万无一失才行。我们暗地里继续调兵遣将，把分散隐蔽在郊区和市区的同志们分别编组，指定负责人，还着手派人回华蓥地区将我们起义中散失的枪支偷运一部分来渝。只要一声令下，这些同志们就到指定地点集合，接受任务。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前线的好消息也不断传来：三大战役一个接着一个大获全胜；毛泽东、朱德同志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继南京解放之后，西安、上海、长沙、福州、兰州等地相继解放……国民党加紧玩弄两面派手法，先是散布“和谈”空气，拿着民盟中央常委范朴斋先生递给张群的三十七名被捕人员的名单，一咬牙从渣滓洞狱中放出三十一名来。可是紧接着重庆警备司令部却发布“十条杀令”，在成渝两地大肆逮捕我们的同志和革命群众。我们还得到消息，国民党已经制定了“全面反共作战计划”，以重庆为军事枢纽，以台湾为作战基地；八月十八日，蒋介石由广州飞到重庆，强调在整个西南反共军事战略中，一定要死守四川。
国民党惶惶如丧家之犬，我们大家又高兴又担心，眼看营救渣滓洞的事情，已经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
九月二日，大家一早又出去了，只剩下我和梅侠，带着她那才七个多月的孩子在家。下午四五点钟，突然听见有人在喊：“起火了！城里起火啦！”我们连忙跑出去，看见陕西街一带的天空，升起一片浓烟，接着这浓烟随着风力，在山城的天空飘散开来，包括朝天门一带的下半城很快就罩在了这浓烟里，满天昏昏沉沉的就像到了夜晚。
重庆的火灾，不得了啊。城里消防一直很差，沿江一带贫民窟都是竹篾笆墙，一旦燃起来就不可收拾。有一年千厮门起火，火势截断了付家湾的出口，面临高崖的居民们无法撤退，又无人搭救，竟活活烧死八十多人。更何况现在正是燥秋，又起这么大的风……眼看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向着下半城一带迅速蔓延，黑烟中央着熊熊的火苗子，还有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天色渐渐黑了，火势越来越猛，突然轰地一声巨响，平地腾起一阵火光，火光里还看见一只只在空中乱翻的油桶。有人说糟了，是朝天门的汽油仓库，是汽油仓库爆炸了！
翻滚的黑烟，带着强烈的油烟味四处弥漫，不一会连江上也炸响了。汽油漫到了江水里，整个长江里也成了火海一片，火光上彻天空，下连水面，照得亮如白昼。满江里乱糟糟的一片喧嚷之中，我们清楚地看见了燃烧的船只，看见船上有人往江里扑，还看见人在江水里挣扎的样子，有的人连同漂浮物一起着了火，随着这火海缓缓地向下游漂去。这场罕见的大火，一直烧到半夜三点左右才慢慢熄灭了。
这就是当时惊震全国的“九·二”火灾。后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数字，火灾烧毁房屋数万间，烧死平民约五千余人，而这实际上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后来我们了解到，火灾区包括下半城的二十个保，其中的一个保就有四五百户居民；被烧的三十多条大街小巷和码头中，有九百多家被烧得人种不留；光是一个清尸小组，就从河里捞起了四千多具尸体，数天之后，长寿、万县、涪陵、武汉乃至上海，都不断见到漂去的尸体。火灾还烧了二十多家钱庄和银行，上百个沿江的大小仓库和堆栈。商会和各行业公会后来公布的数字表明，在这场大火中损失的财产，占全市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所幸的是，我们家的人都回来了，同志们也都没有受伤的。只有吴昌文一见大火从赣江路那边烧起，立即跑去帮助一个叫谢彬①的女同志抢出了藏在她家中的那些重要文件。而他自己，则被困在火海里，只得顺着朝天门跳进嘉陵江，爬上了一只没有舵的木船，顺水漂到下游青草坝的民生造船厂江边，才被船工们救起，真是九死一生。
大量事实表明，“九·二”火灾是危机四伏的国民党为了转移群众视线，支使特务放的火，可是火灾后特务们到处散布是共产党放的火，还在街上拉了几个替死鬼枪毙，其中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敌人破坏城市的前奏，敌人狗急跳墙了。
渣滓洞的同志们，时时都处在危急之中。我心中不停地祷告，千万出不得事情。
一晃，就到了九月二十二日，我们从新华社的广播里听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消息。接着就是十月一日，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就在这关键时刻，贾希一从渣滓洞撤出来了。
我听了一跌脚说：“这个希一，怎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一青说：“诗伯，不行啊，希一他太打眼，他在国民党内部做特工的时候，就多次被发现过，这次是改名换姓。都这么久了，心想该不会出事了吧，偏偏又被查出来了。他这一走，我们的暗线怕也保不住了。”
果然，不久杜文举悄悄出来，说他在训练班的黑板上新发现了一个特务的名字，认识他，问我们怎么办。一青问：“这个特务现在在哪里？”
他说：“看样子很快就要来上班了，都叫我给他打扫房间了。”
一青听了，叹了口气说：“撤吧，你和张平和，都赶快撤出来。”
这两处的人一撤，我们埋在敌人心脏里的内应就没有了，武装劫狱的计划，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保证。
这时候已经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十一月，解放大军兵分两路，向大西南进军。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慌了，连忙从重庆飞往台湾，和先去一步的蒋介石密商对付“西南危局”的办法。接着，蒋介石和特务头子毛人凤又匆匆地从台湾飞回了重庆，时局越是紧张起来。歌乐山的夜晚，不断传来枪声，内部有消息说，敌人的屠杀已经分批开始。
家庭支部会上，大家把那些策反对象一个个地重新分析，结果却都是两个字：不行。
我不甘心，对大家说：“再想想，总得想个办法出来。”宁君听了说：“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关系，就……哎呀，对了，超姨妈，超姨妈那里，也许有办法。”
我听了，眼睛一亮。
宁君说的这个超姨妈，叫段成超，是我的死对头段贡武的妹子。我从绵阳回岳池的时候，她还是个刚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学生；看不惯她哥那仗势欺人的样子，成天围着我转来转去的叫三姐，要跟着我干这样干那样的，结果却被她哥哥一顿好打，还关在家里不准出来。成超一气之下，就跑到了重庆，后来嫁给了一个叫袁建的人。不久前，宁君在街上碰见他俩，知道这个袁姨爹现在是中国新闻社的社长，和好多上层人物都有联系。他还给了宁君一个记者证，说干什么方便些。
只是这个袁建的面目，还不是很清楚，得先去试探一下。宁君说：“这有什么难的，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宁君回来，高兴得满脸放红光：“一听我摆形势，袁姨爹就唉声叹气的，说现在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上上下下都惶恐得不得了。大人物们表面喊得震天动地的要死保重庆，实际上早就作好了准备跑台湾；次一点的知道自己去不了台湾，就准备跑成都；再次一点的哪里也去不了，又不愿意跟着死硬派们去打什么‘游击’，就找门子找钱，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我见他说得差不多了，就说有要紧的事要找他想个办法。他问我什么事，我就说想找个可靠点的关系，去渣滓洞‘买’两个人出来。他一听，就紧张，直问我是两个什么人。我说现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谁还去管别人？还不是自己的亲戚，冤冤枉枉被抓进去的。我还说你是我的姨爹，我的亲戚不也是你的亲戚？像你这么有本事的人都不管，谁还管得了啊？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你真的就眼睁睁地见死不救啊？……”宁君很得意地说：“袁姨爹听出了我话中有话，就说这种事情开不得玩笑，得让他先去探探口风，过几天给我回话。”我们大家听了，一时说不出什么来，只有仁风说：“这几天宁君进城出城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能带尾巴。”
过了两天，宁君又去了一趟，回来说袁建回话了，那边的人说可以，要价是一个人一根金条。
我再问她：“你袁姨爹到底托的什么人？”
宁君说：“他也没说清楚，只听说是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一个姓张的军事法官，去托一个大人物。”
这下子我们可着急了。有了希望，当然是好事，可是一根金条，就是十两黄金啊，上哪里去找这么多的钱？我站起来说：“还是我去一趟吧，我去给他们讲价钱，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敲诈啊？”
仁风一听，连忙拦住我说：“老大姐，这事很危险，我们已经暴露了一个人了，不能都陷进去，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没法向组织上交代。这样吧，我们现在要赶快动员大家想办法，找钱救人，能救出一个是一个，不然就晚了。现在，宁君恐怕要去扭着你那个袁姨爹，让他去跟那边的特务讲形势，讲价钱。”
宁君听了，一个劲地点头，一脸兴奋的样子，把她的戒指和胸前的鸡心项链摘了下来，放在我的手心里说：“妈妈，这是林伯伯给我打的，眼看都要解放了，我们什么都会有的，先救人要紧。我晓得我们现在一时要找这么多的钱，很困难。”
我看着些首饰，这是当年竹栖为她打的。竹栖说这孩子爱俏，又是我和玉璧惟一的女儿，婚事不能办得过于草率。
梅侠转身进去，一个劲地掏箱底，可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连她和作仪惟一的纪念品——结婚戒指，也在生孩子的时候托人卖了。我们大家也都忙着浑身上下地搜钱，什么纸币铜元都拿出来了。仁风看着桌子上这乱七八糟的一堆，只是摇头。
于是我们都进城去，发动了所有的关系找钱。蒋林隐那里，已经有特务注意了，不能去；一青只好去吴昌文那里，找我们的几位同志凑。那个在“九·二”火灾中被昌文救出来的谢彬和一个女同志，取下了她们的金戒指和金项链，几个男同志卖衣服当家什凑上了二三十块银元；我找遍了城里的亲戚姐妹们，拿来了她们的一对金耳环和八十块银元的私房。
袁建那边已经来了消息，说他不断提着礼物去讲价，先是降到五两金子一个人，以后又降到三两一个人，到最后讲成了一两金子一个人。宁君回来说：“那边不肯下价了，叫快点拿钱去，不然就没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