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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其实他并没有读过托尔斯泰自己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只是后来看到一篇《呆子伊凡的故事》。
“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对他的确有很大的用处，就是这样的“主义”把《新青年》的理论和他们这个大家庭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它给了他以安慰，使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自己并不觉得矛盾。于是他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这种生活方式当然是他的两个兄弟所不能了解的，因此常常引起他们的责难。但是他也坦然忍受了。他依旧继续阅读新思想的书报，继续过旧式的生活。
……
高觉新是个痛苦的人，传统的陈腐观念使他恪守封建秩序，这使他内心十分痛苦。虽然他是长房长子，但痛苦使他变得非常懦弱，他牺牲了自己的理想和爱情。痛苦的人反而找到“不抵抗哲学”和“作揖主义”来麻醉自己，试图使自己不怎么太痛苦，结果使他更加痛苦。
痛苦使觉新变得最不强大，他没有勇气帮助梅，又无力保护瑞珏，还亲自把蕙送上花轿，眼睁睁地看着她们成为冤魂。
第十一章 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 第六十三节 痛苦的人最不轻松
曹禺的剧作《北京人》中的曾文清被封建宗法文化，以及体现在这种文化的北平士大夫生活方式，销蚀了他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春天放风筝，夏夜游北海，秋天逛西山看红叶，冬天早晨在霁雪的窗下作画。寂寞时徘徊赋诗，心境恬淡时独坐品茗。北平士大夫的闲情逸致，将他陶冶成一个懦弱懒散的生命的空壳。对生活的厌倦、失望，使他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到不想感觉自己的感觉。这种生活方式使它很痛苦，看起来轻松的日子其实内心里很负担很重，他不敢表达对愫方的爱，无可奈何地容忍思懿的淫威。为打发寂寞的时光，他自暴自弃，染上了吸食鸦片的嗜好。愫方鼓励他外出谋生，可不久他又不由自主地回来。就像他自己养在笼子里的鸽子已经不会飞一样，他也丧失了生活的勇气与能力。他最终因对自己的绝望而自杀。
他的悲剧实际上就是痛苦的人无法消除自身痛苦的悲剧。
第十一章 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 第六十四节 快乐的人最自我
郭沫若的《天狗》就是一首天狗快乐的赞歌，他最张扬自我了：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能量的底总量！
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
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便是我呀！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第十一章 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 第六十五节 痛苦的人充满仇恨
曹禺的剧作《原野》中有这样一段：
小人仇虎身有两代似海的冤仇，前在阳世，上有老父年迈，下有弱妹幼小，都为那杂种狠心的焦连长所害，死于非命。我的老父弱妹两口，现已拘在阴曹地府，方才他们所供句句是真，无一是假。我在阳间，又被那杂种狠心的焦连长勾结那贪官污吏，陷害小人，把小人屈打成招，下狱八年，害成残废。杀了小人的老父，害死小人的弱妹，打断小人的大腿，强占小人的田产，都是那狼心狗肺的焦连长。
仇虎的命运是不幸的，它是痛苦的，这使他充满仇恨，决心报仇雪恨。《原野》以莽莽苍苍的原野为背景，展示了复仇者仇虎之前所经历的精神折磨，与复仇后的恐怖、惊慌、悔恨，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分裂与心理幻觉。
第十一章 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 第六十六节 快乐的人与神最接近
郭沫若的《女神》之《凤凰涅槃》中有这样一段：
我们欢唱，我们翱翔。
我们翱翔，我们欢唱。
一切的一，常在欢唱。
一的一切，常在欢唱。
是你在欢唱？是我在欢唱？
是他在欢唱？是火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只有欢唱！
只有欢唱！
欢唱！
欢唱！
欢唱！
快乐的人与神最接近。
第十二章 快乐的实现 第六十七节 坚持正道
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描写土地改革的史诗式作品。小说叙述了一个农村土改斗争从酝酿到发动群众，几经曲折终于斗倒地主的故事。再一次证明了坚持正道必将胜利。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全书是从一个后来被错划成富农的富裕中农顾涌，在附近村子听到土改斗争的风声开始的。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写了暴风雨到来前暖水屯人们心理上的变化，对斗争风暴的到来做了有声有色的描绘。作者以顾涌的出现为全书开头，并且选择他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线索，是因为他的身份使他对土改十分敏感；与此同时，他又和农村各阶层保有密切复杂的联系；而对这种人采取什么态度，也直接关系到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并系到土改运动能否顺利开展（作者原想表现工作组在这一问题上发生的偏差，后因写作计划改变而未能在现有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作者让顾涌最早出现还有一个用意，即通过他替亲家转移胶皮轮车，一开始就烘染出当时的政治气氛——蒋介石反动派正要向解放区进犯，土改斗争是在十分复杂十分紧迫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顾涌并不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作者在写了顾涌回到暖水屯后就没有以更多的笔墨突出写这一人物，而是进一步写了土改斗争给这个村子带来的震动，以主要篇幅写了构成暖水屯基本矛盾的农民和地主两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张裕民、程仁以及钱文贵、李子俊等。他们在作品中被刻划得生动具体，鲜明突出，一个个有血有肉，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对于张裕民这个暖水屯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作品突出了他沉着、老练、忠心耿耿的品质，他虽然有过一些缺点，发动群众斗地主时有一段时间思想模糊，怕斗不倒钱文贵自己不好办，但他大公无私，冲锋在前，一旦思想明确，下了决心，便勇猛顽强，坚决果敢。正因此，他在群众中有威信，在干部中有号召力，在村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张裕民一样从小受地主剥削的长工程仁，朴实憨厚，对地主阶级有本能的仇恨。因为和钱文忠的侄女黑妮的关系，他在斗争中也有思想矛盾，总感到有什么东西“拉着他下垂”。但他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还是站稳了自己阶级的立场，坚决和广大群众一道，向地主阶级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他和张裕民都象质地纯朴的玉，虽有瑕疵，终掩不住本身的光辉。
下面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第五十五节《翻身乐》片段，这实际上就坚持正道的快乐：
人们像蚂蚁搬家一样，把很多家具，从好几条路，搬运到好几家院子里，分类集中。他们扛着，抬着，吆喝着，笑骂着，他们像孩子们那样互相打闹，有的嘴里还嚼着从别人院子里拿的果干，女人们站在街头看热闹，小孩们跟着跑。东西集中好了，就让人去参观。一家一家的都走去看。女人跟在男人后边，媳妇跟在婆婆后边，女儿跟着娘，娘抱着孩子。他们指点着，娘儿们都指点着那崭新的立柜，那红漆箱子，那对高大瓷花瓶，这要给闺女做陪送多好。她们见了桌子想桌子，见了椅子想椅子，啊！那座钟多好！放一座在家里，一天响他几十回。她们又想衣服，那些红红绿绿一辈子也没穿过，买一件给媳妇，买一件给闺女，公公平平多好。媳妇们果然也爱这个，要是给分一件多好，今年过年就不发愁了。有的老婆就只想有个大瓮，有个罐，再有个坛子，筛子箩子，怎么得有个全套。男人们对这些全没兴致，他们就去看大犁，木犁，合子，穗顿，耙。这些人走了这个院子看了这一类，又走那个院子去看那一类。中等人家也来看热闹。民兵们四周监视着，不让他们动手。他们回到家里，老头老婆就商量开了，“唉！还能尽你要？就那么多东西，缺什么才能要什么，能够使唤的就不要，要多了也是不给。”“对，人太多了，总得谁也分点。”
人们要忙着看，忙着商量，还要忙着分呢。小组长们把东西统计好，按组分摊。组员就在小组会上将填就的需要单和东西来斟酌。大伙公议，等到谁也没有话说了，小组长就把领来的条子分发。那上边有物件的名字和号码，大家将领得的条子到指定的地点去对条领货，丝毫都不会有错误。这些办法，也全是大家商量出来的，因为谁也没有什么经验。小组原来还有些涣散，开会人少，在背底下乱说话的人多。但自从有了这些事以后，他们觉得在会上讲话顶事，人就越来越多，也能按时。人多意见杂，于是又要经过大伙评，评定了才算数，这样小组会就严整起来了。谁也不敢马马虎虎，这样事情就进行得很顺利，几天他们就把什么都准备好了，现在只等着一个号令来搬东西了。
文采和杨亮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多大的分歧，文采被群众的力量和智慧纠正了很多自高自大。他坐在评地委员会，听着他们争论，他从原则上可以发表意见，却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他们对地亩熟悉，一个人说了，别人全懂得那块地在哪里，那地的好坏应该列在哪一等，块头有多大；谁家的地四邻是谁，水路在哪儿，能打多少粮食。他们对人熟，谁种着的，地主怎么样，种地的人怎么样，给谁合适，他们谈得热闹，他插不下话。他帮他们写，名字又不熟；他帮他们算，他连三角几何都还懂得些，可是任天华的算盘子比他快得多。分物件也是一样，他开始不知怎样分才好，又怕大伙打架，都抢着要一样东西，但他们都想出法子来了，这个又能激起群众的情绪，又分得大家没意见。他对杨亮他们也减少了许多成见，他们在群众里比他有威信，那的确是因他们的作风的群众化的，自己总脱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他觉得群众不易接近，他常常就不知道该和他们说些什么话。像章品那样，与群众毫无间隔，了解他们，替他们做主，他是那样年轻，却又有那样魄力，这是他对群众运动的知识和坚定的立场所造成的，他不敢再把他看成一个幼稚者，不得不给他相当的尊敬。当然文采还是很轻松，有他的主观，还会装腔做势，但他的确已在逐渐修改自己，可以和人相处了。他这天就和他们赞叹着群众的聪明，也到各个放东西的地方去参观，也跟着大伙喜笑颜开。
分地的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他们在写榜，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