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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就是这样一位追求美、爱和自由的诗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都可抛。在我看来，徐志摩的死是必然的，他追求美和爱情，但他在美和爱情中得到是是不幸福，他一定会为自由而抛弃爱情，甚至生命，与其把徐志摩的死看成是遇难，不如看看成是自杀，他是为了比爱情更美的东西即自由而死的。死是他的归宿，死是最自由的生，他像一朵雪花，那样纯洁那样幻美，那样轻易就在尘世中融化。正像他在《雪花的快乐》一诗中写的：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飏（扬），飞飏（扬），飞飏（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飏（扬），飞飏（扬），飞飏（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飏（扬），飞飏（扬），飞飏（扬），——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第四章 在平凡中享受生命快乐的现代作家 第十三节 幽默闲适的林语堂
林语堂曾讲过一个风行一时的笑话：“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要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的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妇。”林语堂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对中西文化比较熟悉，并以此自豪，他的最长处就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林语堂写了大量关于中西文化的书或文章，如《读中西文化》、《吾国吾民》、《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中西哲学之异同》、《论中外的国民性》、《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论东西文化的幽默》、《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中国印度的智慧》、《美国的智慧》、《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等，这些著作的大意就是主张以儒家的“明礼”来建设“伦常秩序”，以道家的“不争”来破“强权思想”，东西文化的综合使林语堂获得了个人心灵的平衡。林语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他心灵的归宿，他在《论语》和《人世间》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幽默闲适的散文。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迷茫中返归传统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陈平原在《林语堂与中西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3）一文中认为：
谁也摆脱不了传统的制约，所谓**传统，并非完全不要传统，而只是抛弃钦定的“传统”。**传统必然导向重新发现、重新选择传统。或迟或早地，**者必须在传统中找到思想的资料和精神的同道，否则外来思想文化无法立足生根。因此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向传统复归，而在于如何复归。……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如何既发扬五四**精神，又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的“中国人”，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抗日战争的爆发，客观上掩盖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发掘民族脊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成了时代的最强音。许多人在并没有真正解决头脑中“古今”、“中外”之争的情况下，便顺应历史潮流，理直气壮地向传统复归了。
虽然林语堂提倡的幽默闲适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有点不合时宜，但世移时变，在如今却有独特的魅力。在和平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里，我们提倡的是和谐，所以林语堂的个人主张极有市场。现在正时复归传统的大好时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它能使个人的心灵得到解放，使人在现世社会中得到快乐和幸福。
林语堂，1895年生，福建龙溪人。他的父亲是基督教教会牧师。在鼓浪屿的教会学校和厦门的寻源书院学习过，17岁时他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1月林语堂与鼓浪屿的首富寥家二小姐寥翠凤结婚，同年秋赴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系学习，27岁获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第二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师范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经常在《语丝》上发表文章，追随鲁迅，积极参与鲁迅的“打狗”运动，与黑暗势力激烈斗争。1926年去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院长，以激情始，以愤怒终，厦门大学内部的人事斗争，使他十分感叹。他想起了鲁迅的至理名言：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1927年在外交部当秘书长，职务仅次于部长，在职6个月是林语堂一生中惟一的官场生涯。他总结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短暂的官场生涯使他对中国的政治十分失望，他觉得自己是“吃植物的”，思想的人，他决定绝不做政治家。
1928年林语堂因生平惟一的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而成了红人。1932年主编《论语》，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这期间写了大量的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的主要人物。1976林语堂在香港逝世，享年81岁。
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一书在美国很流行，书中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紧张节凑生活下的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也就东方的生活方式，正像他自己所说，他还是要回到东方，穿着中国式长袍和平底鞋，享受悠闲的生活。林语堂说：“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而这种悠闲的生活也就是快乐的生活，而快乐的哲学也是最精湛的哲学。林语堂的理想是做一个豁达的幽默家，他说：
那些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同时，也就是最懦弱而糊涂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气、深刻和机巧。他们永远在处理琐碎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那些心思较旷达的幽默家更能应付伟大的事情。
第四章 在平凡中享受生命快乐的现代作家 第十四节 崇尚古典的梁实秋
鲁迅曾批评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毛泽东将其列为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在那个战争年代提倡人性论确实是不合时代潮流，但在当代，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却是有市场的，他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指明了一点方向。我们不能带着有色眼镜看人，甚至我们应该对一些曾经是不看好的作家刮目相看，重新客观地评价。
梁实秋是一位新人文主义者，这得益于哈佛大学的白璧德教授，他使梁实秋“从青春的浪漫转到了严肃的古典，一部分由于他的学识精湛，一部分由于他精通梵典与儒家经籍，融合中西思潮而成为新人文主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吸取了儒家“克己复礼”等精神，要求用“更高的意志”这种伦理理性来控制不讲艺术形式的所谓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花哨恶伪的现代主义，强调重建古典主义美学原则。受白璧德的影响，梁实秋的理想文学是古典文学，古典文学并非指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学，也不是指希腊罗马的文学，凡是不怕时间考验的，有完美的形式与风格，极其典雅的文学都是古典文学。梁实秋的文艺思想是人性论，他说：“人性是复杂的，唯因其复杂，所以才有条理可说，情感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标准之下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伦理的乃是人性的本质。”“人有理性，人有较高尚的情操，人有较严肃的道德观念，这便是我们所谓的人性。”所以梁实秋崇尚古典雅致的文学与生活方式。
梁实秋，1903年生于北京内务部街20号。梁实秋的祖父曾在广东做官，父亲在北京做官。家道兴隆，祖父在北京买下房子，梁宅很气派。在梁实秋的记忆里，北京最有趣的是北京人日常生活中的“礼”，这种“礼”实际是平民百姓在艰难的环境中基于自身的生存而需要维护的一种彼此间正常的合度关系，这种礼近于“俗”。中国的“礼”，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命题。不同阶层的礼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不同的作用。有的不懂礼而实际践行礼，有的制定礼而蔑视礼、践踏礼，有的靠礼维护正当生活的权益，有的以礼杀人，以礼吃人。古代的圣人一再地慨叹：礼失而求诸野。有以夫！北京人的日常生活追求精致典雅，追求生活艺术化趣味化，所以像一些作者写到北京文化风俗时的那样，具有京味，北京有丰富的吃文化、书画文化、京戏文化等。北京的文化礼俗给梁实秋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5年秋梁实秋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学校在当时没有现在这样有名，还比较平常。他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在清华学校呆了8年。公正的说，梁实秋对“五四”运动的热情和他所实际发挥的作用，确乎不但不能同具有领导天才的*领袖陈长桐相比，而且也不及他的学友、继陈长桐之后成为第二代领袖、“思恕敏捷，辩才无碍，而且善于纵横捭阖”的罗隆基，甚而也赶不上他的另一位学友、“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甘于做文书工作的闻一多。梁实秋后来特别感到自豪的，是他亲身参与的一场驱赶“小锣会”，与长张煜全面对面交锋的斗争。与闻一多、郭沫若等人有交情。
1923年8月的一天，清华学校六十多名癸亥级同学，在上海浦东码头上登上了美国的远洋客轮“杰克逊号”。临行前，学校里发给他们每个人三四百元治装费，一个个穿戴得西装革履，煞是齐整。但在即将远离故国之际，他们的心情是很沉重的。特别当船上的小乐队吹奏起送别的凄伤曲调时，愈发为这种游子增加了黯然*的情调。梁实秋与闻一多也在其中准备赴美留学。他们先在科罗拉多大学学习了一年，又转到哈佛大学了，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在哈佛大学，梁实秋有幸成为白璧的学生。从此梁实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他成了坚定的新人文主义者，他认为白璧德“重视的不是elamrital（柏格森所谓的‘创造力’）而是elanfrein（克制力）。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是在于有多少事他没有做。白壁德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