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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一些新闻记者拍电给美国报社，说他已在内地被日军俘获杀害了。
三十三
当纽约、汉口和延安之间函电交驰，打听他遇难的传闻的时候，白求恩正在和南下的日军捉迷藏。
离开汉口以后一天，他到了郑州，那是一个刚被轰炸过的铁路中心。他一路经过许多下行的列车，车上挤满了逃避日军的难民。在每趟南下的列车上，难民都把车厢挤得满满的，有的冒险坐在车厢顶上。
下午四点钟，第一批日本轰炸机出现了。那时白求恩正在车站上，在许多装着骡子、大米和军火的货车中间。他和好几百撤退的人们躲在沙地上的壕沟里，一直等到轰炸停止。他先把行李搬上了一节棚车，车上载着一包包的大米，几乎堆到了车顶，然后自己爬了进去，车一开他就睡着了。晚上三点钟他醒过来，才发觉他坐的那节车已经在离临汾二十五英里，名叫高显的地方被甩下来了，把他困在那儿，而日军却正从临汾沿着铁路向那儿推进。
在这居民撤退一空的小城里，他侥幸碰见了一位八路军军官，李少校。李少校把那节没有人管的棚车查看了一番，认为车上的大米太贵重了，不能留给日军。他组织了一队自告奋勇的农民，把这些大米运出这敌军逼近的城镇，随后就镇静地对白求恩说，他能用骡车把他送到延安。
三十四
卡车从疏落的小山中驶过，走上了一条急转直下的路。这时，在下面三个山谷会合处的薄饼似的平原上，白求恩看到了那座城市。
终于到了延安！
在城中心，一个代表团正在迎候他。为首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神情很快活的美国人，一见面就用力握住了白求恩的手。他自我介绍是马海德大夫。白求恩曾听说，他是几年前到中国来的，换了姓名，跟一个中国人结了婚，学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被聘为延安八路军的卫生顾问。
“自从我们得到报告，说你在离开香港以后就失踪了，我们急得什么似的，”马大夫对他说，“你想象不出大家多么盼望你来。一个有你这样的资历的外科医生！还有在西班牙的经验！我们到处打电报，打听你的下落。天晓得，我们多么需要你！”
和各方面初次会晤以后，白求恩就被送到他的住所——附近山里的一个窑洞，大小和加拿大人家的一间大房间一样，里面有一个暖炕和一张小桌子。
他在延安的第一天的见闻使他觉得非常兴奋。他那天的日记这样写着：
虽然延安是全中国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它是管理的最好的一个城市。和中国其他的地方正相反，边区的行政当局正在推行一个全面的计划，将社会改革与组织区内的一切抗战力量的工作配合起来。这里有一个大学，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还有一个新成立的卫生学校，为部队培训医务人员。又有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医院，医院的设备虽然简陋，这儿的政府却已经实行了人人免费医疗的制度！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晚上，白求恩就会见了制订共产党战略的主要人物——这一战略得到运用，结果是胜利地建立了这个专区和日军后方的晋察冀边区。
那天晚上十一点钟，他被邀请去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会谈。
白求恩一进去，毛泽东就站了起来，亲切地欢迎他。毛泽东的身材魁伟，漆黑的头发在巨狮般的头部中央分开。他紧紧地握住了白求恩的手，亲切地笑着，他的平静的眼睛打量着他。他们握着手站了一会儿，在烛光下互相端详着。然后毛泽东伸手示意，他们两人就在这没有陈设的房间正中的桌子两边面对面坐下来了。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面，听着那柔和而低沉的声音以及那些尖锐的问题，他得到了这样一个极其强烈的印象：这位共产党领袖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他是一个诗人，同时又能以锋利的政治言论发挥自己的思想；他是一个多方面的人物，在他身上各个不同的方面浑然而成，因此他的思想和谈吐又极其平易近人。
毛泽东在谈话开始的时候，很谦和地问白求恩对于西班牙的看法。毛泽东从西班牙谈到中国，谈到前线在医疗方面的需要。从他征求白求恩的意见时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于提出的意见一定会极端重视。
白求恩说，他觉得他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附近工作，照顾重伤员。
现在整个的谈话仿佛都围绕着这一件事。“那么毫无疑问，”他决断地说，“就请你立刻组织战地医疗队吧。”
“好！”白求恩满意地说，他很高兴他的计划这样快就被批准了。他接着说，他立刻就写信给纽约的国际援华委员会，通知他们这个决定，并请他们拨款来推进这项工作。在他离开美国以前，他们曾保证经常给他汇款。他现在要提议他们每月至少汇一千美元来。
他们商妥了白求恩在最近的将来的工作这个实际问题以后，话题就又转到西班牙，转到白求恩在那儿的工作，输血术最近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现状。
等到会谈结束，白求恩一看时间，想不到已经是半夜两点钟了。他们没有间断地足足谈了三个小时，而毛泽东还是像谈话刚开始的时候一样，精神那么饱满，那么敏锐。
毛泽东把白求恩送到门口，保证他一定会得到军事指挥部方面的充分合作，并请白求恩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转致谢意。
白求恩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和毛泽东会见的情形，等他写完，天已经快亮了。他这样结束了他的日记：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三十五
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三个星期。在这期间，他的器械和药品从西安运来了，同时从汉口又来了一个加拿大人，名字叫做理查德·布朗。他和白求恩两人一见面就很投机。白求恩估计他至少需要十来个技术熟练的助手，才能完成他计划中的工作。现在感谢老天，他总算有了一位布朗大夫。
他们由十二个战士护送向北走，先坐了一段卡车，顺着一条很硬的土路行驶。
到了贺家川，这是一个有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这儿有一百七十五个伤员，分住在老百姓家里。这就是这儿的所谓“医院”。伤员躺在炕上，下面只铺着一点干草。一部分人没有被单，没有一个人有毯子。伤员们浑身都是虱子。他们只有身上穿的那套制服，而且由于九个月的战斗所留下来的积垢脏得一塌糊涂。他们的绷带洗了又洗，已经成了肮脏的破布条。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因为冻疮变成了坏疽而失去双脚，什么衣服也没有，只有一条被单。他们的食物是小米粥，没别的。所有的人都贫血，营养不良。大多数都因为饥饿和脓毒病而在慢慢地死去。许多人有肺结核。
必须帮助这些人。他们是为拯救中国和解放亚洲而作战的战士。
6月初，他们又出发到兴县和岚城的医院。到了月底，他们的视察工作完成了。这时白求恩离开加拿大已经六个月了，可是他还没有收到国际援华委员会的任何信息。他拍了一封电报到纽约去打听，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他所巡视过的医院的总结报告，随后他就动身到晋察冀军区去。
三十六
白求恩是6月初到晋察冀的，在他寄出的但永远没有到达外界的许多信件当中，有一封这样写着：“现在我是在这个战争的中心的中心。现在我能真正体味这场惊天动地的斗争的奇异而崇高的精神了。”
但是这种在日军防线之内，而同时又在解放区的新奇感觉不久就消失了。今天在前线与敌人发生接触，明天突袭一下又退到山里，从后方进行狙击，在敌人补给线附近像马蜂似的困扰，控制离开敌人前哨只有几英里的地区——这就是华北抗日战争的特色。这个特色使白求恩感到非常兴奋。他现在每天工作十八小时，来不及刮脸，因此他索性不刮脸了，留起胡子来。
在医疗队到达五台县以后的三个星期里，他把他的时间分配在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的三个军区后方医院里。
他巡视了这几个后方医院，检查其中的工作人员、治疗方法、设备、药品器材。到晚上，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他又制作医学图表，研究他的笔记，给聂司令员和延安写详细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汇集的调查材料使他得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按西方的标准来看，八路军和游击队并没有真正的医院设备。归根到底，能够用来照顾晋察冀的伤员的只有他所带来的药品，他自己的器械，他本人的技术，布朗大夫，五个本地训练出来的医生，以及那些服务热心但是没有什么训练的义务工作者。到了7月中，布朗的假期又满了，他不得不离开这里。
布朗走了以后，聂司令员派来了一个曾在美国上过大学的中国县长，给白求恩当翻译。他的名字是董越千。他是一个矮胖的、好性情的年轻人，脸上常带笑容，天生有一个外交家的圆通。他的英语很别致，他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的知识非常渊博，不久他对于白求恩就非常钦佩了。还没到一个星期，白求恩就把他叫做“我的化身”。
白求恩通过延安给纽约的国际援华委员会拍了一封求援的急电：
过去一个月在日军后方晋察冀军区和游击队一起工作。平均每天十次手术。迫切需要款项及药品器材。目前大城市中尚能买到医药器材。请即电汇毛泽东一千美元。
他写信给延安的马大夫——这是他现在与外界的主要联系，请他把他留在那里的爱克斯光设备送来，同时问他你想纽约方面收得到电报吗？你或许应该把这些电报转给孙夫人。她可能有点办法。我需要帮助。三个月来从没有读过什么报章杂志（不论美国的还是英国的）。不知到过什么没有？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大事？西班牙战争有什么变化？你得到过什么消息？
我今天做了八次手术……我很累，可是心里非常痛快……看样子我必须在这儿开办一个卫生班，从最初的东西讲起。我必须在输血方面做点工作。为了把事情办好，我现在是哭、笑、嚷嚷一齐全来。
我需要一个助手！不多写了。我们是在一条血泪冲洗着道的路上前进。
几天以后，他到五台山里的蛟潭庄军区司令部去参加一个军区卫生工作会议。聂荣臻非常热烈地欢迎了白求恩。“其他的人，”他说，“处于你现在的情况，恐怕早就不干了。”
他接着说，他有一个建议提供给白求恩，希望他予以慎重的考虑。他提议，请白求恩为整个晋察冀地区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建立一个医务系统。白求恩的美国友人汇来的款项当然都用来推进他的工作。如果他肯答应，他就不仅是以加美医疗队队长的身份，同时还是以晋察冀八路军的卫生工作领导人，以及晋察冀政府卫生顾问的身份来进行工作了。
董还没有把话译完，白求恩就答应了下来。他后来写信给马大夫说：“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我现在的头衔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他就职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拟订计划把一个简陋的后方医院改建为一个模范医院。他认为军区所有的医院都不足以应付正规军和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