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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坊帮助我了。”
董和方整天呆在那间小屋里。白求恩躺在炕上时睡时醒。他的脸烧得越发红了，伤口化脓，感染已经进入了前臂。晚上炊事员老张把方叫到门口。“我看到过他用自己的血把死人救活过来，”他严肃地低声说。“我愿意把我的血输给他。”方摇摇头：“这不是那种病……”
“什么事？”白求恩问。
方蹑着脚尖走回到屋子里。“没什么……”
“现在走也太迟了，”白求恩迷迷糊糊地说，“我们又得等到早上再走了。”他痛楚地翻了一个身，随即又睡着了。
夜间有队伍经过村里，说敌人已经占领了北面的银坊。他们说他们是到前线去反攻的。他们走了以后，方给医疗队发出了一个警告：不许让白求恩知道有战事。
第二天清早天气阴沉而寒冷。村子里断断续续地下着雨。白求恩慢慢地醒来，躺在炕上静听着风在院子里刮着。当他听着的时候，他以为他的耳朵又在跟他开玩笑了，因为他好像听见远处有隆隆的炮声。
“你们听见炮声吗？”董和方进来看他的时候，他问他们。“现在有战斗吗？”他们互相瞅瞅，摇摇头。他又睡着了，中午的时候醒过来，听到了天空中有飞机的声音。
他霍地从炕上站了起来，穿上棉军服，推开窗户，大声地叫唤董。
董和方跑了进来，看见他正在扣军服上的扣子。他烧红了的脸上一副生气的样子，身子略微有一点摇晃。“你们为什么骗我？”他发怒地质问。“你们以为我是白痴吗？骗我是谁的责任？先别管吧——我们以后再讨论。很明显，北面的战斗。告诉他们准备走，越快越好。你们为什么把我当一个残废的伤员似的留在这儿？我有一只手指发炎，算什么！傻瓜！你们应该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我要全队准备好立刻出发！”
五十六
他们在濛濛的细雨中骑着马向火线前进。他们曾恳求白求恩不要走，答应他把伤员抬到村里来，并且用尽了他们所能想到和各种主意，但是他已经先上了马，等着别人跟他走，同时固执的重复着说：“我的手完全好了。”
他一声不响地走在大家前头，骑在马上，摇摇晃晃，中毒的胳臂则插在军服里。在一座高山脚下，当山路变得非常泞滑时，他下马步行，右臂抓着马鞍子。
在高山的那边，他们爬过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一路上不住地滑倒摔跤。在一片漫长的树林中，大家都折了树枝来做手杖。走出树林以后他们又骑上了马，途中碰到了一场大风雪。他们在咆哮的暴风雪的中心宿营过了夜，除了树木以外没有别的遮蔽。其他的人吃着少得可怜的干粮的时候，白求恩没吃东西就钻进了他的睡袋。他在潮湿的地上沉睡起来。
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向前走，一股劲地赶了七十里，来到火线附近。在一个开阔的、全是沙滩的山沟里，他们找到了一个战地伤兵站，那儿既没有医生护士，又没急救的设备。白求恩马也没下就命令把伤员送到十里外的王家庄，并让医疗队的其他人员跟着他走，随即就飞驰而去了。
到王家庄以后，他领着队伍往团卫生所走，在马上晕了过去。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卫生所的一个炕上，董和方以及团里的首长焦虑地站在他旁边。“你打电话给各战地首长，”他对董说，“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到了这儿。叫他们把所有的伤员直接送到王家庄来。如果电话打不通，派通讯员去。第一批伤员一到，我就可以动手术了。我休息一下就好了。”他闭上了眼睛；很难看出他是醒着还是睡着。
方量了量他的体温，低声对董说：“他的体温很高。他的情况比将要送来的许多伤员危险得多。”白求恩静静地躺了一下午，有时睡着，有时睁开眼，目不转睛地盯住屋顶。他不再想法掩盖他胳臂里的一阵阵的刺痛了。下午，他的头剧然地痛胀，他要药吃了。到了晚上，体温增高到四十度。他说话渐渐没条理了。
“伤员到了吗，方？他们到的时候我就可以动手术了……你做臂部腿部的伤员。要是有头部胸部腹部的伤员，一定要叫我来做。他们抬伤员为什么这样慢啊？他们必须赶紧送来……我得启程回美洲哩……我头痛极了……我的手指完全好了……一只发炎的手指算什么？……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我要从美洲带钱和器材回来……让他们在重庆试试看，不让我走，让他们试试看……我就闹得全世界都知道……快一点，孩子们，把下一个伤员抬来……没时间来浪费，孩子们……把他们抬进来，一次抬三个……”
夜间他的头脑清醒了，他坚持要到手术室去工作，但是方和董把他强迫制止住了。第二天早上，他的情况更坏了：炎症已经发展到肘部。方代替他工作一晚以后，来切开肘部的脓疡，希望这样可以把脓排出来。这次他觉得痛苦减轻了一些，但是战地指挥部通知说敌人从五亩地向王家庄袭击过来了，于是他们又必须转移。
起初白求恩不肯走。“几个小时以内，我就又可以动手术了，”他这样回答大家的恳求。直到战地指挥员季团长亲自来命令他转移，他才终于答应了。
现在他们一队人马离开了摩天岭战线，翻山越岭向南走着。白求恩躺在担架上，方和邵骑着马在他旁边，董骑在那匹日本马上领着路……
五十七
在黄石村于家院子里，白求恩躺在炕上，浑身发抖。“怎么这样冷，董？”他不住地问，“炉子里没火吗？我冷得要命。”从早到晚，他一直嫌冷，总叫人添火，他的牙齿得得地颤抖着，虽然他身上盖了好几条皮毯子，而且炉火在房间里熊熊地燃烧着。现在董又给他加上了一条毯子，但是他照旧微弱地说：“我冷。”
他们从王家庄走了一天一夜，越过一座又一座高山，来到了黄石村。昨天在这儿，在四面高山的围绕之中，村里的人们聚集在担架的周围，他们的脸上充满了痛苦与惊愕的表情。在这儿，一支向摩天岭进发的游击队为他立下了自我牺牲的决心。在这儿，从军区司令部来了一个急差，传达了聂司令员的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把白求恩安全地送出这个受到敌人威胁的地区。
董和方整天整夜守在这间屋子里，只替换着出去打个盹儿。白求恩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时常作呕，他们眼看着他瘦了下去。方给他开刀，烧灼，用了少得可怜的几种消毒剂，但是都止不住使胳臂变色的血液中毒。绝望之余，他建议截肢。
白求恩摇摇头。“不要治了，方，”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只要活得下去的话，我牺牲两条胳臂都愿意，同志。但是已经不单是胳臂的问题了。我的血里有毒。败血病。没有办法了。”
“治一治，”方恳求说，“也许……”
“治也没有什么用了。”白求恩凝视着他的助手。“你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了，方。你的技术大大超过了许多从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我因为你感到骄傲……如果治了有用，你来治再好没有了。但是我很清楚我的病……太清楚了。欧洲和美洲有新药品，也许可以治这病。但是我们连旧的药品也少极了……谢谢你，方……没有什么用处……”他好像睡着了。然后他用细得像耳语似的声音说：“请你们出去一会儿，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方和董踌躇地互相看看。“需要的时候我会叫你们的。”
他们无言地走了出去，彼此躲避着对方的目光。在街上，村里的人们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们，但是他们一句话也不说。他们走到村口，然后董说：“我们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呆着。”
“是不应该，”方叹息了一声。
他们回到于家院子里，坐在白求恩屋子窗下的板凳上。在他们守护着的时候，太阳慢慢地在山谷上空移动着。男人们在地里干完了活以后，都跑来聚集在于家的院墙外面，一排一排凝神地站着，好像在等候开会似的。到了晚上，村里的人们在黑暗中隔着墙注视着董和方。他们两人直挺挺地坐在窗户前面，睁大了眼向屋子里凝视着躺在炕上的白求恩。
“我看着他，”方终于说，“我想他连还能活几个小时都计算过了……他可以算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了！他可不能死！”
董默默地哭了起来，抬着头，也不怕难为情。“原谅我的软弱的眼泪，”他说。“它们不久就会流干的。死对于他比对所有我见过的其他人更痛苦。如果他死去，他将是第二次死了。而他才四十九岁。你明白吗？每个人都要死的——许多我们自己人都死了——但是我们大家只有一个生命和一次死亡，而他曾有过许多个生命，这次将是他的第二次死。你知道吗？这是他第二次死啦，全中国的眼泪也不够来哀悼他的第二次死的……”
——“全中国的眼泪也不够，”方说，“不够，董同志，全世界的眼泪也不够的。”
他们从窗户里看着白求恩慢慢地从炕上坐了起来，举着左臂就好像它有无数的针在刺着。他小心地拖着那条胳臂站了起来，点着了炕旁边的煤油灯，跪在他放纸张的箱子前面。他头晕眼花地摇晃了一阵，但是过了一会儿好像又好了。他用右手取出了他需要的纸张，放到炕上，然后自己爬回炕上去。
他仰着头躺了好久，沉重地呼吸着。然后他勉强坐了起来，背靠着墙，抽出胸袋里的自来水笔，用右胳臂把纸压在膝盖上，开始写了起来。他一再让胳臂垂下去，把头向后靠在墙上，等有了力气再往下写。
他是在给军区司令部写他的遗嘱：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林顿街等十号门牌。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
也写信给白劳德，并寄上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把中国大砍刀，报告他我在这边工作的情形。
…………
把我所有的相片……日记……文件，和军区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边去，由蒂姆·布克负责分散。并告诉他有一个电影片子将要完成。
…………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蒙特利尔的弗朗西丝·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所负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为了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将我永不变更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及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
骑马的马靴和马裤给冀中区的吕司令员。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
给叶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八种手术器械，林医生可以拿十五种，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选挑两种物品作纪念吧！
…………
给我的小鬼和饲养员每人一床毯子，并给小鬼一双日本皮鞋。
…………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病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