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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不见你的话，同志。我聋了。”
这是一个寂寞、孤独的夜晚。在董走了很久以后——董很难受，焦急地提出了许多办法，他都不听——他还在桌子旁坐着，凝视煤油灯的毕毕剥剥直响的火焰，手指没精打采地翻弄他的手稿，心境抑郁而阴沉。
他设想他以后生活在一个寂静的世界里的情景。他怎么来继续他的工作？他们会跟他说话，而他什么也听不见。他看见自己在手术室里，如同鸟在笼中，董、方、林向他做着手势。他看见自己回到美洲，从与人绝缘的真空里向一群一群的听众大声疾呼。他看见他的母亲，她的话他听不见，她那苍老的脸拚命挣扎着要表达出一个母亲的欢迎。他看见朋友们熟悉的脸，像一部没有声带的影片里的映像展现在他面前，突然又变成了一群做着古怪的脸相的陌生人。
他被卷入到中国内地有多久了？一年半以上了。在这期间，他从散布在他的广阔的生活范围里的朋友们那儿收到过几次信？五次……二十个月中五封信！还有这个最后的讽刺：他曾写信给延安，给加拿大，给每一个他想得起来的朋友，请他们送他一架手提式收音机，使他重新能够和外界接触。现在收音机也没用了。现在，就在这儿，在这些使他感到如此满意的村子里，在如此好的同志中间，他竟然会和人世彻底隔绝了。
多么愚蠢，他悲哀地忖度着，竟然会陷入了肉体和意志的悲惨的矛盾之中。“老人家，”他们已经开始这么称呼他。昨天，当他听见小邵也用起这个生疏的名词时，他曾经问过董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老年人，”董嘻笑着回答。
“老年人！”他哈哈大笑起来。“我才四十九呢！”
“而干劲比我们许多小伙子可还要足呢！”董兴致勃勃地接着说。
昨天他还大笑过。现在他站了起来，走到屋子那一头挂在墙上的镜子前面。他暂时忘掉了那些时光用来蒙混人的眼睛的逐日的细微改变。他回想自己以前是什么样子，同时端详着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
从镜子里向他望着的是一个七十老人的脸，他生平第一次看见的一个陌生人的脸——被河北的太阳晒得枯槁不堪，被山风吹得粗糙不平，满脸全是饥饿、疾病、紧张、过分的劳累所作践过的痕迹。这是一位忧心忡忡的长者的一张密布了深深的老年皱纹的脸。
前额更高更窄了，骨棱棱地突出在低垂到又细又皱的头颈的白发前面。乱糟糟的浓眉下面的眼睛显得更小了。它们仍然炯炯有神，但是周围却密布着得来不易的痛苦的智慧的皱纹。银白色的胡子下面，肌肉消逝了，皮肤像空口袋似的瘪了进去。两颊从颧骨到下巴颏刻划着一条一条的深痕，仿佛是从未愈合过的创伤。从下颚到喉核，皮肤松弛地垂了下来。
他擦了擦变薄了的嘴唇。䦆铄的笑容消失了。牙龈萎缩了，牙齿黄黄的，全是空洞。
他露出胳臂，伸了出来，冷静而惊奇地审视着它们。它们枯瘦得像河北的树木的杈枝一样。他的胸脯、肩膀、臀部——以及其他部分没有一处不是又枯又瘦，一副皮包骨，仅一百磅多一点，这是一个美好的身体的残躯，当年战胜过肺结核、爬过阿尔卑斯山峰、在劳伦斯山滑过雪、在西班牙的高山中行过军的白求恩的残躯。他咬了咬嘴唇，现在他的嘴唇常常由于贫血和寒冷而发青。他咳了几声，琢磨着胸膛里刺耳的呼呼声，一面希望这只是八路军中常见的咳嗽，一面猜疑着不知他那叶好肺还能支持多久。
他回到桌子旁，翻弄着他的手稿，想做点事来拴住他的思想。然后他又静静地坐着，回想他一生的经历，他的远方的朋友们，以及像山西的一座高峰一般耸入云霄的未来。在镜子里，他看见了一个老年人，他的生命凭空缩短了二十年。他想起了那一个夜晚，董跟他谈起结婚，娶一个妻子过夫妇生活。那也完了。但是有更多的事情值得去回忆：有一次他曾经怎样地说到医生应当像穿草鞋的僧侣，到人民当中去恢复肉体的健康与活力；他曾怎样地痛骂那些以人们的痛苦作买卖的人；他又曾怎样地梦想过，有一天医生可以像艺术家一样美化人类生活的花园。
有那么一个时期，作为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他曾经摸索着向那个理想前进。在这儿，在平原与山岳之间，他找到了如何实现它的途径。如今，诺尔曼·白求恩成了白求恩，他继承了无数的理想和企望，对于多少年来动荡的生活现在怀着满腔感谢的心情，他的生命是缩短了，但是发挥了它的作用，他现在所希求的只有时间，更多的时间——因为整个生活就是斗争和发展，一切事物的诞生都要经过斗争，因此他所失去的年华一定会延长那些从来没听到过他的名字的人们的未来。
几个小时以后他醒了过来，头枕着胳臂伏在桌子上。肘边的灯在冒着青烟。他的手表已是早晨四点了。他揉揉疲倦的眼睛——然后他听见了一只小鸟的歌声。
他跳了起来。是不是聋了的耳朵，像截断的大腿上还能够感到痛的脚趾那样，在用记忆中的声音嘲笑人的意识呢？他冲到窗前，一拳触破了纸窗。歌声蓦地间停止了，但是他能够隐隐约约地听到那只受惊的小鸟飞入黑暗中时振翅的声音。
他从窗口伸出了身子。他的脑子清醒一些了。耳朵里的嗡嗡声也不像以前那般讨厌了。他依稀可以听见开门关门的叽叽轧轧声，以及风的嘶哑的怒号。夜晚的声音从来也没有这般甜美神奇。
他离开了窗子，一路使劲蹬着脚走回到桌子旁边。他捡起了一本书，把它举得高高的，然后让它掉到地上。他听见它碰地时发出一种低哑声，就好像他头上裹了一条毯子，声音透过毯子进到他耳朵里一样，他脸上现出了笑容。他从手腕上解下了手表，把它举在右耳远远的地方，然后把它渐渐靠拢。接着又用左耳同样试验了一次。
他的右耳什么也听不见。它仍然是全聋。左耳呢，当他把表紧贴在上面时，他可以听见一阵轻微的嘀嗒嘀嗒的声音。部分听觉恢复了。
他的听觉还够他进行工作用的——这就够了！他要把右耳朝着敌人，左耳朝着战友，剩下的董会去做的……
他在屋子里不安地来回踱着，看了看手表。他还有一个小时的觉可睡，但是他一点也不想睡。他想和别人说说话，和老朋友们谈谈心。对了，这个时间再好也没有了。他要写信给戴维森，给埃利瑟，给约翰·巴恩韦尔，还有其他几个人。
他拿出了打字机和他珍藏着的复写纸，在打字机上放进了四张纸。他说不定多久以后才会再给他们写信。照他的老办法，他将把同一封信给他们每人寄去一份。
信中他谈到了他的工作，谈到了他与他们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隔绝，谈到了他对他正在造就成为护士和医生的那些年轻的农村男孩子和工人所感到的骄傲。他用谨慎的字句提到了他的越来越坏的健康，叙述了他工作时的困难条件，但是又接着说：
我发现在一个肮脏的小庙里，背后有一尊二十英尺高的没有表情的佛像盯着我，我也能够做手术，就如同在一间有自来水，有漂亮的绿瓷砖墙，有电灯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设备的现代化手术室里一样。
他满怀信心地谈到战局的发展。日军虽然占领了很多地区，但是从最后结果的角度来看，这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紧紧抱住已经征服的地区，好比一个人抱住一只老虎的尾巴。“据我看来，日本人永远不能征服中国。我觉得这是一件力所不及的事。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人民对侵略者恨之入骨……”
然后他说到私事：
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好像已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你一定经历了许多事情。我确实经历了不少事情。过去一、二十个月——很快就要两年了——过得很丰富，丰富得我不知从何说起，我希望在我写给你们的那些信里你们至少收到一封……我猜想你们从来也没有收到过我的信……
邮件到得非常没准。信到了中国以后，再到我手中，至少还要五个月。我估计每二十五封信中，我只收到一封。我对于这，现在多少也认为命该如此了。
我有时候向往咖啡、嫩烤牛肉、苹果馅饼和冰淇淋。啊，鲜美无比的食物的幻景！……书籍……现在还有人写书吗？还有人演奏音乐吗？你们跳舞，喝啤酒，看电影吗？软绵绵的床上的干净被单是什么样的滋味？女人还爱人家去爱她们吗？
所有这些东西会被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一点也不觉得惊异，这实在让人伤心……
我正在打算回国一行，预计年底可以到加拿大。我希望从美洲回来的时候带着五万美元，那个数目可以维持我们的全部机构（医院、学校等等）五年。这儿他们需要我。这儿是我的领域。这些人是我的人民。不多写了。亲爱的朋友。
白
董惊醒了，从炕上爬了起来。他好像刚睡着。是不是他想象着听到了人声？他用中国话喊了出来：“谁啊？”
一阵大笑响彻了整个屋子，窗户外的黑暗中一个熟悉的声音嚷道：“老人家……这是晋察冀的老年人！一只耳朵的老公鸡把你啼醒了。起来，孩子，揉揉眼睛，醒醒吧。今天很忙，现在已经五点了！”
五十五
10月份来了，他预定要启程回国。但是，连同他在冀西新建立的医院在内，全区现在一共有二十个后方医院了，于是他写信给聂司令员说：“我又在推迟行期，以便到各医院巡视一次。它们有一部分是新的，还有一部分我好久没视察过了。在做这项工作以前，我决不能离开。这次巡视工作需要10月份的大部分时间。我打算在11月初启程。”
他现在率领着医疗队出发去作最后一次巡视。到了10月20日，巡视工作快完成了，这时日军突然出动了五万兵力猛攻晋察冀，并且配备着自从战争在边区开始以来数量最多的坦克和飞机。聂司令员通知他们，这次攻击是敌人企图消灭整个晋察冀的中国抵抗力量的一次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的冀西司令员吕正操将军请求战地医疗队到他的首当其冲的部队那儿去。
“但是如果我们到前线去参加战斗，”董说，“你又不可能在11月初启程了。”
白求恩研究了一张北方的地图，回想起聂司令员所说的日军征服晋察冀的计划。如果聂的估计是正确的，目前正在展开的战事就会影响整个战争的前途。对于日军来说，只要边区一天挡住他们的路，他们就一天不可能征服中国。而且人所共知，在他们的在太平洋地区扩大战争的计划里，华北被看成为一个军事基地和人力补给地。
“如果晋察冀沦陷的话，”白求恩说，“我这次回国就毫无意义。等目前的战斗结束以后我再启程。”
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战地医疗队出发到北线去，那儿主要的战事正在涞源与摩天岭之间的战线上展开。11月2日，他们到达摩天岭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医疗队在黑夜的掩护下到达了目的地。在医疗队与战地指挥部之间匆匆忙忙地建立了一个通讯网，吕司令员特地拨了一架军用电话机供白求恩使用。
白求恩到达的消息很快就在部队里传开了。吕的部队大部分是身经百战的东北军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