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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之下却有另一些人——我到伦敦后曾多次碰到他们——对他们来说，自立和体面没有什么重要，他们愿意依赖国家，不愿作出额外的努力来改善他们自己的命运或使他们的孩子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开端。
事实是，第一类人重视社会地位，第二类人无视羞耻，这意味着社会压力一般不大，所以处于中间的大多数人——如我们这些人——更可能会去找一份工作，为自己和家人提供生计。这种做法看上去可能显得无情。但是，一个鼓励发奋、节俭、自立和承担家庭义务这类美德的社会，将会造就出一些更加自尊的人。因此，比生活在鼓励他们感到自己无用、 精神不振和失望泄气这一社会里的人们要更加快乐（同时也不是他人的包袱）。即使情况不是这样，国家和社会在赋予同情心时也必须公正。对一个作出了努力的人和一个未作出努力的人给予同样对待，这是不公正的。这种不公正的做法不仅使从这一做法中得到了好处的人意志消沉，而且也会使未从中获益的人感到愤慨。
在本世纪的某一时候——现在已经难以准确说清了，那么多的西方决策人开始谈论和采取行动，好像是“这个制度”而不是个人——或者甚至是运气——才使得一些人贫穷。于是我们陷入了圈套，认为贫穷——这里没有必要进入区分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这一雷区——是经济政策产生的“问题”，只有采取各种灵活的办法通过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加以“解决”。于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一信念：贫穷是引起各种不负责任或不正常行为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它们的结果。
大多数用这种语言说话的人是为了崇高的动机。没有人的动机比基思·约瑟夫还要崇高，1972年6月他作为社会福利部长对学前幼儿游戏组协会的讲话是有关这一方式最不落俗套的说法。基思利用当时的研究，认为“贫困循环”在起作用，即在这一循环中，“一代人的问题似乎在另一代人身上再次出现”。基思的这一说法开辟了一个重要的新天地，因为它使人们注意到“父母对孩子坏的养育”不仅对这些孩子有影响，而且对他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但是基思没有问一问，国家通过其福利政策削弱了个人的责任感和自己帮助自己的做法，这是否像第三个坏的父亲或母亲在起作用。的确，他在倡导要促使父母对孩子进行更好的教育和更多地实行计划生育的同时，还主张政府应该通过不同的福利和可能的税收减免计划进行干预。如果像基思这样一位敏锐的分析思想家都作出了正确的分析而开错了处方（像他后来承认的那样），这的确很好他说明了在大西洋两岸，右翼和左翼政府如何为我们现在的问题创造了条件。右翼人士的注意力集中在“有目标的”福利上，将福利给予了其行为最可能受到福利不利影响的那些人。左翼人士增加了社会保障福利总的负担，使福利面临困境，甚至连那时“贫穷的”纳税人也不得不为这些福利作出贡献。
在英国，对于依赖福利问题的研究要少得多。我们知道在我们社会保障的支出中我们在增加其规模与速度方面做了些什么，也看见了在美国发生了什么情况，因此，我们应该预料到英国政府的社会政策也会同样取得一些不希望看到的后果。事实上，我们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后果——它促使了第三个问题的发展，即传统家庭受到了削弱。
第四节 家庭的不幸
显然，家庭陷入了某种危机，问题是什么样的危机。有些人声称家庭正在发生变化而没有削弱。一种极端的论点是，他们当中有些人把任何一户人家，如同居的同性恋者都看作是一个“家庭”，认为它应该像一对有孩子的夫妻一样受到社会同样的承认和尊敬。有更多的人会争辩说，住在一起的一对关系“稳定”的未婚男女——他们可能有孩子也可能没有，他们到时候可能会结婚也可能不结婚——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对待。无疑，还有更多的人会把连续性的一夫一妻现象，即草率结婚和离婚的夫妻，仅看成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其他生活方式”（自从60年代离婚法经过修改后，英国像西方其他地方一样，离婚率在迅速增长）。但令人高兴的是，也仍然有爸爸、妈妈、孩子和亲属这样传统的家庭存在。
在社会发生深刻变革时，情况经常是这样：分辨具体的、多少有些令人不安的特点，比看清它们将如何一起作出反应要容易得多。例如，我们现在可能正看到一个长期的人口变化，其后果不堪设想。出生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增加，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总的特征——它绝不局限于英国，也不是说它在英国表现得最明显——其结果将是较少的劳动人口要供养更多的、年龄较老的人。今天，65岁的人一般比50年前同龄人的身体更强壮、更健康和更加能够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他们确实更加年轻一些，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愿意继续工作，对强迫他们退休感到气愤。最终，新的社会安排将不得不反映出这一特点，其中包括提高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到那时，英国的退休金和其他福利将不是以“提供经费”而是以“所得税预扣法”为基础，这意味着正在工作的人们的负担到某个时候将会大大增加。他们将会作出什么反应，现在还不得而知。
可是，公众对于人口结构变化的注意，大多集中在十多岁的单亲父母这一问题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是特别不负责任的，它不但使纳税人增加了沉重的负担，而且比较贫穷，没有父亲的指导，这对儿童的成长非常不利。
此外，这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在英国，自1976年以来，有子女要抚养的单亲家庭在有子女要抚养的所有家庭中的比例几乎增加了一倍。当然，这一群体包括寡妇、离了婚的人和被遗弃的单身母亲或父亲，还有这里要讨论的重点——那些从未结过婚的人。不用说，虽然这些单亲家庭的情况表面相似，但它们形成的原因很不一样，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需要对它们采取的对策因而也很不相同。用过于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有孩子的寡妇需要经济上的帮助，这些从未结过婚的人也需要这一帮助——而且还需要改变观点。
说了这一些以后，单身父亲或母亲的人数虽在增长，但仍未完全反映出这一问题。单身母亲往往不是集中在某一地区，就是集中在某一少数种族。在这种情况下，侈谈依靠祖父母或“大家庭”是不现实的。因为在某一更加狭窄的地区，可能根本就没有上了年纪的已婚男子。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孩子们在成长时得不到父亲的指导，甚至在周围就没有有关的、负责任的男子保护那些无依无靠的孩子们，履行非正式的社会管理职能或提供有责任感的父性榜样。结果是在墙上等地乱涂乱画、贩卖毒品、故意破坏财物和组织流氓团伙，警察对此也无能为力。还有财政费用问题（在英国的130万单身父、母中，将近100万人要依靠福利，每年花费纳税人66亿英镑。
查尔斯·默里把私生率的显著上升看成是将会出现问题的重要预兆。在过去的10年里，婚外分娩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多，在每3个活着的婴儿中就有一个。英国的历史记录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不能仅仅以城市化——它是对大多数行为堕落的一种涵义甚广的解释或借口——来解释这一切，因为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在城市化方面出现了最大的变化，而私生率与犯罪率事实上都下降了。有时有人企图尽量缩小这一变化的意义，他们指出，今天3／4婚外生的孩子都是他们的生身父母登的记，这可以表明孩子是出生在稳定的家庭里。但是一个幼儿首先需要的是完全的信心，即他们的双亲总是在他身边。如果父母彼此都没有承担足够的义务登记结婚，那么，假若孩子怀疑他们是否会对他承担义务，那就不足为奇了。孩子们在理解方面的能力比许多成年人所想像的要快得多。
对待家庭结构也像对待犯罪和依赖福利问题一样。必须在对已知事实所进行的分析基础上作出决策。这些分析并没有表明各地的家庭都在后退，也未表明大多数青年人都是罪犯或者经过经济情况调查确定享有福利的人都有依赖福利的想法。与自由主义左派所想像的相反，大多数儿童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家庭里，大多数人都结了婚，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有了孩子。事实上，过去30年，在舆论的逆境和在有悻常情的财政刺激中，家庭的活力比无论多少哲学、神学或社会理论都更能证明它是社会自然的和基本的单位。但这不是自满的依据。
在整个社会中，行为的改变可能是有限的和可以控制的，但在小的社区，可能是危险的，会产生很大影响。如果为数甚多的少数人藐视其他人在道德、法律和行政方面都在遵守的规章和准则，那就很难说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社会是否能继续起作用，目前很明显的是，我们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在迅速前进。
第五节 犯罪行为循环论
我们可以对犯罪、依赖福利和家庭破裂这三者之间的确切关系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对这个领域进行更多的研究是有价值的。现在，没有疑问，大多数专业人员都认为上述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并且是极端重要的。而我推测，在我们这些人的心中也不存在疑问。
以少年犯罪这一重大课题为例。在任何对策中，减少少年犯罪不仅对减少整个犯罪有明显的重要性，而且在及时制止开始出现的犯罪生涯，不让它发展成为严重的犯罪或成为累犯也是至关重要的。对少年犯罪和成人犯罪“原因”的讨论往往进入了一般化的死胡同。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人性本恶，而且恶性有很多表现机会。的确，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采用例如“邻里监视”等预防犯罪的措施减少犯罪的机会。但是，在一个流动性更大的世界里（在这里歹徒们更加易于隐姓埋名和逃走）和更加繁荣的世界里（这里有更多的东西可偷），这些对策的效果必然是有限的。此外；预防犯罪虽然可能减少“机会性的”犯罪活动，但它只可能使顽固的惯犯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作案。因此，现在日益将防止犯罪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个人——实际罪犯或可能犯罪人——而不是犯罪发生的自然环境。
美国和英国所进行的研究阐明了犯罪、依赖福利思想和家庭破裂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英国的研究表明少年犯罪与智力低下、易于冲动和在校时的调皮捣蛋是有联系的。至于背景，共同性的因素似乎是收入低和住房条件差。这些令人感到厌烦的孩子们的家长，不是动辄进行错误的管教，就是对孩子们监督不严。总之，他们不是对孩子不关心，就是对他们忽冷忽热或关心不够。他们可能已经分居或离婚或十几岁就当上了母亲并在家里犯有刑事罪。少数男孩会成为惯犯，继续这样长大成人，构成了真正的犯罪威胁。他们显然具有同样的特征，但一般却更走极端。
当然，这一分析不是想概括地“证明”犯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