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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把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作为我们国际政治制度基础的第二个、也许是最经常使用的具体论点是少数民旋问题。但是，在为民族国家辩论时，我不是说保证使边界与民族分界线正好相符是可能的，甚至是可取的，当然，更不是暗示说，少数民族或其他集团应该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使政治家们的生活更加单纯一些。在一个管理有方、尚且富裕的国家，那里的个人权利——如果恰当——还有地方自治都得到了尊重，就没有理由让少数民族遭受压迫或产生不稳定的影响。国际行为准则和像欧洲理事会这样的机构就能保证做到这一点。
西方政治家们大倾向于相信中欧、东欧共产主义以后的国家和苏联的经验证明民族主义有内在的危险。但经过更加仔细的观察，表明情况正好相反。南斯拉夫的情况不是常规，而是例外。例如匈牙利，除少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外，它学会了接受70年前领土的丧失，结果导致200万匈牙利人住在罗马尼亚，60万人在斯洛伐克，40万人在南斯拉夫，20万人在乌克兰。可以理解，匈牙利人坚持他们在国外的同胞应该受到公正对待。但是，他们有足够成熟的民主，懂得“让所有匈牙利人在一个国家里”的原则会导致灾难。
同样，虽然俄罗斯有些人出于自身的目的想利用生活在俄国以外的、曾经是苏联一部份的那些国家里的2，500万俄罗斯人，但至今，这只是虚夸之词，没有成为事实。虽然俄罗斯少数民族确实面临一些问题，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似乎没有感到他们受到了很大威胁从而想摧毁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些国家。事实上，他们在许多情况下还投票支持那些国家脱离苏联而独立。
车臣共和国要分裂出来和随后出现的危机，这对于把民族性作为稳定秩序的牢固基础这一原则引起了多大的怀疑呢？车臣人肯定有充足的理由要求自决；他们是一个有自己语言和宗教的民族，自从上一个世纪被迫并入俄罗斯帝国以来，一直在长期争取独立。有人认为西方应该忽视或甚至支持在镇压车臣时所采取的残酷的军事行动，以保证俄国成为一个整体，而且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的形象已经受到了很大损害。不应该由我们来决定俄国的模样。最终不能依靠武力把一些国家拼凑在一起，必须为全国和地区的少数民族创造条件使他们愿意留在这些国家里。当西方忽视摧残人权和违反（欧安会）国际条约这类事件时，我们损害而不是帮助了俄国的民主力量。至于疲备的俄罗斯这一实体，对于折磨着它的一些问题当然没有干净利落的民主解决办法。但是它的各族人民有权受到尊重——即使有些车臣人被指控参与了犯罪活动。如果车臣最终希望走自己的路，而俄国要阻挠他们这样做，那它自己将一无所获。
当然，像车臣一样，过去的斗争史影响着现在。我的目的不是说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好的，更不是说都使人有安全感。但是对民族主义的指责已经很多了，其实有些问题应归因于其他方面。此外，各种超民族主义的历史至少与各种民族主义自身的历史一样是好与坏交织在一起的，它们的潜在力要更加危险得多。
第四节 促进自由
这个问题把我带到了我所建议的保守党人外交政策的第四条原则，即我们应该在全世界不断地促进自由、民主和人权。为什么要这样，首先有实际原因。一般说来，民主国家不会互相打仗。在国内尊重人权的政权更不会向外侵略。在实践中，即使是最无所顾忌地推行实用政治的人，他也要判断来自各个不同地区的威胁，不仅根据其军事技术，也要根据其政权的性质。自由的价值使得甚至文化不同的国家都认识到有必要进行克制、妥协和尊重别人。因此，鼓励这些价值是外交政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
至于保守党的观点，人们可以说，它是我们在制订政策时所应考虑的部分真理。显然，各个社会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它们的宗教传统以及它们的政治觉悟，都有不同。在真正出现了新兴的民主运动的地方，我们能够促进和鼓励它，并且通过抗议、公开的外交途径和类似的手段给予它有限的保护，不让它受到政府的镇压。在当地没有这类人民运动的地方（或者人民运动仅限于首都少数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从外面植人民主。虽然我们必须仔细挑选一些西方影响能够有效地加快它们向民主作风和平过渡的实例，但是，有些对人权的侵犯——特别是酷刑——无论从任何国家或文化标准看都是如此丑恶可耻，如此令人震惊和如此令人厌恶，以致我们有一切理由去反对和制止它们。在处理这类事件时，主要问题是怎样做最好，是通过经济压力，或是通过在国际论坛上的言论或动议，或是通过悄悄的外交手腕。但无论怎么说，由于在执行保守党人的人权政策时必须要谨慎和区别对待，因此，它总不会采取十字军东征的那种做法。
自由派的批评是：由于西方的人权政策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言论自由或者不能胡乱抓人这类“程序上的”权利，从而忽略了更加重要的、“根本性的”权利，如免受饥饿权或享有适当的教育权。一般反映人权问题要求的国际文件本身就说明了人们思考问题的趋向。例如，《世界人权宣言》（1948）不仅像我一样确认了每个人都有生存权、自由权、法律面前平等权、财产权等等，而且还确认每个人都有权享有适当的生活水平，都享有适当的教育“权”与社会保障“权”——这些显然属于另一范畴。后来其他一些文件规定的内容更多。《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1966年）包括了“工作权”、“继续改善生活条件”权、“不受饥饿”权以及“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可以达到的、最好的身体和智力健康水平”。
当然，只要我们从权利方面而不是从责任方面去讨论自由，传统的自由主义就会轻易地陷入温和的社会主义，只要求各种“权利”而不怎么考虑它们的代价或甚至实现它们的可能性。这些“权利”即使从理论上说可能实现，但在实践中，国家只有通过规章、控制和税收对其他个人进行抑制才能实现。到了这一步，人们事实上已走完了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全过程。此外，自由派的人权做法给予了外国机构干预几乎整个国内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权力，这不仅是侵犯而是完全取消了国家的主权。
如果促进按照传统定义解释的人权是外交政策的合法目的，那么，一般说来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幸运的是，冷战后的世界已为自由创造了新的机会。由于通讯技术的革命、世界市场的开辟以及资本与人员有更大的流动机会，这一切使独裁统治者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他们将越来越难以抗拒要求对他们的政权实行自由化的压力。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在寻求促进民主和经济权利的同时，必须高度注意经济自由的更加广泛的影响。
即使在经济比较自由的国家——有健全的货币，有限的政策干预，低税收，保障私有财产，劳动力可以流动——如果它们曾有一段时间经历过独裁统治（例如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在以后推行政治自由时它们会发现困难比较小一些。但是，正如俄罗斯的例子所表明的，如果没有法律框架，不懂得有限的管理，没有私有财产制，也缺少企业充满活力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民主体制是极端困难的。保守党内热心于人权的人士认识了这一点，而左派自由人士却没有。因此，当市场资本主义的增长带来政治自由时，前者不会错误地低估在实现政治自由方面的目标时所取得的进步。
在说了这一些以后，我要指出，有关人权政策的理论要比它的实践复杂得多。政治家和外交家们通过本能一般都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能有效地施加西方的影响以及如何能最好地施加这一影响。可是，我必须加一句，他们有时需要舆论的激励。
第五节 强大的防务
这四条原则首先都有一个共同点：只有第五条原则即强大的防务才能使它们发挥作用。罗纳德·里根和我在80年代所持的同一论点仍然有效。国防支出是对和平的投资，因为不是军备本身引起战争。战争的引起是因为潜在的侵略者相信他们有足够的军事优势能在侵略中取胜。这种投资必须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即使威胁似乎很模糊或看起来很遥远，因为高技术的国防计划只有在长时间才能产生效果。我们从冷战胜利中有权期望得到的唯一“和平红利”就是和平本身，而不是获得在福利和本身具有依附性的文化方面投入更多钱的机会。
诚然，由于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垮台、华沙条约的结束以及最后苏联的瓦解，这一切引起了巨大变化，因此，西方国家应该重新审查它们的国防支出，这是对的。但是我现在认为，我任首相时作为《变革的选择》所宣布的削减支出计划走得太远了。自然，后来宣布的计划就走得更远了。从我个人讲，我不赞同当时在从政治角度讨论国防时人们所持的一切乐观态度。但是我的确过地估计了把苏联（或俄国）变成一个“普通国家”——一个对西方不构成特殊威胁的、稳定的、自由的民主国家——时可能出现的进程。
我们不知道俄国最后是否要走向民主和自由企业制度。如果俄国要走恢复前苏联的老路成为一个新的俄罗斯帝国，这不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实现。这也不会使俄国与西方的关系保持不变。无论怎么说，如果俄国要再一次走近欧洲的心脏，这显然对我们的战略利益不利。同样，如果俄国要把匾乏的财力用于任何这类帝国战略，那必然意味着它要放弃继续执行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这一任务。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它的对内对外政策又会回到前苏联的做法，俄国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军事大国。
前苏联各国所经历的各种危机和混乱已经使先进武器大量流入国外，那时，其他一些缺乏责任感的国家渴望得到它，这一进程加深了我们面临的威胁。显然，西方必须要维持它的防务。
自1989／90年度以来，在制定我们的防务计划时，如果仅从一个方面，即苏联和华沙条约方面来估计威胁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任务要复杂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们倾向于平衡各方面院外活动集团的意见，而不能对可能出现的威胁和所需的对策采取一种长期的战略观点。另外的困难是，不仅英国，而且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它们都在裁减军备。那些了解情况的人现在声称，即使我们有前线作战的装备对必要的地区进行干预，但在支援和供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大问题。再加上联合国所批准的干预效果不佳，我们对军备的裁减给人的印象是优柔寡断和不愿意承担义务。
另一个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涉及北约今后的作用。像我曾经建议过的那样，对它重新作出估价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特别是，北约作为一支维护稳定的力量和加强横跨大西洋联系的力量，必须要更加充分地利用和扩大其影响。但据我看，没有做到这一点。特别是，部分由于联邦主义在欧洲的推动作用，部分由于对待波斯尼亚问题的不同做法，北约已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