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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失言。这对我无关紧要，因为我非常重视原则。实际上，这不久就对我很有好处。
3月间我第三次去以色列访问。我早些时候的会见之一是同前总理果尔达·梅厄的会见，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还在位。我对她怀有极大的尊敬，而且也许作为政界的另一名妇女，我特别理解强硬与温柔这个奇怪的混合物，它使她有时表现得像慈母一般，有时则又很威严。她对于和平的前景极度悲观，并且对叙利亚人特别担心。她说我在大马上革批评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讲话很勇敢并热烈地祝贺我。她也强烈地赞同我关于苏联威胁的讲话，她讨好地把这个讲话同索尔仁尼琴的言论联系起来。在她看来西方远非足够强硬。
我发现我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评论已对我与之谈话的其他以色列政治家产生了类似的印象。这时和在以后作为首相的访问中，我在谴责恐怖主义方面没有退缩不前，我一贯维护以色列安全生存的权利。这些事实允许我坦诚地、然而是作为一个朋友对以色列人说话。在我同梅厄夫人以及后来同外交部长伊加勒·阿隆、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和总理伊扎克·拉宾的讨论中，我传达了我从埃及和叙利亚那里得到的印象，即阿拉伯领导人现在正在沿着可能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路线思考问题。我还试图说服我的东道主们不仅要考虑以色列的安全——我完全认识到这必然是他们的首要目标——而且还要考虑同温和的阿拉伯政权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这个长远需要。但是我与之交谈的政治家们一般都很悲观，尤其是拉宾总理，他们此时似乎不理解阿拉伯人民希望看到巴勒斯但人享有正义，处理这个问题会遇到困难。
然而，一如既往，我发现在以色列有许多值得钦佩的事物——在一个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地区奉行民主，人们准备为他们的国家作出牺牲，并把从美国和散居在国外的犹太人那里得到的巨额款项用来投人生产：他们确实已使沙漠繁花似锦。然而，有一种对我永远没有吸引力的机构，那就是吉布兹民我参观过一个靠近戈兰高地的吉布兹，在那里吃了午餐。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吉布兹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安全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经济学理论问题。然而，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相当使人泄气和不自然的集体主义社会试验。我钦佩选择这样一种生活的人们，但永远也不会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的女儿卡罗尔却不是这样。作为一个具有某些左翼倾向的十几岁的少女，她曾告诉丹尼斯和我说，她想在一个吉布兹中消磨一段时间。我们很关心这件事，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看起来合适的吉布兹，最后也就同意了。那里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条件也不完备。卡罗尔的任务之一是给小鸡注射预防针。她把它们从一个箱子内取出来，给它们打针，然后把它们扔进另一个箱子。不幸的是，不时会有一架战斗机轰呜而过，小鸡们就会跳起来，最后就会混在一起。卡罗尔回来后对农场劳工的工作的看法并不那么浪漫。此外，如同丹尼斯后来对我说的，她可能一直不太善于给小鸡注射预防针，但是她肯定被注射了预防社会主义的针。
我由一位以色列将军——在平民生活中他是一位教授——带着上了戈兰高地。他的见解温和而又稳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个适当的时刻他告诉我说，我们站立的地方并非是以色列的土地，只不过是暂时托管直到产生一项保障安全的解决办法那一天。他是一个关心他人的人，看到我在狂袭山岳的冷风中发抖，他把他的护身短上衣递给我。我就穿着这件衣服被人拍了照并且招致了叙利亚人的狂怒和反对。因此我对中东的第一次重大出击在该地区充满误解的气氛中结束了。
回想起来，我的中东之行是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和1978—1979年由美国当中间人的埃及——以色列和平解决方案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进行的。虽然戴维营协议最终未能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但协议对主要参与者——吉米·卡特，梅纳切姆·贝京和安瓦尔·萨达特——来说是值得称颂的。在我成为首相时，协议似乎仍然是取得进展的最佳基础。然而，实际上，武装的，野心勃勃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主要由伊朗资助并以伊朗为中心）必将打乱所有这些设想。
我是伊朗国王还在执政时访问伊朗的最后西方高级政治家之一。那里的麻烦早就开始了。1978年2月在塔布里兹发生了反对伊朗国王西方化改革计划的暴乱，毛拉们称改革计划是对伊斯兰教的邪恶攻击，而且，哎呀，平民百姓的感受则往往是强迫破坏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由于骚乱频繁，卡特政府对伊朗国王的态度摇摆不定。有时，它向国王提供援助，把他看作是西方影响在世界战略重地的堡垒；有时则又斥责他的人权记录并要求他实行开明的改革。这个劝告忘记的事情被伊朗国王本人很好地总结了出来：“我将像瑞典国玉那样处世，如果我的臣民也像瑞典人那样为人的活。”不论怎样，卡特政府的反复无常只是挖了伊朗国王的墙角而鼓励了他的反对者——美国在中东的潜在同盟者对这一点是不会看不到的。
至于我，我并不怀疑伊朗对于西方的战略重要性。此外，虽然按照多数定义，伊朗只处于中东的边缘，但是如同后来的一些事件证明的那样，它在这个地区具有很大的潜在影响力。总之，我很钦佩伊朗国王个人，并且相信他按照西方的路子实现现代化的政策最终结果会是正确的。回想起来，我能认识到，这项政策要取得成功就要采取更为循序渐进的方式，并要考虑到他的人民的风俗与习惯，这与退回到原教旨主义和中世纪经济相比肯定是更为可取的，后二者降低了伊朗人民的生活水准。为了分散人民的注意力，该政权不得不在国外进行政治的与宗教的冒险主义活动。
然而，当我于4月28日星期五晚上抵达德黑兰受到我国驻该国大使托尼·帕森斯的迎接时，所有上述情况都是将来发生的事情。我发现伊朗在表面上是个忙忙碌碌的、繁荣的、西方式的国家。拥挤的街道上行驶着许许多多新汽车。商店向符合现代潮流的衣著华丽的妇女出售奢侈物品。此外，这个消费社会不只是靠石油支持，而且靠新的工业投资来支持，在我参观的极为现代化的伊朗国家汽车制造厂所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托尼向我简要介绍了形势。他不仅同伊朗国王的个人关系很好，而且他对该国各地发生的情况也了如指掌。这个时候人们公认，对伊朗国玉强烈亲西方的政权的主要威胁来自共产党支持的反对派伊朗共产党（图德）。从伊朗国王公开发表的声明来判断，甚至他本人似乎也相信这一点。但是托尼·帕森斯已经看出毛拉们和他们的支持者也是一种威胁。这结果证明是大正确了。然而，托尼是非常坦率的，他后来描述此事时承认他曾以为军队将能掌握局面。结果证明是大错特锗了。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预见到伊朗国王的地位会瓦解得这么快。
星期六早晨我在王宫受到司法部长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的接见。胡韦达是位文质彬彬的显赫人物，我从电视上看到他后来在一次装模作样的审判后被阿亚图拉的政权处死了。
当我会见伊朗国王时，他一开始就对刚刚在阿富汗发生共产党支持的政变表示关注：他说他曾预计最终会发生这类政变，但比他设想的早了10年。他反复谈到伊朗处于反对共产主义的第一线。他没有流露出他对摇摆不定的西方支持者们有什么怨恨，虽然他有理由怀有这种感情。不仅美国人对他承担的义务具有不确定性，而且伊朗人坚持认为，英国广播公司波斯语世界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也都是反伊朗政府的宣传。当我离去时，他对世界事务的了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当然，这种智慧再多也抵挡不住他正在国内面临着的颠覆。
伊朗国王是个清秀的男子，相貌有点儿憔悴，后来我了解到这是将会使他丧命的癌症的早期征兆。他的举止没有一点迹象说明他认为他的时间正在流逝。当他外出视察他的军队时，他乘坐直升飞机。这也许是一种不样的预兆：我被告知这时鉴于袭击的威胁，他总是乘直升飞机，而不穿越街道。我还注意到在我去伊斯法罕参观古老的清真寺时，对我个人的安全保卫工作是特别严格的。
过后回想起来，我对伊朗的印象似乎具有某种绘画的品味，在这些绘画中法国的贵族阶层在大革命的前夕在人工搭制的田园风光中游戏玩耍。一年后，伊朗国王就会逃离该国，阿亚图拉·霍梅尼回来，伊斯兰共和国宣布成立，杀戮与恐怖活动遍地盛行。可是在这里我被邀请去观赏孔雀宝座上的辉煌灿烂的饰品以及王冠上壮观的宝石，去陶醉于金碧辉煌的琅塞波利斯废墟。
伊朗国王有可能得到挽救吗？如果美国人表现得更加坚强些，如果法国人坚持主张以阿亚图拉在伊朗不参加政治活动作为他在巴黎避难的条件，如果伊朗国王抚慰了尚属温和的穆斯林的意见，也许结果可能有所不同。事实上，伊朗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势力至今仍然没有受到抑制而构成对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之一。
第四节 亚洲与远东
1976年秋至1977年春之间，我在亚洲与远东访问了不少于8个国家。这使我进行了一系列接触并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当我任首相时对我都很有用。虽然不可避免的是，既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安排了这么多国家——其中有巴基斯坦、印度、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和中国——我也就只得到了一系列的政治快照，不得不通过更广泛的阅读和讨论来加以补充。
然而，当我后来回想我已获悉的情况时，在我看来有两个总的主题很突出。首先，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从各种角度来看，这一整个地区的国家对苏联权势和影响的扩张都变得更加警惕：这一点在1979年由于俄国入侵阿富汗而急剧加强。其次，中国、日本以及可能还有印度如何作出安排实现新的亚洲力量均势，这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要取得支配地位至少既受到自身造成的障碍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1976—1977年对于一个西方政治家新手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两年。因此，尽管英国报界批评我在国外花费时间大多，我对这些出访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于1976年9月5日星期日一大早抵达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第二天晚上布托总理设宴招待我。他属于最好的那类东道主，从不让他的左翼观点来妨碍一流的宴会和严肃的但有趣的谈话。戈登·里斯出席作陪，布托先生的儿女贝娜齐尔和她的几位朋友也参加了。布托总理和我都曾在牛津大学读书并都在林肯法律协会接受出席高等法庭律师的资格培训。
布托先生曾经是一位在艰难环境下保持中立的总理。以前的军政权在同印度的灾难性战争中丧失了孟加拉，此后他帮助巴基斯坦获得了某些尊严；巴基斯坦同它强大的邻国现在有着较好的关系。但是他未能认真解决国家根深蒂固的经济困难。像这个时期的许多其他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领导人那样，他力图用号召建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