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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上科莱德造船公司的态度来源于对更高水平失业的后果的恐惧。同时这也被看作是对左翼好斗分子的威胁的屈服，因此，也就成为了我们的一条新罪状。1970年12月份我们第一次讨论该公司的问题时，内阁作出了相当强硬的反应。大家同意政府不再对上科莱德造船公司集团继续给予支持，但还留了一条救生索：只要厂方同意关闭科莱德船坞，并将亚罗造船厂从科莱德集团分离出来，我们将继续提供信贷保证。亚罗造船厂是为皇家海军提供重要装备的工厂，它似乎还可以抢救过来。但是，到1971年6月，上科莱德集团因无力偿还债务而宣布进行清算。紧接着科莱德塞德的工人举行了抗议罢工。7月份，由好斗的车间代表领导的工会会员们占领了科莱德集团的4家造船厂。
1971年秋，内阁进行了进一步讨论，但政府沉溺于与工会谈判，相信工会能够影响好斗的车间代表。这些人是工人占领工厂的幕后策划者。内阁经济委员会同意，在清算人寻求解决办法期间，政府继续提供经费以使造船厂能够营业。但条件是工会要作出可靠的保证，对新工作条件进行严肃的谈判。我的一些同事强烈批评这种做法，他们有理由地保持着警惕，认为这种做法存在着危险，看起来像是在一文不值的担保面前做出了让步。但经费还是提供了，谈判还在进行着。
现在，公开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失业而不是造船业的前景问题。11月份，特德·希思在一次党的政治广播讲话中断言：“政府完全地、无条件地承诺发展经济并减少失业。”1972年1月20日，关键的100万人失业的大关突破了。2月24日我们在内阁中听说，经济委员会已经于头一天同意了提供3500万英镑经费以便使1个造船厂中的3个能够营业。约翰·戴维斯公开向我们承认，新组的公司集团很难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如果失业总水平比目前低一些，而经济恢复得更快一些的话，他不会提出上述办法。人们感觉到有一种不安情绪。有人指出，我们可以预料我们的支持者对该决定的反应将是激烈的。但是，内阁批准了它，而且在2月底，约翰宣布了这项决定。这是一个小的但值得记忆的不光彩片断。我与约克·布鲁斯了格丹进行了纯私人性的讨论，他对这个决定持尖刻的批评态度，把它看作是一个严重的、不可原谅的180度大转弯。我深深地感到困惑。
但是，这时我们都有其他伤脑筋的事情。在制定劳资关系法时，我们过于重视如何建立尽可能好的法律体制，而不够重视如何击退对我们的方案的攻击。在对待全国矿工工会对政府和国家构成的威胁时也有同样的心理状态。当然我们知道，矿工和电力。工人在工资谈判中手中持有一张几乎不可击败的牌，因为他们可以切断对工业和民众的供电。1970年12月电力工人的劳工行动发生后，建立了以威尔伯福斯勋爵为领导的调查法庭。该法庭建议第二年2月大幅度提高电力工人的工资，从而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然而，在矿工工会内部有一个人数很多的好斗的派别，他们对搞垮保守党政府的兴趣至少与显示工人的力量以提高矿工收入的兴趣一样大，1970年10月，矿工工会举行了罢工投票，以微弱多数拒绝了国家煤炭局提出的解决办法。由于害怕发生非正式行动，内阁授权国家煤炭局提出在19——71年中期付一笔生产率奖金。全国矿工工会又拒绝了，这以后国家煤炭局主席德里克·艾兹拉没有与各大臣商议就提出立即付奖金，并不附带提高生产率的条件。内阁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也许约翰·戴维斯和其他大臣们在继续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我也一无所知。而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表明，即使继续关注着事态发展，也没有向前看的思想。
到了1971年12月上旬，矿工的工资问题才出现在内阁中，而且似乎是相当偶然的。全国矿工工会于1971年初举行的年会大大修订了举行正式罢工的规则。修订后举行罢工只要求55％的多数赞成票，而不是过去的2／3多数票。人们认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全国矿工工会的投票已经达到了59％的多数赞成票。然而，似乎没有人大为此忧虑。我们都很放心，煤的储存量无论如何是很高的。
这种自满情绪是没有根据的。在圣诞节前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罗伯特·卡尔向我们证实，全国矿工工会实际上正在号召于1972年1月9日开始举行一次全国性罢工。在煤气和电力部门也有更多关于工资的麻烦。而且我们只需向外看一眼，就会知道，冬天快要到了，这一切意味着电的消耗。但是内阁并没有进行真正的讨论，我们全都回家过圣诞节了。
圣诞节期间有人认为罢工可能不是全体一致的，而是只集中在好斗的地区。但罢工开始两天以后就很清楚了。这一行动是全体参加的。然后内阁就讨论是否我们应当使用劳资关系法中的“冷却”条款。但是据说很难满足使用这一条款的法律标准要求——“冷却”命令只能在存在着有可能促进解决问题的严肃前景时才由法庭授权发布。而在当时情况下是否存在这种前景是令人怀疑的。使用劳资关系法中投票条款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没有特别的原因使人认为，强迫全国矿工工会进行投票会导致除继续罢工以外的其他结果，也许还会导致工会的态度更加强硬。这令人不悦地表明了劳资关系法给我们配备的主要武器的脆弱性。再者，该法的重要部分还没有生效，而且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公众同情矿工。
如今，由政府直接干预以便设法结束纠纷的压力增大了。回头来看，把19——72年的形势与可能发生的1981年矿工罢工以及1984—1985年间一年之久的罢工相比，不可思议的是，我们怎么没有注意到事态的“持久性”——即在有限的或没有煤的供应的情况下，我们能够使电站或经济运行多长时间——而且内阁怎么那么容易地相信煤的储量很大从而被蒙骗呢，为什么不考虑这些储备煤是否放在可以使用的地点。也就是说，是不是实际上放在发电站。大规模纠察队将有效地阻止石油和煤进入发电站，内阁根本就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相反，我们作出的反应却是讨论由罗怕特·卡尔进行调解和使用‘紧急权力’的前景，使用这一权力能使我们采取减少电力供应的办法来使发电站的储备煤多用几周。我们对于“使公众舆论倒向我们一边”的问题进行了很多无用的讨论。但是，为了结束罢工，公众舆论能作什么？这是我从希思年代学到的另一件事——而且无论如何，总的来说，公众舆论没有站在我们这边。希思时期宣布过不少于5次紧急状态。我从这一时期学到的另一个教训是，“紧急权力”这个词所包含的全部紧急涵义及有关决定，都不能企望用它来改变一次劳资纠纷的基本现实。
形势逐渐恶化了。2月10日星期四上午当我们全都在内阁时，危机出现了。头二天已经宣布了紧急状态。当时罗伯特·卡尔直接与国家煤炭局和全国矿工工会打交道以便寻找一条出路。约翰·戴维斯宣布了一条爆炸性新闻，他告诉我们说，如今工人纠察队已把守住大部分剩下的储备煤使之不能运出，现有的煤甚至都不够供应到下周末。此后，电的产量将下降至正常供应量的25％。电力的大幅度紧缩是不可避免的，大部分工业将停产。总检察长报告说，劳资关系法中有关对付次级纠察行动、抵制供应以及引诱其他工人采取行动从而使商业合同无法履行的条款，到2月28日才生效。他认为此次罢工期间的大部分工人纠察队的活动是合法的。根据刑法进行了几次逮捕，但是，正如他所说的，“工人纠察队的活动使得警察非常需要做出困难和富有敏感性的决定”。
这是一种含蓄的说法。约克郡矿工的左翼领袖阿瑟·斯卡吉尔已经着手在他的积极分子中树立他的好斗的名声，1984—1985年期间，我所面临的出于政治动机的矿工罢工就是他组织的。在内阁开会期间，内政大臣雷吉·莫德林收到了一个信息念给大家听。伯明翰警察局长要求西米德兰煤气局把苏特莱焦炭仓库关闭，因为运输车无法进入，5百名警察面对的是7千名纠察队员。
明白他说，这是暴力的胜利，对左翼来说具有传奇式的意义。对许多政治家的评论员来说，它证明谁也不能指望抗拒矿工。警察的自信心丧失无余。从这时起许多高级警官更重视维持“秩序”而不是维护法律。实际上，这意味着不能维护个人反对暴民统治的权利——虽然公平他说，警察缺乏采取必要行动的装备和胆量。对我来说，在苏特莱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不亚于其对左派的重要性。我懂得，正如他们的所做所为，争取使工会遵守法治的斗争不是在下议院的辩论厅里进行，甚至也不是地方法院决定的事，而是在矿井和工厂内外，在那里胁迫和恫吓被允许横行无阻。
现在特德鸣金撤退。他任命了一个以无人不知的威尔伯福斯勋爵为首的调查法庭。如今，权力危机已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于我们只能坐在内阁辩论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来等待全国矿11会通过其会员投票来结束罢工。组织一次投票可能需要一个多星期。因此，当威尔伯福斯提出大量提高工资时，没有人再想磨嘴皮子了。他提出的增资幅度大大超过了已生效的“不超过1％”的自愿工资约束政策所允许的水平。
但是，当全国矿工工会执委会的好斗的多数执委拒绝了调查法庭的建议，要求更多的钱和一大堆杂六杂八的其他条件时，我们惊呆了。用矿工工会主席乔·高姆莱的话说，他们提出的要求名单是很长的。
特德于2月18日星期五晚上把我们召集起来，商议决定怎么办。简而言之，必须快点结束这场争议。如果我们还需要再走一英里，那就把它走完吧！那天夜里晚些时候，特德把全国矿工工会和国家煤炭局的代表召集到唐宁街10号，说服工会放弃要更多的钱的要求，同时对其他要求作出让步，全国矿工工会执委会接受了，而且在仅仅一个星期之后矿工投票也接受了。这一纠纷过去了。但它对政府和实际上对整个英国政治的破坏作用继续存在。
这件事的直接影响是使思想正统的人们确信， 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中， 除了“总体主义”之外没有别的替代办法。2月20日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社论明确指出：
在威尔伯福斯的解决办法出台后，如果政府想从它的工资政策的废墟上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它只有一条路可走，它必须与英国工业联合会和英国职工大会进行正式的严肃的谈判，以便确定一条走向有序的收入政策的道路。这要求与工业有关的各方面，但首先是政府本身清除老的灵丹妙药。这不是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