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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教育部如今还要向财政部上缴从高等教育方面缩减下来的节约款一亿多英镑，而同时内阁却把大笔大笔的钱花在工业补贴上。
我无法与当时的财政部首席大臣莫里斯·麦克米伦取得一致意见。于是我向内阁提出申诉——每个内阁大臣都有这样做的权利。可是使我恼火的是，我了解到首相府决定不允许我正式提出文件。我给特德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指出我在宣布1973——1974年度建设小学计划预算方面受到的压力。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你经常敦促我改进我部工作，可是目前基本建设方面正在妨碍我去改进工作。我迫切需要拿到一个令人满意的1973——1974年度建设小学计划预算额度。第三、第四、第五年的预算可由政府开支调查委员会开会考虑，但我希望届时能与他们取得一致意见。”
这封信可能过于简单，但写得太长你会有意见。你从巴黎回来后我能否见你？
他同意我于1971年6月提出我的预算计划——我控制了局面。在这个月稍晚一些时候，内阁几乎满足了我的建设小学计划所需要的一切。这正好赶上在伊斯特本举行的教育委员会联合会年会上进行宣布；报纸用了这样的标题：“改善破旧小学校的创记录计划”。
我一到教育和科学部上班，这就是我唯一优先考虑的工作。由于这一考虑，正如我刚才说的，我不得不作出（至少是不得不接受）关于削减教育开支的决定，这项决定使日子变得异常困难。当时有些学校教室漏雨，设备简陋，厕所设在屋外。我认为，70年代不应该再存在这种现象。而且，既然入学儿童“膨胀”的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入学高峰是1973年），现在财政上还有些富余，可以用来改善仍在使用的破旧小学的状况。
然而，我参观伦敦南部一所新建学校后，事实向我生动地表明，除砖瓦和灰浆外，教育在其它方面也须作很大改进。带我参观的老师显然是没有受过正规业务训练的新手。一位老师告诉我，这所学校里的孩子看到他们的朋友不得不去附近一所旧学校上学，感到非常沮丧。大部分孩子显然是事先教好的，都异口同声表示同意这个说法。因此，当有个孩子站起来发表不同意见时，使在场的老师非常难堪。那个孩子说：“哦，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来这里以前，我念书的那所学校比这里旧而且小，但比这里舒适，同学之间更友好，知道别人怎样看待我们。”随着时间的逝去，我也愈来愈强烈地认识到了小规模学校的重要性。以后几年，我还开始考虑，我们大家过去过于注重于“投入”（新的校舍，昂贵的设备，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教师），而忽视了“产出”（教育质量，教学效果和行为标准）。
对教育体制——以及靠它存在的教育机构——中的弊病，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但说来奇怪，这种看法主要不是靠阅读发人深思的分析，不是靠与目光敏锐的批评家的辩论，而是通过（几乎是偶然地）实际接触学校里发生的真实情况。
以初等教育为例。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说法：这最初几年的学校教育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但是究竟应该给这些孩子教些什么？怎样教法？前保守党教育大臣爱德华·博伊尔委托撰写的普劳德报告，几乎人人都认为是最有权威的专家意见。它强烈主张小组教学，甚至是一对一授课，不主张以班级为单位讲课。我来到教育和科学部时，对这个问题没有成熟的见解。当时对报告争议颇多。但我现在怀疑这个报告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小学引入了歧途。另外，参观一些小学以后，我的疑问开始出现。我发现，事实上个别孩子常常不参加小组活动，更没有参加全班教学，基本上是让他们玩自己的东西（不一定是很有用的东西）。我看到在一间开敞式平面布置的大教室里）分成几个小组的孩子们吵吵嚷嚷，毫无秩序，比较胆小的孩子不知道该干什么，甚至受到其他孩子威胁。我回部后告诉部内的建筑设计部门不要再鼓励此类开敞式教室。
我一开始就反对在中等阶级和专家中间流行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儿童的最佳学习方式是通过自我发现学到东西。这种信念抛弃了我们这一代的那种学习方式，认为那只是“死记硬背”。事实上，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教学方式都包括传授知识、训练记忆力、运用所学知识以及做到这些所需的自我约束能力。在空谈理论的狂热中，忘记了这些真理。
第五节 学生王子
这时在大学学生会经费问题上出现了新的激动情绪，因此不管对我维护建设小学计划的赞扬是否合理，这个问题很快淡化消失了。与学校供应牛奶问题上的争论不同，学生会经费问题主要是左派运动中的强硬派组织的一次运动，因此政治上的危险性较小。但是它极为猖狂，它的矛头不仅是针对我的。我的女儿，正在伦敦大学学院念法律的卡罗尔，也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使我感到庆幸的是，她当时住在家里。
在欧洲和美国，这都是“学生革命”的高涨时期。现在回过头来看，作为这场运动特点的幼稚马克思主义和自私自利要求竟然得到如此多的关注，实在是异乎寻常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60年代崇拜青年思潮的发展，那时青年人被认为是透彻理解人类状况的源泉，于是很多学生希望大家尊重他们的意见。
然而，当时的学生抗议运动根本不是社会进步的先导，它只是一个即将消失的世界现象。大学在60年代增加太快，许多大学的水准下降，传统特点消失。而且，这种现象正好发生在市场原则退却的时候，几乎普遍设想人人都有权得到一份工作，国家也有能力让每个人就业。因此，这些没有根基的年轻人既缺乏他们50年代前辈具有的权威，又不具备80年代学生找到一份好工作所需的纪律性。
左派运动设法控制了许多学生会，因此也把持了拨给学生会的公款，他们用这些钱开展破坏活动。这种做法激怒了普通纳税人，甚至激怒了许多只希望好好学习的学生。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第一，学生会的经费；第二，学生会的活动。关于第一方面的问题，学生会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地方教育当局依法必须提供的会员费。学生会会员通常是强制性的；会费是直接拨给学生会的。关于学生会的活动，有些学生会利用这种方便条件，常常不顾学生会章程和会员的意愿，把收入用于派性目的。
1971年7月，我向内阁的内政和社会事务委员会提出改革建议。我本来考虑设立一名学生会登记员，但这样做需要通过立法程序，于是我仅仅提出了比较温和的建议。今后，学生会会费不再包括在应付给大学的经费之内；稍稍提高学生助学金，使学生能按自愿原则参加某些俱乐部或社团；学生会所需设施由各学校负责提供；学生会的设施向所有学生开放，不管他们是否是学生会会员。这些改革除了能解决公款的使用问题外，还将消灭学生会的“封闭式工厂”性质，这种性质原则上是非常令人讨厌的。内政和社会事务委员会不准备立即支持我的建议，但是我又重新提出那些论点，而且充分认识到可能会引起很大争论，结果取得委员会同意。
比尔·冯·斯特劳本齐是直接负责磋商这些建议的国务部长，可是学生很快把我当作最仇恨的攻击对象。我不论到哪里都受到一群群学生的围攻。11月初我在利兹大学参加一所新建筑奠基仪式时，大约有500名学生企图用大声呐喊把我压倒。这个月晚些时候，我在伦敦伊丽莎白女玉大厅发布南岸工业大学命名文件时，遭到2000名大声叫喊的学生阻挠，当地不得不出动十几名骑警保护我的汽车。12月，抗议学生利用放假组织了一次全国性抗议日，各大学焚烧了我的模拟像。
这时候，许多大学的校长和学校当局对学生的抗议采取默许态度。爱德华·博伊尔甚至在利兹大学学生群众大会上宣布他反对我的建议。既然这些建议只是提出来供磋商的（虽然发生的情况显然不能用“磋商”二字来描述），完全有可能让学生的情绪冷却下来并推迟采取行动。我就是这样做的。主要问题是，如果大学当局自己不准备维护大学的价值并行使其权威，改革计划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当时一部分学生在神经紧张的学校当局的纵容支持下，开始剥夺他人的言论自由。大学里不容异说的状况70年代初达到了最为狂暴的程度。可是，同样的审查制度今天依然存在，只是不如过去明显而且更加制度化罢了。
第六节 尝试，再尝试
1971年，对政府和对我个人都是艰难的一年。不断加剧的压力愈积愈多，越来越难以忍受。正如我下面将描述的，到1972年初，政府终于丧失了信心。我虽然受到的压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信心却始终保持不变。
可是，有些时事评论员怀着欣赏和遗憾的复杂心情，认为我已经完蛋了。我在兰伯赫斯特过完圣诞节回来上班时，读到报上正在对我的命运前途进行公开讨论。有张报纸称我是“没有人喜欢的夫人”。另一张报纸发表一篇貌似体贴他人的文章，题为《为什么撒切尔夫人如此不受欢迎》。但是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推到一边，专心处理工作。
事实上，不久，对我个人的攻击浪潮开始转向（对政府的还没有）。大概反对“抢夺牛奶”运动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1972年，更严重得多的问题——矿工罢工以及政府实行政策大转变所带来的各种因素——开始向我们袭来。这些问题使反对我个人的运动相形见继。当然，我显然是不会——至少不会心甘情愿地——屈服或退却的。但是我欠特德·希思一份情。
特德要我和我的一些官员1月12日（星期三）到契克斯别墅去开会，对教育问题进行一般性讨论。我随身携带一份总结和瞻望教育情况的备忘录。尽管还有许多困难，但选举前的承诺只剩下一项尚未实施：即扩大幼儿教育。完成一些重大项目需要花许多钱。使我们的支持者感到失望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是中等教育组织结构问题。这里存在的问题是——用我表述的原话来说——“我们本党的许多地方委员会正在顺时势随大流。问题是，在保卫现有文法学校与允许地方教育当局自作决定之间保持什么样的平衡？”我们在契克斯别墅讨论了上述问题以及诸如学校供应牛奶和学生会等其它令人恼火的问题。特德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他很关心幼儿教育；他一直要求对学生会采取行动；他还非常合理地询问，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教育方面的理由来证明我们选择学生政策的正确性，而不只是讨论地方当局的自主权。
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特德邀请我和我的官员同他一起讨论教育问题，这件事至少和讨论本身一样重要，它意味着在可以预见到的一段时间内他并无让我离开教育部的打算。对于当时面临各种问题的我来说，这是对我的权威的有力支持。几天后，特德又在下院列举我取得的各项成就。他为什么要给我如此强有力的支持？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需要在他的内阁中有二位妇女，而当时找不到可靠的替代人选。但我认为这也体现了特德最令人钦佩的品格。他知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