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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同搐克纳扮演社会人士这一角色时发表的演说和文章十分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期待变化、期待“政治家实现他们的满嘴自由、人权等口号。”随着“黑人需要和渴求”公义的问题日益尖锐化，福克纳开始采取更加公开的姿态。
“大概就在这时，”他的弟弟约翰与道，“比尔开始大谈大写取消种族隔离，我们家其余的人都下赞成。”家人们写信、发表声明，同他的意见划清界线。邻居们恫吓报复，骂他是“眼泪鼻涕一大把的威利·福克纳”，骂他是“黑人的情人”，骚扰他，向他挑战。“比尔一开始谈论取消种族隔离，就半夜三更收到匿名电话，阴声怪气地咒诅他。邮件中充满了诬蔑的匿名信。我们也不同意比尔的观点，所以都说‘活该！他早该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矛盾有时反使福克纳感到有趣和高兴。
他的事业是正义的，他的靶子容易打，他的反击是风趣的。
但是他常常心烦意乱，因为他可能被迫迁离本州，因为周围的“愚蠢、野蛮、不人道”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灾难。
“在密西西比州的不幸和麻烦”日益严重之际，福克纳接受国务院的任务，周游世界。1955 年7 月29 日离牛津去东京，在日本停留3 周。旅途中睡眠少喝酒多，每到一地被人群围住，手持纸笔提问。有时他开玩笑自称是“老头子当六年级小学生”，有时觉得被动。心情舒畅而自在时，喜欢发表意见谈信仰，有时几乎指手划脚。一旦觉得人们指望他是个咬文嚼字、学识渊博的英明才子，他便畏缩地喝起酒来，需要别人帮助才得免于崩溃。这一次帮助他的是一个医生莱翁·皮肯，他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官员。
在皮肯的帮助下，福克纳以极大努力从崩溃边缘走进作为特使的最佳表演。皮肯发现，不让福克纳有大量饮酒的时间、让他同学生见面多于同教授见面、听众座上多一些美丽的姑娘时，他干得不错。有经心安排的日程和听众时，他侃侃而谈读书、战争和种族、打猎和种田，虽然他一本正经，回答古板，但是沉着而反应敏捷。
日本人觉得他的神态近乎东方人的气息，很喜欢他。
8 月下旬飞往马尼拉进行公事访问，同时探望维多利亚、比尔和维基·菲尔登。
然后去罗马，和珍·斯坦见面。他打算放松几天，再进行国务院安排的下一轮活动。
抵罗马后不久，一个14 岁男孩埃默特·蒂尔遭杀害并剁成几块的消息传到欧洲，福克纳在一则短短的新闻报道中称，两个密西西比人杀戮“一个穷苦的黑人小孩”，只能说明他们的恐惧。如果说在美国，“我们这没落的文化已到了非杀害儿童不可的地步，不论那儿童是什么肤色，我们不配继续活下去，也许也活不下去。”发表声明、结束欧洲之行后，他又与珍·斯坦在巴黎会面，然后前往英国和冰岛，那次官方旅行的最后两站。10月中到纽约，终于摆脱了烦躁不安的心情。在纽约小住几天后，计划“回密西西比重新投入工作”。地许他还有创作的需要，还有东西去充实他那“想象中的乡郡”。
听说84 岁老母患脑溢血，他兼程回家。到后发现母亲已在康复，妻子加入了“隐姓埋名戒酒者协会”。埃斯特尔虽然多年来身体时好时坏，却一直豪饮。如今在吉尔的帮助下，决心重新做人。福克纳希望自己也能重新做人，决心提笔写那搁置已久的《村子》的续篇。但是，他需要先出门两次，一次去华盛顿和纽约正式汇报，一次去新奥尔良和帕斯卡古拉怀旧。这些年来，他同海伦和埃斯特尔、梅塔和琼都在老城区的小街和帕斯卡古拉的海滩散过步：他要同珍·斯坦也去那里走走。
12 月回牛津后，重新与赵斯诺普斯家的故事。起先，文思来得很慢，有时根本不来。他年轻写诗时，每当想写有新意的东西时，耳边只听见祖先前辈的声音，使他步子跨不出去。如今缠住他的不是祖先前辈，而是年轻时的自己的影子，他觉得自己做不出以前的成绩来。他给予加文·斯蒂文斯的感觉——独自屹立于一生成绩的总和之上，顶着闪烁灿烂的珠片，这才是他的想象所需要的感受。但是，如今他只感到厌倦和恐惧，感不到力量和威严。
不久，他开始认为自己准是“油干灯尽，再也点不亮了。”《小镇》和《寓言》一样篇幅浩大，反映他需要写巨著，书的基调反映他需要说教、追求深度。1 月中写信给珍说：“你对斯诺普斯的新材料的反应，使我感觉良好。”后来，写作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写给珍的信有汇报进度，也有怀疑自己能否再“怀着一团火、一般劲、满腔激情地”创作，但是只要珍信任他，他决定坚持下去，特别愿意相信她是对的，自己是错的。
尽管有事穿插打断，他坚持写下去。1 月下旬，写作之顺利使自已大吃一惊。
2 月和3 月，卷入种族矛盾，写作几乎停顿。在《致北方的一封信》《论恐惧》和《南方在分娩中》等文章中，他表示一种力求改革而不要导致暴力的立场，可惜他的努力两面不讨好。杜波伊斯（7） 要同他公开辩论，另一派人愤怒地问他敢“来密西西比三角洲较量一番不”？既为自己生活的土地而苦恼，又对自己的创作能力没有把握，他陷入狂饮，疯狂地骑马，喝酒使他感觉“更大、更聪明、更高”，最后登上最高的巅峰：骑马使他感觉更加强大，桀骛不驯的大马，像他称之为“腾匹”
的那一匹，给予他所需要的挑战，给他以“感情天性所需要的玄奥莫测的东西”—
—“追求生理优势和克敌制胜的欲望”。
晚冬初春时分，福克纳在这项更大的创作挑战面前，进展不大，但继续在写，先在牛津，后在夏洛茨维尔，吉尔在夏洛茨维尔生下第一个孩子，后来又去纽约，珍在纽约《巴黎评论》季刊工作。随后回牛律。暮春和整个夏天，在牛津住的时候较多，工作也更集中。7 月，犹豫和傍徨的心情消退。8 月下旬完成初稿时，自觉这部新作又悲哀又好笑。
《小镇》把福克纳带回到20 年代末写的《亚伯拉罕神父》，带回到《院中骡子》（1934）一类的作品、带回到1938 年给罗伯特·哈斯的信中开列提纲的那一部作品。《寓言》花很长时间写成，《小镇》则花很长时间酝酿，有些段落反复推敲、谈论了30 年，他不愿意承认此书反映自己“厌倦”了那一个虚构的王国，但承认也许是“搁得太久”而显得“有些陈旧”。
事实上，《小镇》反映了读者感受到的、福克纳在采访时谨慎地、在书信中较公开地承认的一个现象：兜了一圈回过身来写它时，不仅年纪老了，人也累了。《小镇》中最动人的一段是尤拉·瓦纳·斯诺普斯在38 岁时自杀。
尤拉在《小镇》中和《村子》中一样，宛如性欲的化身；不过在《小镇》中不再像头野牛，显得庄重些。她变成一个悲剧性人物。她的自杀一半是为了挽救女儿的名声，但也是因为在她那贫乏而贪婪的天地中没有一个值得爱、值得为之而活的人。拉克利夫说：“她活得腻烦了。她爱过，大有爱和被爱的涵容。她试过两次，两次都没能找到一个有强壮体魄可以承受她的爱、赢得和配得上她的爱、甚至有足够勇气接受她的爱的人。”可是，和尤拉的新生一样，作品显得不平衡。一半原因是厌倦，一半原因是构思斯诺普斯传奇的人和写作《小镇》的人之间脱节。我们在《寓言》中感到的紧张是意图和天才之间的矛盾，最明显不过地反映了福克纳违背自己的天赋而写作的后果。其基本思想和意图却是一致的，从构思到完成都是抽象的、说教的。《小镇》则相反，天才和基本思想是一致的，是最初构思时的主要内涵之一。除了精力衰退这一个原因外，它还坏在意图分裂——写作时的意图不同于构思时的意囹。如果说《寓言》说明福克纳力求成为另一种类型的作家没有完全成功，《小镇》则说明这一变化实在巨大。
虽然《村子》中的充沛的精力和明快的笔调有时也出现在《小镇》中，那也只是在早先写的几段中，如《院中骡子》，或者在早先采用过的素材中，如拉克利夫苦着脸坚决反对弗莱姆向萨托里斯银行总裁一职进军，他在加文·斯蒂文斯和查尔斯·马利森的协助下，继续不断地阻挠弗莱姆。但是《小镇》中只有两个女人——
尤拉和她的女儿林达，——福克纳自称特别为之骄傲。他仍对弗莱姆和斯蒂文斯感兴趣，对拉克利夫有感情，但是尤拉找不到爱、找不到归宿，使他感动最深。尤拉虽然没有凯蒂的求生意志，但是有凯蒂的爱的涵容；她是因为找不到所需要的东西，绝望心碎而死。林达也在好几点上颇有意思，包括她同其他人物的相似：她的出身不明，令人想起昆丁小姐；其他方面像琼·威廉斯；她的导师加文·斯蒂文斯则像菲尔·斯通和威廉·福克纳。斯蒂文斯和菲尔·斯通一样是高高身材、能说会道的律师，但是是个失败的教师。他要照顾自己的名誉和林达的名誉，他知道自己受托监护的林达年纪很轻，因此努力把自已对林达的感情加以疏导，纳入正道，犹如福克纳一度把自己看成琼的父亲兼导师。他要指导她阅读，塑造她的思想和命运。他感到拘束，因而认为林达也感觉压抑；不久，他便不止是养育女儿的父亲、教导学生的老师，更是一位骑士，还要做她的情人。作为骑士，他要解救那囚禁于礼教之中的少女；作为情人，他不仅要解救她、塑造她，更渴望占有她。
在尤拉身上，我们看到逐渐浸润福克纳生活的黑暗；福克纳日益感到自己永远得不到同他承受奇迹的能量相匹配的爱。在林达身上，我们看到生活不如意的戏剧性：福克纳早就把对家乡和家人的不满意提高到包容、旁观的地步。这种心情继续表现在《小镇》中，最后被归纳为一些司空见惯的简单化公式。结果，《小镇》不仅是约克那帕塔法的回归，也是约克那帕塔法的修订。它缺少福克纳的想象力一直需要的、藉以充电的复杂化。小说家福克纳一直在分裂上做文章，他需要能上能下，有进有出，从卷入到超脱，从沉溺到遁逸，思想上需要互为依存的对立面（约克那帕塔法和拉斐特，杰弗逊和牛津，想象中的国度和实有的地方），由此可见他对矛盾对立面的依赖，他作为人的需要和作为艺术家的需要便是在这一相互依存的关系中会合而调整。他一生中很早便开始寻找一个框架，以容纳和揭示他心中体验的紊乱意识和难以解释的平衡。作为小说家，他学会试用不同框架，以致我们在他的传世杰作中分不清哪里是写作技巧的开始，哪里是结束。在《村子》——《小镇》的最明显的前驱——中，福克纳在想象中驾驭意味着根本动荡的经济、社会和人口变化，对自己驾驭剧变的能力大有信心，因此没有必要加以简单化或压缩。在《小镇》中则相反，对立面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