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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还是新的民兵条例拯救了他。他像个长期陷入泥潭、处于黑暗的人。他仿佛不仅看不见前面的路，而且知道没有任何道路可走。然后，突然柳暗花明，他的生活有了明确目标。那些虚掷的年华，在学校里被视为笨蛋，在家里被看作懒惰、愚顽和庸碌之人，这一切统统都成了往事，忘得干干净净。现在他看见自己的生命展现在面前，毫不复杂，无可回避，像一条空荡荡的一眼便可望穿的长廊，完全不用再费心思或另做决定，他主动挑起的重担跟他的铜肩章一样，光亮轻巧而又闪耀出尚武精神：对于勇往直前和绝对服从的精神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坚信白种人优于其他任何种族，坚信美国人优于其他任何白种人，美国的军装比任何人的军装都高等，坚信他只需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换取这种信念，这种特殊的荣幸。每逢有军事意义的国家节日，他总要穿上他的上尉制服来到城里闹市区。人们见到他身上佩戴着闪烁发光的射击手徽章（他是个神枪手）和徽条，昂首挺胸，严肃持重。他走在市民中间，那神气既像个好斗的武士，又像个骄傲矜持的小孩，遇见他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他与老兵殴斗的情景。
他不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但这是他父母的问题而不是他自己的过错。可是星期六下午克里斯默斯还没有从摩兹镇给带回来以前，他已经会见了该协会在本地机构的指挥官。他的想法，他的讲话，简单明了，直截了当。“咱们得维护治安，”他说，“咱们得让法律得到实施。法律即国家。任何市民均无权宣判一个人死刑。而我们作为杰弗生镇的战士，有责任保障它的实施。”
“你咋知道有人不打算执行法律呢？”指挥官问，“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说法？”
“不知道。我没听说。”他没撒谎。他似乎认为市民说没说什么无关紧要，用不着撒谎。“问题不在这儿。重要的是咱们作为军人，穿过军装，得首先表明自己的立场，及时向人们表明这个国家的政府在这类问题上的立场，他们甚至没有任何谈论的必要。”他的计划非常简单，即把地方退伍军人编成一个排，由他根据他的现役职务代行指挥职权。“要是他们不赞成我指挥，那也没关系。我乐意作副手，要是他们同意的话。我当一个中士或者下士也行。”他这话是真心诚意的。他要求的不是虚荣，他十分诚恳。他那诚恳劲儿，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使得指挥官只好放弃他本来打算断然拒绝的初衷。
“我仍然觉得没有这种必要。倘若确有必要，我们也只能以市民身份行事。我不能像你说的那样滥用地方退伍军人协会的牌子。说到底，咱们不再是军人了。即使再有可能，我恐怕也不一定愿干。”
格雷姆瞧着他，并不愤怒，只是视他如虫豸。“然而您曾经穿过军装，”他耐心地说，“我想您不至于运用您的权威不准许我同他们谈谈，对不对？以个人名义进行交谈？”
“当然，我没有任何权利那样做。但请你注意，只能以个人的名义。你绝不可使用我的名义。”
格雷姆当即顶了他一句，自我辩护地说：“我才不做这种事呢。”说完便离开了。那是星期六下午四点钟左右。当天下午的剩余时间里，他跑了一圈协会会员们工作的商店和办公室。到黄昏时刻，他有了足足可以编成一个排的人员，个个都被怂恿得同他一样上劲。他努力不懈，颇有节制却坚强有力；他像个预言家似的，令人无法抗拒。然而，所有应召者都与指挥官一样坚持这点：绝不能正式打出协会的旗号——这样一来，无意之间他却实现了初衷：现在他成了首领。晚饭前他把大伙儿都召集了起来，分成班组，指定了军官和办事员；年轻一些的成员，没有去过法国作战的人，这下激动起来了。他态度严峻、措词简洁地对他们讲话：“……治安……公正的程序……让杰弗生镇的人明白，咱们曾穿过美利坚合众国的军装……而且还有一桩事。”这时他变得亲切熟悉，像个叫得出部下名字的团长。“我把这交给你们大伙儿决定。我将听从你们的意见。我认为在这事解决之前咱们最好穿上军装。这样人们才明白，山姆大叔并不仅仅是精神尚在而已。”
“但山姆大叔并不出面，”有人马上插话，他的态度与指挥官的如出一辙。顺便提一句，地方退伍军人协会的指挥官没有到场。“这并不是政府遇到的麻烦。肯尼迪不会喜欢这样做的。这麻烦是杰弗生镇的，不是华盛顿政府的。”
“那就叫他喜欢，”格雷姆说，“你们退伍军人协会是干什么的，如果不去维护美国和美国公民利益的话？”
“不行，”另一人说，“我看咱们最好别把这事闹大了。不用大张旗鼓咱们照样能达到目的。那样更好些。对不对，弟兄们？”
“好吧，”格雷姆说，“我照你们说的办。可是每个人都需要准备一把手枪。一个钟头以后，咱们再到这儿来检查一下武器装备。每个人都得来这儿报到。”
“肯尼迪会对带手枪这事说什么呢？”一个人问。
“我来对付，”格雷姆说，“一小时后准时到这儿报到，带上随身武器。”他把大家解散了，然后越过静寂的广场朝警长的办公室走去。人们告诉他，警长在家里。“在家里？”他重复了一句，“这个时候？他在家里干什么？”
“吃饭呗，我想。像他那样大的个子，一天得吃几餐饭的。”
“在家里，”格雷姆重复道。他没有冒火，还是那副冷峻超然的神情，他刚才同指挥官打交道时就是这副神色。“吃饭，”他说。他往外走，走得很快。他又一次穿过空荡荡的广场，在这片安静土地上的这个安静城镇，当人们悠闲地围桌晚餐时，广场上总是清静无人。他到了警长的家。警长立即说“不行”。
“十多二十个乡亲在广场周围转悠，屁股兜里揣着手枪？不不。那不行。我不允许那样做。那可不行。这事你们让我来处理。”
格雷姆又注视了警长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又是步子匆匆的。“好吧，”他说，“如果你想要那么办，我不加干涉，可你也别管我。”这话听来并不像是威胁，说得平平淡淡，没有更改余地，也不带一点儿火气。他继续往前走，走得挺快。警长瞧着他，然后叫了他一声。格雷姆转过身来。
“你自己的手枪也留在家里，”警长说，“听见了吗！”格雷姆没吭气，径自往前走。警长皱起眉头，直瞧到他的身影消失。
当天晚餐后警长回到市中心，他多年来不曾这么做过——除非在紧急的无可奈何的事态下他才在晚饭后回到闹市区。他发现格雷姆手下的人在监狱外面布置了一条纠察线，又在法院门口设了条纠察线，第三条在广场和邻近广场的街道上执行巡逻。他们告诉警长，另有一些后备人员在格雷姆受雇的棉花厂的办公室待命，那儿成了文书室，指挥部。警长在街上碰见格雷姆，他正忙着往各处视察。“小伙子，过来，”警长说。格雷姆站住了。但他并不走过去，警长反而走向他。警长用肥胖的手指拍了拍格雷姆的屁股，说道：“我叫你把这家伙留在家里。”格雷姆不吭气，正眼看着警长。警长叹了口气说：“嗯，要是你听不进去。我想只好另外委派你做特别副官。但是你可不能露出枪来，除非我叫你那样做。听见了吗？”
“当然，”格雷姆说，“要是我没发现有任何必要，你自然也不会叫我掏枪的。”
“我是说，除非我叫你掏时你才能掏。”
“当然，”格雷姆说，平静耐心，立即满口答应，“这是咱俩说好的。别担心。我会去那儿的。”
随着夜幕的降临，城镇逐渐变得安静；电影院的人走空了，杂货店一个又一个关了门，格雷姆的一排人也开始散去。他不反对，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他们变得有点儿胆怯拘谨，处于守势。这样，他不知不觉地又打出了一张漂亮的牌。正因为他们感到怯懦不安，在他冷峻的目光面前问心有愧，他们第二天又会露面，哪怕只是为了在他面前亮个相。也有几个人留下未走。但这毕竟是星期六晚上。两人从不知什么地方搬来几把椅子，于是他们玩起扑克牌来。牌一打就是个通宵，虽然格雷姆不时派一个班在广场上巡逻（他自己没参加玩牌，也不准许他的第二号指挥官，队伍中惟一具有相当于这军职的人参与）。这时担任夜间巡逻执勤的人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不过他也没有参加玩牌。
星期日挺平静。扑克牌整天都在静静地玩着，只是在周期性的轮班换哨时才中断。与此同时，教堂敲起悠扬的钟声，教徒们穿着夏日的鲜艳服装，彬彬有礼地聚在一起。广场附近早有传闻，大陪审团将于次日开会。不知什么缘故，一提起陪审团几个字就令人产生神秘、既成定局、无法更改的感觉，使你想起那隐蔽的、警觉的、全能的目光在注意人们的一举一动，这使格雷姆一伙人更坚信自己的假想。人往往会很快糊里糊涂地、难以意料地发生变化。杰弗生镇的人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突然对格雷姆刮目相看了；也许还带着一点儿敬畏和一定的信赖，好像他对本镇和这种场合的预见、热忱和自豪感，比他们自己的反应更灵敏，更真切。他手下的人当然对此心领神会；他们整夜不眠，经历了紧张劳累，放弃了假日，甘愿做出牺牲，大家的情绪都十分高涨，到了如有需要几乎乐意为他卖命的地步。现在他们一本正经，带着令人肃然起敬的神情，这神情几乎像格雷姆希望他们穿的土黄色军装一样看得见摸得着；格雷姆希望他们穿军装，希望他们每次回到指挥室时着装更换一新，穿上他梦想的文雅朴素的光荣制服。
这情景持续了整个星期日夜晚。扑克牌继续在玩，先前显得小心翼翼、躲躲闪闪的那种气氛没有了，现在的牌风显得过于自命不凡，怡然自得，自以为了不起。当天夜里，他们听见巡夜人踏上阶梯的脚步声时，有人叫道：“我们是宪兵队。”这时他们彼此瞪大眼睛，射出盛气凌人的、目空一切的得意目光；接着有人大声嚷嚷：“把这龟孙子赶出去。”另一个人则噘起嘴唇怪头怪脑地嘘了一声。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早晨——星期一早晨，当第一批从乡间开来的汽车和马车开始聚集的时候，那一队人又全部归队了。而且现在他们个个都穿上了军装。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面孔。他们代表一个时期，一代人，一种经历。不仅如此，现在他们深沉冷静、严肃庄重地站在人群之中，他们严肃地、一丝不苟地、冷漠地以阴冷而又毫无表情的目光看着人群在他们身边缓慢移动。人们在他们面前游来荡去，东瞧瞧西看看，摸不着头脑但又有所感觉。因此在他们四周，围了一圈神情专注而又木呆呆无表情的像牛一样的面孔，忽而凑近围观，忽而后退散去。走了一批人又来一批。整个上午，轻轻的问答声此起彼伏。“瞧，他在那儿。那个别着自动手枪的小伙子。他是这队人的领头。州长委派的特使。他是这整个事的头头。今天可没警长说话的地方啦。”
事后，为时已晚之后，格雷姆对警长说：“当初你要是听我的话就好了。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