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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所有的人”，对托尔斯泰和安娜，竟然都构成了唯一的压倒一切的诱惑。安娜在火车站里，当自杀的念头尚未完全攫住她的时候，她望着投到布满沙砾和煤灰的枕木上的车辆的阴影，自言自语道：“到那里去，投到正中间，我要惩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
“摆脱（离开）所有的人”，这是一个多么离奇的念头啊，它将导致三种完全不同的后果：一种是出家，一种是行乞，另一种是死亡。耶稣基督曾经叫人离家出走，他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历史上这种善男子有乔达摩王子，有尤利安，有圣方济各……也许还可以算上列夫·托尔斯泰了。可是托尔斯泰在“离开所有的人”的途中就死了。从最后的结局来看，他和安娜一样悲惨。
托尔斯泰为什么要“离开所有的人”？关于这个问题，人们见仁见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和托尔斯泰为什么要让安娜出走是同一个问题，我们回答了其中的任何一个，也便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的答案既存在于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也存在于托尔斯泰的日常思考中，尤其存在于托尔斯泰从出走到弥留的每一天的言行中。
11月1日，在阿斯塔波沃小站，重病中的托尔斯泰给长子写信，有好几次他因为泪水堵住了嗓子而不得不停止口授：“我亲爱的孩子……我还想劝告你考虑考虑你的生命问题，想一想：你是谁？你是什么？人生的意义何在？一个有头脑的人应该如何度过一生？你接受的那些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的、生存竞争的观点，并不能给你说明你的生命的意义，也不能指导你的行为。而不明意义何在、也不能从中得出不可改变的指南的生命只是可怜的生存。”
什么是生命？生命的出路何在？为什么生命中充满那么多的矛盾？为什么生命必须背负一个沉重而有限的肉体？如何给予生命以最大的甚至不朽的价值？为什么会有死亡……这些问题时刻缠绕着托尔斯泰，使他至死都得不到准确的验证。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有关死亡的问题又是凌驾一切之上的，因为死亡带走了看似永恒的一切。
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安德列公爵听娜塔莎唱歌的场面，托尔斯泰是这样写的：“他突然意识到在他的心中那无限大然而还不分明的东西与那有限和物质的东西之间的可怕对立，物质的东西就是他本人，甚至是她，在听她唱歌的时候，这个对立使他既苦恼又愉快……”生与死之间的张力折磨着托尔斯泰的主人公，同时也折磨着托尔斯泰本人。
在1879年的《忏悔录》中，作家这样写：“——我似乎活也是活着，走呀走的，走到了深渊前面；我看得很清楚，除了死亡，前面一无所有——我要尽力气脱离生活。”
11月6日，莫斯科的几位医生赶到阿斯塔波沃。这天，弥留之际的托尔斯泰跟所有的人道别。他温情地望着杜尚医生。后来她的小女儿萨沙回忆道：“我们给他换床单的时候，我扶着他的脊背，感觉到他的手在找我的手。我以为他想扶着点，结果是他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一下又一下。我握住他的手吻着，尽力克制自己不哭出声来。这天父亲对我们说的话使我们想到，生命赐予我们是有某种目的的，我们应当不顾一切生活下去，尽自己微弱的力量去侍奉予我们生命者和人们……父亲突然用一个有力的动作支起身子，几乎坐了起来。我上前问他：
“‘要整理一下枕头吗？’
“‘不，’他坚定而清楚地说，‘不。我只劝你们记住一点，世上除了列夫·托尔斯泰以外还有很多人，可你们只注意一个列夫。’”
再让我们看看可怜的安娜·卡列尼娜，她已经决定倒在车厢的车轮中间。她的死与托尔斯泰本人的死是如此相似。托尔斯泰这样描写安娜的心理活动：
“一种仿佛她准备入浴时所体会到的心情袭上她的心头，于是她画了个十字。这种熟悉的画十字的姿势在她心中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笼罩着一切的黑暗突然破裂了，转瞬间生命以它过去的全部辉煌的欢乐呈现在她的面前……”
最后，巨大的无情的车轮撞在安娜的头上，从她的背上碾过去了，托尔斯泰用他那悲天悯人的如椽之笔，用他那“世界的良心”，令人惊叹地描述了安娜临死前刹那的意识：
“那支蜡烛，她曾借着它的烛光浏览过充满了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书籍，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闪烁起来，为她照亮了以前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哔剥响起来，开始昏暗下去，永远熄灭了。”
迷茫——出走——死亡，托尔斯泰让安娜以这种悲剧性的方式完成了生命的解脱，这种解脱最后又不幸成为作家本人的死亡预演。这“解脱”用佛家的话来说是“寂灭”，用《福音书》的话来说是“永生”之路，它们以惊人的巧合出现在托尔斯泰晚年编撰的《每日贤人语录》一书中，又正好排在11月7日的那一页上：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有时若得以忘掉人群，你就会体验到一种自由的狂喜。”
“我怎样才能得救？我觉得我在毁灭。我爱生命，同时正在死亡。我怎样才能得救？”
托尔斯泰书房和卧室里的一切从那天夜里他出走以后就凝固了，没有丝毫变动：书桌上的烛台和未燃尽的蜡烛头，滴有蜡油的烛盘，两只苹果和翻开的《阅读园地》。
翻开的《阅读园地》——正好翻到他去世的那个日期：
11月7日。
“死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
命运对列夫·托尔斯泰的精妙计算！
2001年1月30日
阅读书目
《托尔斯泰的解脱》（俄）伊·布宁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俄）梅列日科夫斯基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托尔斯泰文集》（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无唇之吻】
“我爱您——胜过世上的一切。”1926年5月9日，茨维塔耶娃在写给里尔克的第一封信中向对方倾诉了炽热的爱情。在女诗人的心目中，里尔克是“诗的化身”“一种力”“一种最罕见的物”。
五十一岁的里尔克随即被女诗人信中喷发的才情所折服，在5月10日致女诗人的信中，他回应道：“我接受了你，玛丽娜，以全部的心灵，以那因你、因你的出现而震撼的全部意识。”
在现代诗歌史上，1926年是不平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里尔克完成了生平最重要的作品——《杜伊诺哀歌》和组诗《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诗歌的旷野上因此拱起了两座难以逾越的山峰；而这一年，是以这位大诗人的逝世（12月29日）作为结束的——不过，本文要探讨的不是诗歌，而是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的爱。
茨维塔耶娃1926年喷发的爱像火山岩浆，大胆而任性，她希望里尔克允许她在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都举目向他，像“仰望一座护卫着她的大山”——“仰望”是一个恰当的隐喻，它喻示了茨维塔耶娃爱的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崇高，一种遥远的、非实在的纯粹——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
茨维塔耶娃写给里尔克的一封最热烈奔放的情书莫过于8月2日这一天了，女诗人的情书像优美动人的诗篇：“莱纳，我想去见你……我想和你睡觉——入睡，睡着……单纯的睡觉。再也没有别的了。不，还有，把头枕在你的左肩上，一只手搂着你的右肩……还有，要倾听你的心脏的跳动。还要——亲吻那心脏。”亲吻心脏？这显然没有现实的可能。这里的“吻”不是普通的吻，它不表示接触，不表示肉欲，它是无“唇”之“吻”，是纯粹的“吻”，是理想中的“吻”，是形而上的“吻”，它来源于女诗人的内心激情，目的地不是对方的肉体，而是对方的灵魂深处。8月22日，女诗人在信中再次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我不活在自己的唇上，吻了我的人将失去我。”
茨维塔耶娃爱的是一个作为诗人的里尔克，而不是一个作为人的里尔克。作为人的里尔克，指的是那个隐居在瑞士并出版着自己著作的五十一岁的奥地利男人，他为人们所爱并且属于许多人；作为诗人的里尔克则指的是精神的里尔克，他是诗的化身，是大自然的一个神奇现象，是诗从中诞生的物，甚至就是诗本身——他是一个难以超越的诗歌大师，要超越他，意味着要超越诗歌本身。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不理解“自在的肉体”，不承认肉体“有任何的权利”，因此，她不理解作为人的里尔克，她爱的是作为诗人的里尔克，诗歌是他们之间的唯一纽带。她的爱情靠例外、特殊、超脱而生存，它活在语言里，活在诗歌里，死在爱的行动中。
“我从不看男人们，我对他们视而不见。我不喜欢他们，他们有嗅觉。我不喜欢性。”在7月10日写给里尔克的信中，女诗人这样说。但是现实中的茨维塔耶娃不是这样的，她是一个三十四岁的妇女，嫁了人，带着两个孩子，家务活从白天干到晚上，多年来过着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流亡生活。
1929年8月，茨维塔耶娃和里尔克都开始考虑两人春天见面的事情——他们竟然从未谋面——但是此时的里尔克已经病入膏肓，茨维塔耶娃也穷困潦倒，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会面被无限期地拖延。9月6日，重病中的里尔克给女诗人发出了最后一封信，信是以这样的哀叹结束的：“春天？这对我来说太久远了。快些吧！快些！”他们终于没能等到见面。1926年年终，里尔克逝世了。茨维塔耶娃闻讯后非常悲痛，她给里尔克写了一封发自肺腑的悼亡信，信中说：“你先我而去……你预订了——不是一个房间，不是一幢楼，而是整个风景。我吻你的唇？鬓角？额头？亲爱的，当然是吻你的双唇，实在地，像吻一个活人。”
同样，这个吻是永远抵达不了里尔克那里的。
1939年，茨维塔耶娃和儿子一起回到了祖国。很快她就失去了写诗的自由。1941年，俄罗斯这位最伟大的女诗人在困境中上吊自杀。她坟墓的确切位置至今无人知晓。但是她对里尔克的爱和她的诗歌一起挣扎着活了下来。
2000年3月13日
阅读书目
《三诗人书简》（奥）里尔克、（俄）帕斯捷尔纳克、（俄）茨维塔耶娃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至多一个也许】
是啊，也许于连·索黑尔会像他所崇拜的拿破仑一样从社会底层崛起，也许他会像伟大而嗜血的丹东一样给那个回光返照的法国社会以当头一击，也许他会因为拉莫尔侯爵的垂爱而登上主教宝座……然而这一切都仅仅是一个“也许”，于连·索黑尔老早就上断头台了。
于连是木匠的儿子，但是他崇拜拿破仑，有一种尚武的英雄主义思想，有着极强的个人荣誉感。他诅咒伪善，蔑视金钱，他所寻求的是种行动的、危险的、战斗的、野心的生活，但他绝不是野心家，他是崇高的人。
1830年的司汤达在《红与黑》的结尾标明，这部小说献给“少数幸福的人”。司汤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