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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鲁斯特哭泣-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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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灯怎么还不亮,刘孟你打个电话过去催一下。”
    “电话坏了。”刘孟说。
    村里的电也由山头的部队提供,通常是晚上七点到十点。现在还只有六点多。
    一共四个菜:清蒸鳗鲞、水煮毛豆、肉片莴笋,平菇白菜油豆腐香肠汤。天已经黑尽了。刘孟点了支蜡烛。三人围着小方桌坐下,村民们则站在四周看我们吃。
    “给客人倒酒。”一个村民对刘孟说。
    “他们不喝酒。”刘孟有点不好意思。
    一批村民出去了,又一批进来了。这回都是小伙子,二十岁左右,头发抹得光光的,穿着牛仔裤,热情地递烟给我们。
    “来电啦!”有人喊道。
    刘孟到办公室里拿了一只灯泡,把它按在饭桌上方的灯头插座上。房间亮了。
    刘孟说:“平时,我根本不需要电灯,因为我最迟七点钟就要上床睡觉。电灯亮着刺眼,临睡前我都要把它拧下来。”
    拧灯泡?搞不懂。
    “这里的电灯都没有开关。”刘孟说。我和旭光恍然大悟。
    “这么早,睡得着吗?”我问他。对我们来说,七点钟,真正的夜生活才开始呢。
    “睡得很熟,一直睡到早上八点。晚上一点事情都没有,除了到老人协会看别人打麻将。想找本小说,但是找不到。”
    吃罢饭,刘孟把碗筷往锅里一撂,说:“明天再洗。”
    “明天一早你不是要回家吗?”我说。
    “那就从家里回来再洗。”刘孟说。
    我们出了厨房,走进刘孟的办公室,坐在那张旧沙发上。白炽灯悬挂在头顶,我能看见那发散成一束束的明晃晃的冷冷的光线,它射出门外,在黑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寒冷的雾汽从门外飘进来,渐渐弥漫了整个房间。
    刘孟侧身坐在办公桌旁,面朝着我们。他一只手耷拉着,另一只手把玩着桌子上的墨水瓶。他说,他是六横岛台门人,1993年毕业于舟山水产学校,那是一所没什么名气,也没什么前途的中专。他说话不太流畅,中途老是停顿,没有表情,从谈话中听不出他的悲喜。
    毕业分配时,因为没有与睡下铺的那位同学争,他失去了留在沈家门的机会。他被分配到东极镇(这种地方也能叫“镇”)政府工作。镇长很看重他,可是不久就调到沈家门去了,新的镇长刚上任,就把他下到了东福山——东福山就东福山吧,反正是海岛,就算在东极,日子也是这样过。在东福山,他无事可干。有时他会想起那段逝去的学生生活:他的一位同学二年级时害了精神病,老在睡梦中喊叫“不要吸我的血!”;他的另一位同学在船上实习时掉进了大海,消失不见了;有一次,他班里的同学坐一辆军用卡车出去游玩,一根小小的树枝打在一位同学的头上,竟然把他给打死了……他们是那么可怜。
    时候不早了,肯定已过了八点——那是刘孟每晚最迟入睡的时间。不过现在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睡意。他说话的时候从来不做手势,脑袋四平八稳,只有那张胡子环绕的嘴巴在夜色中不停地翕动。他好像并不关心我和旭光是否在认真地听,也许在他看来,我们仅仅是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听众而已。虽然缺乏感染力,但他滔滔不绝。
    困倦在侵袭我们。小岛多年来沉积的早睡气氛包围着我们,使我们不到八点时就哈欠连连。我问刘孟厕所在哪里,他说随便。我不懂他的意思,就看看旭光。旭光笑了笑,说,你跟我来。我们一起走出房间,沿着走廊往右走了几步,那里有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水泥阳台。旭光一声不吭地解开裤带。
    “你把阳台当便池了?”我说。
    “刘孟也是这样。”旭光说。我环顾四周,但是找不到比这更适宜方便的地方。
    我们回到办公室。刘孟已经给我们倒了水。
    洗好脸,我问刘孟洗脚水倒在哪里。他走过来,捧起脸盆往地板上一倒,水泼了一地。
    我和旭光住在厨房后面,那里有两张又矮又窄的木床。没有垫被,只有一张冷冰冰的席子。被子很薄,有很多处污迹,散发着浓烈而古怪的霉味,刘孟说这是海水浸泡过的缘故,真让人难以想象。我把被子卷得很细,然后像穿裤子一样钻进被筒。没有枕头,我在后脑勺垫了两本书。书很硬。
    白炽灯还亮着,此刻它是那么柔和。睡意很快就袭上来。远处传来鹅的叫声。在半醒半睡之间,我的脑海里忽然升起一个强烈的念头:住在这里,永远都不要离开,割断和过去的所有联系,像岛上的渔民一样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简单生活的人,那有多好。我一下子变得非常清醒,眼泪都要淌出来了。
    旭光打死了一只蚊子。隔壁有人在搓麻将,听得出他们很快活,可惜这种快活只能延续到十点钟,因为十点钟以后要停电,小岛将陷于彻底的黑暗之中。
    听刘孟说,小岛上绝大部分的居民都是从温州迁徙过来的,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小岛。
    
    1997年12月17日
    早晨,那艘铁锈色的小轮船将从庙子湖开过来,八点整时开回庙子湖。我们必须搭上这艘船,以便能赶上中午11点返回沈家门的“东极”轮,否则我们将在东极多耽搁一天。
    我们六点钟起床。刘孟到楼下买了几包方便面,在煤气灶上煮开。我们吃得很快,但是面很烫,我的嘴巴被烫破了——能吃上方便面,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吃罢早饭,我们动身去山顶的白云庵。我们先是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往上爬到山口,然后顺着盘山公路往上走。这是一条通往部队侦察通讯站的简易公路,用八方石块砌成,非常狭窄,是条单行线,内侧有一块长方形空地,原先是部队的篮球场,现在是杂草丛生的荒野。在齐腰深的茅草中间,立着两根灰色的水泥篮球架,但是篮板已经被拆走。再往上走,可以看见一道道墙基——邓小平百万大裁军以前,这里驻扎着一个营的海防官兵,那时的小岛肯定要比现在更有生气些。部队撤走以后,东福村的居民爬上山顶,一夜之间就把一幢幢的部队营房得拆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他们拆不动的墙基——他们只需要这里的已经加工过的石块和木料——包括篮球架上的那两块。想象一下:他们像漫山遍野的蚂蚁一样爬上山来,像撕碎蜻蜓一样拆卸部队的营房,然后把这些战利品拖下山,拖进他们像洞穴一样的石屋里。
    公路外侧还剩一幢未被拆走的房子,看起来还很结实,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所有的门窗都已被拆走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仅仅只拆门窗。
    山口的风很大,仿佛要把我吹飘起来了。有几次我感觉自己就要被狂风刮走,就弯下腰把手指伸进公路的缝隙里,紧紧地抓住石块。
    侦通站建在前面的山尖上,我们能看到它那白色的墙壁。公路继续盘旋而上,我们则往右走上了一条贴着陡峭山壁的小道。再往前,就是白云庵,建在一块巨大的白色岩石的下面,房子看起来是那么小,像一滴从岩石上渗下来的小水珠。有一扇小门,上面写着一副玄奥无比的对联:
    “月朋□□通天地,日□晶□定乾坤。”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很多字都不会念。从字面猜测,它大概描述了一种理想的神话状态。我看见庵堂里有一位正在埋头扫地的老人,就跑过去。
    “大伯,您认得门口的字吗?”我问他。
    “认得。”老人说。
    “请您教一下我。”我说。老人点点头,拖着扫帚跟我来到门口。他指着字,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通。我听不懂。
    我们在庵堂里转了转就准备下山,因为得赶那趟八点钟的航船。出了白云庵,我朝身后的大海望去,发现有几百艘船正快速朝山下的港湾聚集。
    “要起浪了。庙子湖的航船可能开不过来。”刘孟说。
    “那怎么办?”我有点担心。我得赶紧回去,不能再在外面停留了。
    “很难说。我们先下去看看。”刘孟说。
    我们沿着盘山公路朝山下疾走。远远地可以看见东极三岛:黄兴、庙子湖、青浜,像水墨画上不规则的黑块。海面上翻卷着白花花的波浪,它们像马群一样朝我们脚下的小岛疾驰过来,一头撞在岩石上。海面上,船只已经越来越少了。
    “快要到八点了。”我说。
    “不要着急,有船开过来,我们看得见。”刘孟说。
    海面上确实没有那艘铁锈色的船。过了一会,连普通的渔船也看不见了。
    我们走到了码头的上方。公路拐了个急弯。路边有一眼小杂货店,门口聚集着二三十个人,正在议论纷纷。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目光全都齐刷刷地盯着庙子湖方向。
    小店一侧停着一辆军用卡车,旁边立着两位军人,他们的眼睛也盯着庙子湖方向。其中有一位是军官,很年轻,看见刘孟走下来,朝他挥挥手。
    刘孟和军官的交情好像挺不错,他们热情地握手、寒暄。刘孟说他在接待省里来的记者朋友,昨天想到部队里去,可是打不通电话。军官听了,连叫可惜,过来和我握手。
    “今天晚上住我们部队,那里的条件比村里好。”军官说。
    我说,我今天得回去了。
    “到这里不容易,多住几天再走。”军官说。他肯定以为我是来旅游的。
    我说不行,我得赶紧回去上班,谢谢你了。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在我的一张名片背后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他是浙江淳安人。
    “起大浪了,航船来不了。”军官说。
    人越聚越多,他们中有的是要出远门的,拎着行李,有的是来送行的,他们望着大海,目光中充满着焦虑。有一位西装革覆的中年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外来人——从怀里掏出一只大哥大,引起人们的一阵欢呼声。他准备打电话到庙子湖,问问船期,可是怎么也打不通。很快,失望又重新在人们的脸上弥漫开来。他们一面眺望大海,一面念叨着“航船”,这使我想起昨天航船进港时我站在船上看到的情形,他们翘首以盼,那情形就像现在一样。航船是他们每日的希望,是他们简单枯燥的生活中唯一不确定的东西:有时候来,有时候却不来,人们就在来与不来之间忍受着煎熬。在某个不眠的晚上,在所有的亮光都消失以后,黑暗中他们也许会睁开眼睛,并且想起航船,这是他们唯一能看得见的,能将他们带出东福山,带往幸福生活的力。
    从人们的谈话中我听出,今天是东福山一户人家送亲的日子,新郎在庙子湖。谈话的人中很多都是新娘的亲戚,他们也在巴望着航船,心情比其他人更加着急。到了九点钟,消息不知从哪里传来,说航船已经停开了,人群顿时像蜂窝一样变得乱哄哄的。有个汉子,大概是新娘的兄弟,从人群中冲出来,跑到那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面前,向他借手机。他一只手握着手机,另一只手飞快地按着机键,然后嘴巴对着手机一通乱吼。他在和庙子湖的新郎家联系。对方答应他立即把渔船开过来,时间大约四十分钟。
    我松了一口气。如果来得及,我还能赶上开回沈家门的“东极号”,那样我就能在明天返回杭州了。
    “这种天气乘渔船非常危险,你还是再留一天吧。”刘孟和军官都这样劝我。
    我说:“明天一定有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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