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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菜园镇已在眼前。
1997年12月11日
在这样的季节里，乘渔船出海似乎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虽然还有点不甘心，我想还是回去算了：最好今天就回定海，然后回杭州。但是早晨阿坚对我说：
“八方捕了二十桶海蜇，一桶都没卖出去。听他说，整个金平乡都这样。”
“倒霉的丰收年。”我说。
“我们再去一次金平，看看能否在报上帮他们呼吁一下。”阿坚说。
上午九点钟，我们背着照相机，在码头搭上了那艘往来于菜园与金平的班船。上了岸，我们就去找钱站长。钱站长把我们带到码头边的一家食品厂里。那里有一个宽敞的加工车间（车间里看不见一个人），巨大的石槽里腌满海蜇，用尼龙薄膜遮盖着。这个厂去年就已积压下两百多吨海蜇，今年的海蜇他们还没有收购过。
“前些年，我们赚了八十多万元利润，现在已经亏光啦。生意做不成，我们都在睡觉。”食品厂的经理说。
出了食品厂，我们沿码头往西走，走进另一家海味品厂里。这家厂有自己的专用码头，码头的空地上积着薄薄的一层盐。厂长办公室里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锦旗。厂长摊着两手说：
“渔民家中积压了八千多担海蜇——他们真傻，为什么不便宜点卖掉呢？卖掉才有钱啊。”
金平岛委实是个弹丸之地，面积只有两平方公里，以岙为单位分四个渔业村：黄泥坎村、金鸡村、小平头村、大鱼骨头岙村。阿坚问黄泥坎村那位又矮又壮的村长：
“金平乡谁家的海蜇最多？”
“大鱼骨头岙村的阿铁，有两百多桶。”村长说。
“我们去他家拍张照片。”阿坚说。
“要翻一座山呢。”钱站长面有难色。
“要花多少时间？”阿坚问。
“要一个钟头吧。”钱站长说。
“十五分钟就够了。”村长说。
“还是去一下吧。”阿坚看看我，又看看钱站长。
“那就吃了中饭再走。已经十一点了。”钱站长说。
我们在码头边的一家小餐馆里吃中饭。从餐厅门口望出去，可以看见阳光和雾笼罩下的渔港。海上的风浪小了，黄色的海面上漂浮着灰色的垃圾。
“以前，这里的海水非常干净，颜色是蓝的，后来修建了防浪堤，淤泥沉积，人们倾倒在海边的垃圾也排不出去。”钱站长说。
小岛的山并不高。山坡上只长茅草，不长树木，也看不到任何动物。只有一条用石块砌成的山路从黄泥坎通往山那边的大鱼骨头岙。我们吃力地爬上山岗。一位老汉迎面走来，和钱站长打招呼。一会儿又走来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又高又黑，怀里抱着小孩。钱站长叫道：
“阿铁，正要找你呢。”
“我们去菜园。”阿铁说。
钱站长指了指我和阿坚，说：“这是省里、市里来的记者，来调查海蜇积压情况，准备在报纸上呼吁呼吁。你跟我们回去吧。”
女人大概是阿铁的老婆，听了钱站长的话，她叫了起来：
“阿铁，这很好啊，你快回去，我在码头等你！”
“能行吗？”阿铁说。
“他们是记者，肯定行！”女人说着，从阿铁怀里抢过孩子。
我和阿坚能帮他们把海蜇卖出去吗？我为自己被当作一根救命稻草而感到非常难过。
回菜园之前，我和阿坚去八方家。他又搓麻将去了。听见我们的叫唤，他从山坡上冲下来。我让他在房子前面站好，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
八方对我说：“你等一下，我去装点海蜇。”他转身跑回屋里，我大声叫他，他不理睬。
我和阿坚自顾下山，走到码头时，回头看见八方拎着一只蛇皮袋从山上俯冲下来。我挡住他的去路。
“一点小意思，”八方气喘吁吁地说，“我送你上船。”
“你的心意我领了，东西拿回去。”我说。
他犟着脖子往前冲，差点把我撞翻在地。他脸上梗起的无数根青筋像张开的鱼网。
“你瞧不起我。”
阿坚远远地走在前面，回头向我示意不要再推却了。
明天一早要回定海，所以晚上早早上床。刚准备关灯，电话铃响了。阿坚拎起听筒。
“有个朋友叫我们出去玩。”阿坚说。
“玩什么呢？”我说，“你一个人去吧，我呆在房间里。”
“一起去吧，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散文写得不错。”
我们穿衣出门。时间只有九点多钟，但是海岛的小镇已经悄无声息了。街道上看不见一个行人，两侧的店铺紧闭着，偶尔亮着几盏霓虹灯。灯光清冷而飘忽不定，在海风的吹拂下仿佛变成了一团团稀薄的气体。
阿坚指着前面不远处的十字街口，说：“他们在那里等我们。”
一辆黄包车驶过来，阿坚示意车夫停下，对他说：
“把我们载到前面的岗亭，给你两块钱。”
“两块钱？”车夫一脸的不屑，踩起踏板就走，很快就消失在十字街口的拐弯处。
两个朋友果然已等在那里。大家握手，寒暄。醉醺醺的那位叫阿彬，大脑瓜，厚壮无比。他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把我们带进一条小巷，然后推开一扇小门。我们乖乖地跟着他走，仿佛他拎在手中的一串鱼。
这是一家舞厅，已经爆满。房子里烟雾缭绕，充满了吼叫和血红的灯光。阿彬遗憾地伏在服务台上，面对服务台里的小姐，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小姐则朝他摊摊两手：你们已经来晚啦。
我非常惊讶，这里居然也有这么热闹、隐秘的夜生活。大陆是这样，想不到海岛也是这样。它们躲藏在黑暗里、墙壁里，躲藏在浪荡的笑和哭里，然后痛痛快快地发霉。
阿彬带我们来到另一家卡拉OK厅。这里人不大多。阿彬要了几杯红茶，然后拉着阿坚到外头去了。我无精打采地坐着，很快就昏昏睡去，醒来时发现四周都坐满了摇头晃脑的人。
见我神情沮丧，阿彬有些尴尬，匆匆去服务台结账。
从卡拉OK厅里出来，我们沿着空旷寂寥的大街走。我以为可以回旅馆了，不料阿彬冷不防闪进了路过的一家茶楼。我对阿坚说：“我们回去吧。”
阿坚看看我，又看看阿彬。阿彬说：“进来吧，这里安静些。”
茶楼里一团漆黑，隔了好久，我的眼睛才开始适应这里的黑暗。茶楼里有很多房间，每个房间里的灯都像萤火虫一样微弱。萤火虫的下面不断地传出令人疑惑的笑声。我们面对面坐着，看不见对方的脸。黑暗中我们的声音是那样的不真实。喝了几口茶，阿彬问我：“你觉得嵊泗这个地方怎么样？”
这是一个难以如实作出回答的问题。“在这里生活还不错。”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还不错？你一定看走了眼。”阿彬说，显然，他对我的判断力感到失望。
他再也不和我说话了。
十一点，我和阿坚回到住处。阿坚说：
“明天，小赵和我们一起去定海——她妈妈带她去看脚伤，顺便去看望一下婶婶。”
1997年12月12日
六点半，我和阿坚乘出租车赶往泗礁码头。距离上船处五十米远，有一座盲肠一样短的桥，桥头立着一间岗亭，远看像只兀鹰，当我们的车子驶近时，岗亭里伸出一只毛绒绒的手，司机递给它三元钱，它才慢腾腾地缩回去。司机把车子开过小桥，在一扇铁栅栏门前停下来。栅栏那边，就是上船的码头。
“车子要过栅栏，还得付一元钱。”阿坚说。
真是苛捐杂税。同样一艘高速轮，从定海到泗礁每张船票只需七十元钱，从泗礁到定海则要八十元五角，其中新增加的十元是“海岛综合基础设施建设费”，五角是“送票费”。
我们买了票，在铁栅栏门前等候小赵母女。中巴一辆接一辆地从菜园方向开过来，没过那座小桥就停住下客。乘客们刚下车就开始飞奔，因为轮船的汽笛已经拉响了。阿坚翘首顾盼，在飞奔的人群中寻找小赵母女。终于，她们出现了——在飞奔的人群中，她们像两只可爱的小鸟不慌不忙地踱过来，走到我们面前。小赵朝阿坚嫣然一笑，她的妈妈则板着一张高贵的脸孔，目不斜视地走过我们身边，径直走进那扇铁栅栏门。
还未坐稳，轮船就开了。阿坚和小赵坐在一排，遗憾的是他俩之间稳稳地端坐着一言不发的赵老夫人，阿坚和老夫人之间还隔着一条过道。我独自一人坐在前排，在漫长的旅程中，我只能听见小赵母女的说话声。阿坚静坐着，表情阴郁。
轮船航行了三个小时，停泊在定海西码头。上了岸，阿坚叫了一辆出租车。
“我乘中巴去。”老夫人说。
“出租车方便些。”阿坚说。
在女儿的搀扶下，老夫人极不情愿地坐上了出租车。我坐副驾驶位。他们三人坐后排，但彼此如同陌路人。老夫人不习惯车里的气味，用衣服把整个脑袋包了个严严实实。
车子刚进定海，老夫人就要求下车。阿坚说：“我把你送到婶婶家门口。”
“我坐黄包车去。”老夫人说。
阿坚没有办法，让母女俩在汽车站下了车。
小赵的妈妈不喜欢阿坚。有一次，她以绝食威胁女儿与阿坚断绝关系。谁叫阿坚自己出身不好，又不去赚大钱呢。
出租车把我们送到市中级法院的门口。旭光在办公室里。
明天是星期六，阿坚要去乡下喝喜酒，旭光也要去沈家门喝喜酒——真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想，我还是回杭州吧。我问旭光下午有没有去杭州的长途班车。
“你急什么，”旭光说，“多呆几天，我还要带你去东极岛呢。”
“我已经出来很久了。”我说。
“有什么关系！”
“可是我想回去了。”
“你就这样回去了，你不觉得没完成原定的计划吗？”
是啊，我虽然坐了几个小时的轮船，去了几个小岛，但这距离我定下的目标还非常遥远。在舟山这几天，我看到了什么？我了解舟山的海岛，舟山的渔民吗？我真切地感受到另一种生活了吗？来舟山这么多天，我天天巴望着出海，可总是达不到目的。我希望能够深入到舟山的深处去，却一直像个懒散的旅游者爬行在舟山生活的表面。
“你来了还不到半个月呢，”旭光说，“我已经向领导请了四天假。这次我要陪你去东极。”
我从长涂买回的硬糕还放在阿坚那里。我想从他那里拿了硬糕就去长途汽车站。可是阿坚予以断然拒绝：
“等你从东极回来，再给你硬糕。”
我说：“硬糕我是一定要拿走的。”
阿坚说：“地理书上是这样介绍东极的：‘你知道地球上的北极和南极，但是你知道东极吗？’”
阿坚的话充满诱惑。
下午四点钟，我和旭光在定海汽车站坐上了一辆开往沈家门的出租车。
1997年12月13日
在沈家门旭光家中。中午旭光去喝喜酒了，撇下我一个人。
1997年12月14日
本来今天就可以出发去东极了。可是旭光要返回定海，再喝一场喜酒。他让我一道去。新娘很瘦。阿坚和小赵也在酒席上。阿坚的嘴唇裂得厉害，头发小心地梳过了，打了摩丝，脖子上披着一条漂亮的围巾。他时常腾出手来整理围巾，有趣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