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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建国后第一次发动的大范围的文化思想批判运动，其消极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从当时情况看，由于知识分子大多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刚刚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还不熟悉，感到十分陌生。正当的作法是耐心地、和风细雨地帮助他们学习并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而开展对于武训以及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人民日报》的权威性的发号施令的方式， 显然是粗暴的，简单化的，这对于一些刚刚接触或尚未很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也徒然给他们增加思想上较大的压力。而且，这样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也为以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学习运动”开了个不好的先例。
在这里，郭沫若的表现很可以说明问题。
说实在的，以郭沫若这样的一位具有深厚学养，早在多年前就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比较了解、比较熟悉的历史学家，他能很快转而认为武训是一个完全不值得肯定的人物，并且轻而易举就同意《人民日报》社论和短评的观点吗？郭沫若不是一般中学生，他的思想修养决不至于如此幼稚。但是，他不能不跟着说武训是混蛋，自己为混蛋说好话，实在太不应该。
怎样来解释他的一百八十度的思想认识的“转变”呢？
恐怕只能如此理解：一、他确实有些懵了，来不及分清是非正误；二、当时的情景由不得他“张扬个性”，而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要保留在自己的肚子里；三、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当然知道当时的指挥棒是握在谁人手中。从公来说，为了服从最高领导，从私来说，为了照顾毛泽东的威信，他不想也不能持反对意见。
不过，这对于郭沫若来说，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查阅郭沫若的历史档案，在此之前，他还从未作过诸如此类检讨。以他那样的性格，他过去甚至不知道“检讨”是怎么回事。这一回，看来有点“栽面儿”。他或许会想，为了组织，为了集体，为了老朋友，只要对刚刚建立起来的共和国有好处，自己就牺牲一回吧……于是对于武训和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完全是在一边倒的情势下，未用多少时间，就极其顺利地结束。
让郭沫若没有想到（更不用说更多一般知识分子）的是，这不是事情的结束，而是事情的开始。这不过是毛泽东下的第一步棋，好棋，更厉害的棋还在后面。
对《武训传》的批判“结束”未过多久，接着就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且由此而引发出对于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这又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思想批判运动。它在文化思想战线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是由毛泽东一手发动的。
事情是由两位年轻人（李希凡、蓝翎）所写对俞平伯的学术着作表示不同意见引起的。
清人曹雪芹着《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杰作，也可谓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
关于《红楼梦》以及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可以写一本甚至多本专书，不属于我们这里应该叙述和讨论的范围。我们只是说一说因此而引起的批判运动本身。
俞平伯对《红楼梦》如何看，如何评价，他是用什么方法去研究《红楼梦》，别人（包括李希凡、蓝翎）又如何看，如何评价，以至各个研究者观点方法是否相近是否分歧，在学术研究领域应该是十分正常的事，外人不必加以干涉，更不必要把一些学术问题和政治搅在一起。
但1954年间发生的由对俞着表示的不同看法而引发的批判运动，却不是如此。
事情的发生，是李希凡、蓝翎二位青年作者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投《文艺报》未见答复，转而在他们母校山东大学的学报《文史哲》上发表。不久，二人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此事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前文发表之后，江青曾出面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但《人民日报》以“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未予同意。后《文艺报》同意转载，但在转载时却加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两个才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并指出：“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研究《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现在看来，这篇“按语”对李、蓝的文章在肯定他们是“试着从科学的观点……提出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的同时，也说文章“还有不够周密的地方”，说不上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最多，也只能说他们对青年人不够重视，不够热情。且不说“基本正确”已经是不低的评价，即便是“完全正确”，“绝对正确”，编辑部也不能和用不着明确标榜；更何况，要在学术领域开展讨论，好让大家“继续深入地研究”，以便使大家能够“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又怎好把话说绝，说死呢？
不过，毛泽东却把事情看得十分严重。他在看了《文艺报》的编者按语后非常生气，当即在“按语”之后批注道：“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并在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信中说：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显然，毛泽东并不是把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不同看法的争论看作是属于学术问题，而是上升为政治思想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他是把《文艺报》编者按语所表露出的倾向，看作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因此，他在事先审阅袁水拍写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时，为袁文加上了一段非常严厉的话：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语气斩钉截铁，不容人讨论，甚至不容人置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问题的结论！
出于同样的理由，毛泽东在阅读《人民日报》11月10日刊载署名黎元的文章《〈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时，又指出《文艺报》的问题“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对此，当时《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自然是吓坏了。他赶快检查，在《文艺报》上公开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承认自己“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
然而，这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检讨”完全是轻描淡写，与他定的调子相距太远！所以他在看了冯雪峰的检讨后，立即在文章旁边批道：“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应说是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
显然，冯雪峰的检查没有达到毛泽东的要求，是过不了关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统一部署，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传达、学习和讨论了毛泽东的意见。大家认真领会毛泽东的意见精神，以其为准，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认真的学习和检查。
从10月31日至12月8日，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还先后召开了8次扩大会议，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倾向，《文艺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对于一些学术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扩大联席会议作出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改组了《文艺报》编辑部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作了一篇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火力甚猛、调子极高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必须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必须严肃对待《文艺报》的错误。在这篇报告中，也把与胡风文艺观点的分歧提到议事日程，为批判胡风“反动文艺观点”并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并且确定讨论会的内容分为：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哲学史观点批判；胡适的文学史观点批判；以及《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等方面。联席会议并推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等九人组成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
于是，由对《红楼梦》研究的批评讨论而开始的对于胡适派的批判，就从文学艺术界扩大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几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
这样，又一场波及整个文化思想战线的大批判运动，便声势浩大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了。
如果说，3年前开展的对于电影《武训传》和武训其人的批判，还只是围绕一个历史人物和一部文艺作品；这一次由李、蓝两位青年人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而引发的对于整个胡适派各种思想观点的批判，涉及的面实在是大大超过前一次批判。与此同时，前一次对于电影《武训传》和武训其人的批判，固然也是有领导、有步骤的进行，不过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