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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寿活动的成功，特别是历史剧《棠棣之花》演出得到强烈的反响，激起了郭沫若戏剧创作的活力。他发现，全民抗战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在当时的国统区重庆这样一个特定的现实环境中，历史剧以历史题材表现出现代精神的戏剧，不但是一种人民群众喜欢的艺术形式，也是一种能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艺术武器。因此，他看准方向，集中精力，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4月，在前后总共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以惊人的创作力写出了六部历史话剧。这样的速度和成绩，可以说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这六部话剧是：《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筑》（《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
六部历史话剧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特点，即：题材虽然是取之于历史，但都注入了现代精神。作者借古讽今，以古鉴今，作品的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中那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以民族利益为不顾的当权派。他们的行为、思想、感情以至丑恶嘴脸，都可以从剧中一些反面人物身上找到印证，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抗战、“望合厌分”的心声以及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也从剧中得到了艺术的表现。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屈原》和《虎符》。
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在郭沫若写于此时的几个剧本中，演出效果极佳，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属上乘，还因为它们都有一些不平常的经历，即都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和具体关心。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郭沫若的文化活动是怎样紧密地和党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屈原》是郭沫若这一时期所写六个历史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作。剧本取材于战国时期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怀王对秦外交上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作为全剧情节线索，构成作为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屈原这个文学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现了为祖国和人民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
郭沫若并不讳言他写《屈原》以及其他几个历史剧的创作动机，就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他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在他看来，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原，虽然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积极的历史作用，但从相对弱小的其他六国来说，秦国的武装吞并，给六国人民也确实带来了巨大灾难。因此，主张联合抗秦，反对秦国并吞，就是当时六国人民极其自然而又正当的愿望。而且，郭沫若认为，楚国当时是有可能统一中国的，“中国由楚人统一，由屈原思想来统一，我相信自由空气一定更浓厚，学术的风味也一定更浓厚。”（《论古代文学》）
在他看来，历史没有走这条路，不仅是楚国的悲剧，也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剧。所以，他是以这样的历史观点，从反对侵略、反对投降、反对独裁的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出发，以战国时代联合抗秦的故事来创作《屈原》等一系列历史剧的。他特别说到他写作《屈原》就是要“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是要“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
对于郭沫若来说，《屈原》的写作过程是一次极为激动也极为欢愉的过程，因而写作得也十分顺畅，前后不过用了11天时间，而且其间还有许多其他工作和一般的社会应酬。
那是在重庆天官府街4号郭沫若自己的寓所。
一月份，是山城重庆最冷的日子。
因为没有取暖设备，郭沫若在自己的书房里也要严严实实地裹紧那身已经显得有些旧的棉袍。
他伏案疾书，因为投入，因为激动，他并不觉得冷，甚至额头还不时渗出细小的汗珠。
郭沫若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这次写作《屈原》思路竟是如此敏捷，“提起笔来，即不觉妙思泉涌，奔赴笔下。”许多情节都不是事先构想的，而是随笔所之，其中最突出、连作者自己都觉得是“纯全是出乎意外”的是原先准备写屈原一生，结果只写了屈原的一天由清晨到半夜过后，并且这样更精练更集中更概括地表现出了屈原的一生。
郭沫若写得兴起，按捺不住自己，有时就独自站在屋里手舞足蹈高声地朗诵起戏里的台词：
呵，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但是我，我没有眼泪。宇宙，宇宙也没有眼泪呀！眼泪有什么用呵？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
从戏里看，这是屈原在将自己一腔冤屈与愤恨同猛烈咆哮的风雷电融为一体。从现实看，这又是革命诗人郭沫若把自己和屈原融成了一体。他自己是那样兴奋，以至说自己真的好象变成了小孩子。有朋友来，不管来者喜欢不喜欢，他都要整段整段地朗读给他们听。有一次周恩来去看望他，他竟一口气把全剧吟了一遍给周恩来听。
周恩来对剧中的《雷电颂》也欣赏备至，曾说：“屈原并没有写《雷电颂》这样的诗词，而且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词，那是郭先生把自己胸中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愤恨，把国统区人民对反动统治的愤恨，借屈原之口说出来的，《雷电颂》是郭先生代表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
周恩来对《屈原》的创作是给予了很大关心的，并且对创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周恩来直爽地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据说，戏的结尾，郭沫若将屈原安排到江北去，就是考虑了周恩来的意见，用意是隐喻当时的光明是在北方。
《屈原》写完，剧本是逐日发表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的副刊上。
这很出人意料。
当时，许多报刊知道郭沫若创作《屈原》，纷纷上门索稿，郭沫若都没有答应。
这是因为郭沫若同周恩来交换过意见，出于策略考虑才决定把剧本交给《中央日报》的。因为当时负责《中央日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正好是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交他发表，顺理成章；更主要的是《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报纸，发行量大，也就影响大，而且也为剧本公演打开了一条合法的路。剧本能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难道还不能公演吗？
剧本陆续刊出，国民党当局才发现问题，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时的国民党大员潘公展看后大骂：“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竟然登起骂我们的文章了！”随即将孙伏园撤职，但生米已煮成熟饭，为时已经晚矣。
对于《屈原》的演出，周恩来也给予了具体的关心。他指示一定要选择最合适的导演和演员。决定剧本仍由刚成功演出了《棠棣之花》的中华剧艺社演出，导演陈鲤庭，演员有金山、白杨、张瑞芳、顾而已等，特别是由当时红得发紫的话剧艺术家金山出演男1号（也是剧中唯一的主角）屈原，更是引起了轰动，上座之佳，空前未有。许多观众半夜里就带着铺盖来等待买票，许多人是走很远的路，冒着大雨来看演出的。演出时，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融成一片。当时，在大街上，在学校里，在嘉陵江畔，到处可以听到人们模仿剧中屈原的声调朗诵《雷电颂》，以此来发泄自己对反动当局的强烈不满：
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你们滚下云头来，我都要把你们烧毁！烧毁！烧毁！
《屈原》的演出，完全可以说是由党领导、由周恩来直接指挥的一次文化战斗。
许多年后，当时参加演出的一些演员如金山、张瑞芳等就回忆说：演出实际“是在一种特殊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打的一场政治进攻仗，”“我们这些出现在舞台上的人，都好比冲锋陷阵的兵士；”“布置这场进攻战的，是诗人郭沫若，而领导这一战役的，就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屈原》演出后，党组织和周恩来根据当时政治形势有所缓和，国民党当局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有所收敛，决定“扩大宣传，把文章做足”：第一，发动《新华日报》和其他进步报刊发表大量剧评；第二，在报刊上开展《屈原》诗词唱和。当即有黄炎培、郭沫若、沈钧儒、董必武等数十人先后发表唱和诗词百余首。其中，董必武的诗写道：
诗人独自有千秋，疾恶平生恍若仇。
邪正分明具形象，如山观者判薰莸。
又云：
婵娟窈窕一知音，不负先生泽畔吟。
毕竟斯人难创造，台前笔下共关心。
这些诗句，对郭沫若创作历史剧《屈原》作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
《屈原》演出的实际效果表明，郭沫若的创作意图不但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而且远远超出了作者的估量和希望。《屈原》在山城重庆上演时，其反响之强烈，是以往历史剧演出时所未曾出现过的，特别是广大观众以及进步文化界表现出的热情，简直令作者感动不已。尽管后来《屈原》被国民党当局禁演，但剧中爱国诗人屈原的声音已经深入人心，是反动当局怎样抹也抹不掉的。
在庆祝《屈原》演出成功的天官府郭沫若寓所宴会上，周恩来对这次斗争作了总结。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和历史剧《屈原》的创作一样，《虎符》的创作和演出，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虎符》创作的时间比《屈原》晚一个月。剧本以战国时期信陵君（魏公子无忌）“窃符救赵”的故事为中心事件，描写了联合抗秦和妥协投降的两种主张的激烈斗争，热情歌颂了人民团结抗战保家卫国的英勇精神，痛斥了反动统治者卖国投降的行径，控诉了秦国侵略者惨杀无辜的血腥罪行。由于时间充裕，剧本单行本出版后，正值周恩来要去延安，郭沫若即请他带了一本送给毛泽东。
当时的延安，轰轰烈烈的文艺整风运动已经展开，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和文化活动正蓬蓬勃勃地发展。可以说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给延安文艺界也带去了新的信息，给当地文化人士以很大鼓舞。
毛泽东在收到郭沫若的《虎符》后，立即给郭沫若写信，说：
郭沫若兄：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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