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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郭沫若来说，他决定来到广州，并不满足于在文化教育战线从事革命工作，尽管他是一介书生，但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亲身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当他得知很快就要出兵北伐，他能沉得住气，安得下心吗？。
郭沫若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了当时也在广州的创造社后期成员、已经是共产党员的阳翰笙和李一氓。他们听了，又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当时在广州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
尽管后来郭沫若和周恩来结下了非同一般的深厚的友谊，但郭沫若到广州后一段时间内还无缘很快认识周恩来，不像和对毛泽东那样，几乎是一到广州就见面，就交谈，就认识。
据郭沫若自己说，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虽然也不太晚，大约是在到达广州后一个月（4月），郭沫若已正式上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一天，周恩来和另一位着名的革命党人伍朝枢到广东大学演讲，郭沫若只是作为一名普通听众坐在台下听讲，算是和周恩来第一次面识。
那天周恩来讲的是工农问题和学生问题。对于周恩来讲演的内容，郭沫若倒似乎未留下太深印象，而对周恩来的口才和风度则印象极深，甚至在几十年后回忆还犹如昨日。
在此之前，郭沫若已听到很多人谈论过周恩来，也读过周恩来的许多文章和讲话，自认和周恩来神交已久，但一旦亲见，还是被周恩来的神采和仪表所吸引。不过，那一次，周恩来讲话完毕即离开了会场，郭沫若未能和他单独见面一谈，这让郭沫若遗憾了半天。此后，他和周恩来虽然在各种公开场合也有过多次接触，但都只是一般性的聊天，未能深入地交谈。
6月21日至24日，亦即《北伐宣言》发表前夕，由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主持召开了战时工作会议。周恩来、恽代英、郭沫若、顾孟余等以个人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周恩来被推选为宣传训练及补充委员会主席，恽代英和郭沫若等被推选为委员。周恩来同时被推举为总政治部编制委员会主席。在6月23日的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了战时宣传训练班计划；24日的会议上，报告了编制委员会审查结果。会议期间，郭沫若和周恩来有机会深入接触。他们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和审查了各种问题及议案。他们二人之间也更加深了沟通和了解。
对于郭沫若希望投笔从戎，直接参加北伐，周恩来当然是理解的，也是高兴的。
周恩来当时是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北伐军的政治工作正是由他负责。他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重视，认为郭沫若如参加北伐，在政治上将会是影响很大。为了对革命事业负责，也为了对郭沫若这样一位大诗人大文豪负责，他不但上报领导机关认真研究，也作了周密的部署和考虑。
当时关键问题是有没有合适于郭沫若的工作和岗位。
正好，此时北伐大军组建，在政治宣传方面尚需加强力量，就当时的情况看，领导尚嫌薄弱。
原来自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新政策以来，在武装斗争方面学习苏俄加强政治工作的经验，不但重视军队中士兵军官的政治思想工作，也重视群众政治思想宣传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北伐大军顺利进军所向披靡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大军即将开发，虽然北伐军成立了政治部，但部属宣传科仍缺乏合适负责人选。别看这个政治部宣传科长的职位不高，其重要性却不可轻视。当时的情况是，5月，蒋介石已经策划了以排共为目的的“整理党务案”，他的排共倾向已经公开，所以，他是不可能同意把这一职务交给共产党员来担任的。而当时，郭沫若刚参加国民党不久，尽管他接近共产党，钦佩共产党，甚至更像共产党，但他毕竟身份是个国民党员，加之他的名气和影响，蒋介石接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以一位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和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教授来低就一个宣传科长，郭沫若是不是愿意，会不会答应呢？看来是需要和郭沫若本人好好地谈一谈的。
说起来郭沫若之决定投笔从戎，亲身参加北伐，和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共产党人孙炳文有关。孙又是北伐军后方留守主任，在当时革命工作中很负一些责任。他看到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一职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久悬不决，心里十分着急。孙为人率真爽直，看到郭沫若有意投笔从戎，便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对郭沫若说：
“怎么样？宣传科长，乌纱帽是小了一点啦！”
“那把你的秘书长的官衔让给我如何？这顶帽子不算小啦。”郭沫若故意和他开玩笑。
“我倒愿意把‘留守主任’的帽子让给你，就不知道行不行。”孙炳文也半开玩笑地说。
“谁稀罕你这‘留守主任’，‘主任’再大也是‘留守’；不上前方，让我当主席也不干。”郭沫若斩钉截铁地说。
“那你要个什么名义？直说！”
“我只要革命的名义，别的什么名义也不要。”
“好，好。”孙炳文竖起了大拇哥。
周恩来办事要比孙炳文细致，他郑重其事地把郭沫若约请到他临时安排在南华银行楼上的家里，详细地谈当时的形势并诚恳地征求郭沫若对工作安排的意见。
南华银行是英资银行，在广东颇有势力和地位。因为大革命起，英方见势不妙，趁早卷铺盖走了，银行大楼也就被征作革命机关办公。
说是周恩来的家，其实不过是间办公室，除了一张板床，一张办公桌，几把木椅，并不见什么家庭陈设，更感受不到一点家庭的气氛。
周恩来和郭沫若并非第一次见面，加之他们早就一见如故，虽然在郭沫若来说，这还是对周府的第一次造访，却并不感到陌生。又因为郭沫若是由李一氓和阳翰笙陪同，氛围更显热烈随和。双方在说过几句客气话后，坐下不久就很快进入了正题。
周恩来开宗明义地说：
“郭先生，听说你决定投笔从戎，这实在是令人兴奋鼓舞的事，我十分钦佩，也向你表示祝贺。”
“周先生过奖，古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北伐虽不一定及于‘兴亡’，但至少是‘国家大事’，我这‘匹夫’还是‘有责’的嘛！”郭沫若和往日有些不同，显得比较谦抑，但他心里也的确如此想。
“国民军总部对郭先生意见十分重视，认为这是国人之幸，国民军之幸。”
“哪里哪里，略尽绵薄，略尽绵薄。”
“不知郭先生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有何意见，有何要求？”
“孙（中山）先生说得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郭某人要求参加北伐，不过是顺应时代潮流，不是为官谋职。”
“这一点我们深表理解。这也是我们对郭先生深表钦佩的地方。说起为官谋职，以郭先生现在在广东大学的职位和待遇，也就不会到我们部队中来了。”
“这倒是实话。如果为了求官谋职，我郭某人甚至还不会到广东这所谓‘蛮荒’之地来的啦！”
“是的是的，但我们还是应该考虑一个适合郭先生身份的位置啦。”
“周先生不必过多费神。我郭某人只要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是什么都可以担任的。”
“以郭先生的才能和特长当然是在政治工作方面。现在是政治部工作基本上都有了安排……”
郭沫若未等周恩来说完，即抢着说：“我自己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做什么工作都可以，不需要担任什么具体职务，更不希望挂一个顾问之类的空名，能协助别人做好工作就可以了。”
周恩来对郭沫若的态度十分感动。以一个这样有身份的大诗人大教授，能这样对待革命工作，不能不令人由衷佩服。
这时，周恩来就把准备好了的话提了出来，即询问郭沫若对担任政治部宣传科长有什么想法，并说这只是初步考虑，有何不妥还可再议。
谁知郭沫若十分痛快，竟然回答得十分干脆：
“这有什么不合适，我本来只是想当个‘兵’，不用说这还是个‘长’啦！就怕我不能胜任，因为我教惯了学生，可没有管过一个兵。”
李一氓、阳翰笙在一旁听了直乐，心想：让你当宣传科长，谁让你管兵哪！
还是周恩来细致，赶忙补上一句：“初步意见，还可考虑，还可考虑！”
郭沫若对这次谈话十分满意，对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也十分高兴，出来时对李一氓、阳翰笙说：还是周恩来考虑问题周到细致。
周恩来在征求了郭沫若的意见，知道郭沫若对工作安排没有异议之后，很快把情况告诉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
邓演达听到郭沫若这样一位人物屈就自己属下的宣传科长，不知道有多高兴，立即亲自到郭沫若家里专程拜会，表示他的由衷高兴和欢迎之意，并表示无论郭沫若担任什么工作，是什么头衔，他都会把郭沫若当成“军师”一样敬重。为了表示对郭沫若的尊重，邓演达特意为郭增加了“行营秘书长”这样一个头衔。这虽无关宏旨，但对以后郭沫若开展工作还是有相当的意义。
任命郭沫若为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包括邓演达加封郭沫若为“行营秘书长”，从头到尾都征求了蒋介石的意见。
当时蒋介石身居北伐军总司令之职，而且大权独揽，像任命郭沫若这种事，不可能绕过蒋介石，也不应该绕过蒋介石。当时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还处于尽可能采取合理合法方式阶段，一些工作和事情能够通过合法程序当然应该尽量通过合法程序，能够争得蒋介石同意当然也应该尽量争得蒋介石同意。事实上，蒋介石对于有像郭沫若这样的人参加北伐，在他看来有郭沫若这样的人愿意在他麾下“出力效劳”，感到只会增添他的风光，而不至于对他有什么威胁。对于军事行动的政治影响的好处，蒋介石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对于提高他的威信，给人以他能广招天下贤能的印象，实在是大有益处。当然，他并不真正了解郭沫若，并不清楚郭沫若真正的政治倾向。他听见过“郭沫若”三个字，知道此人非一般等闲之辈，是大诗人大作家大教授，至于此人有些什么作品他也未必了了。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的《党务月报》，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各种学长，只有文科学长郭沫若先生，很能帮助党务的进展，……能够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有彻底的革命表示和主张。
这就给蒋介石吃了一颗定心丸。又据郭沫若说，在他随军出发前，邓演达出于对他的尊重，亲自陪同他去见了一次蒋介石。当时郭沫若的军装还没来得及发下来，所以他去拜见蒋介石时还只能穿一身便服。按通常礼节，这似乎有些不讲军纪。不过蒋介石倒也不计较，而是很客气的接见了他。令郭沫若哭笑不得的是，蒋介石知道邓演达曾留学德国，也知道郭沫若留过学，却不清楚是在哪国留学，还认为他是和邓演达在德国留学同学。（其实郭沫若作为留日学生是广为人知的）蒋介石还以不容争辩的权威架式，一嘴奉化腔，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