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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而龙犹豫了一下，但立刻否决了自己。不知为什么，他认为有一位信奉王纬宇的县委书记陪同，那么长眠的女指导员肯定会皱眉头的。
“快赶回柳墩去吧！”他尽管这样说，目光仍舍不得离开原来耸立着银杏树的村子尽头，可是新盖的房屋，挡住他的视线，游艇又不理解人的心情似的飞快行驶，三王庄很快落到身后边了。
芦花……于而龙在心里同她交谈起来。
要不是意外地巧遇着他当年的一位老战友，恐怕此生也只是在魂梦里来到她的身边了。只是一句无意中的言谈，才导致游击队长，重返故地，在石湖上乘着游艇疾驶啊！
“芦花，你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劳辛，我们那位感情洋溢的诗人！”正是这位记者兼诗人的罗曼蒂克式人物，使于而龙三十年回乡的梦变为现实，而他和认为早已牺牲物故的劳辛见面，实在是极其偶然的。
去年，一九七六年的最初几天，在举国悲痛的日子里，在满城白花，阵阵哀乐声中，阳明，原来在根据地里他们的政委，长期卧病以后，也随着那颗殒落的巨星与世长辞，再也比不上那一年春天，整个中国更为苦痛的了。
阳明是一位非常体贴关怀下级的领导干部，大家都特别尊敬他。于而龙心肌梗死发病住院，这位政委还拖着很重的病，来看望过他。很清楚，是路大姐去告诉他，并要他来的。那时，周浩的处境要更糟糕些，一个被命名为“还乡团支队长”的挨批之人，怎么能到医院里来探视他于而龙呢！又不知该造出什么舆论，作出何等文章。但是，在部队工作的阳明抱着病来看望了，他身体瘦得可怜，但精神矍铄，一个劲地说啊笑啊，劝于而龙不要颓唐，鼓起信心活下去。
“你就放心吧，阳明同志！”
“我对你还是蛮有信心的，谁让你是一条龙呢。”他温和地笑了，自从于而龙认识这位领导人以来，从来都是这样和蔼可亲，令人感到格外温暖。
谢若萍对这位部队首长说：“现在他是趴下的虫了！”“没关系，鱼龙变化，未来还是可以飞腾的。看咱们那头铁打的狮子，不也被捆住了手脚嘛！”他轻松地谈起周浩。在那乌云滚滚的日子里，这种谈话方式使于而龙惊讶，为什么他不把事态看得那么绝望悲观，好像不得了，天全黑下来了。阳明敲敲他那铁床，发出丁当的声响：“有句俗话，叫做百炼成钢，听见没有，这是从烈火中炼出来的金石之音；你搞多年工业，更该明白这个道理。像我癌已扩散，指日可数之人，还充满信心地活下去呢！千万不要灰心失望。”他笑着问：“还记得六七年，我作为你的同谋犯，从你们工厂偷着往外运那套动力实验资料？”
“全让他们烧了，二十年辛苦，付之一炬！”
“造孽啊！”他叹了一口气：“总有恶贯满盈的一天！我记得那时候你也曾经趴下，可不曾服输，用他们的话，就叫做蠢蠢欲动，伺机再起，现在怎么啦？背一回氧气袋上台做检查，就失去勇气啦！”
——他全知道，全知道，一切他全了如指掌啊！
但是于而龙万万没料到，他出院还不曾来得及去探望政委，倒先接到了他的噩耗。谢若萍害怕老伴过于激动，直到开追悼会了，才不得不告诉。
——芦花，你该比我更熟悉阳明同志，他还是你们那一届抗大分校的负责人，那是一位多么严谨正直的老同志，又是多么爱护干部，关怀下级的好领导啊！
于而龙还记得最初攻打县城失败以后，政委来到三王庄，那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他那温文尔雅的样子，并不能使于而龙的忐忑之心稍稍平静下来，多少有点耗子见老猫似的，估计周浩式的一顿臭骂是免不了的。于是端坐在船舱里他的对面，准备迎接这场暴风雨。后来，游击队长才体会到政委和司令员的截然不同的性格，安排在船舱里个别交谈，正是他的细致之处，不像“将军”，那管人前人后，噼里啪啦一顿机关炮，搞得人下不了台。
阳明没有责备他，连一点批评口吻都未流露出来，而是文静地询问着战斗的全部过程，哪怕极其无关紧要的细节，都再三再四问个齐全，半点也不着急。那时候，于而龙是刚出炉的烧饼，虽然有股热劲，但还显得软嫩，是个才学会打仗的初级指挥员，有些问题，张口结舌答不上来，有些数字，模里模糊说不准确——要碰上周浩，眼睛早直了，就得朝你拍桌子。但他挺有耐心，宁静地等于而龙想好再回答，这时，只听水声汩汩地拍打着船帮。
王纬宇打发通讯员长生，至少来送过十回茶水，最后，阳明笑着说：“回去告诉关心你们队长命运的人，我保险不把他吃掉。”
事后，游击队长把参谋——王纬宇那时是参谋，叫到偏僻处，生气地问：“你在搞什么名堂？怕我把屎盆子全扣在你脑门上么？”
“如果你需要的话，也许会那样做。”
“敢作就敢当，我不像你。极力主张打的是你，出了娄子拼命把自己摆脱出来也是你。”那时，王纬宇仗打得英勇，没有少给他哥苦头吃，凡是能教训王经宇的地方，他都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这一仗，就是打他哥在县城的奥援。
他若无其事地说：“我只是测量一下领导同志的温度，拿船家的话讲，也就是要观一观风色！”
接着，政委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似的，一项一项都摊在船舱里，类似沙盘作业那样，从最初对敌情的判断，到一场攻坚战设想的形成，再从一二梯队的运用，发起攻击的时机，各种火力的配置，一直到部队的干部思想，战士情绪，从头至尾的政治工作，像剥莲蓬一样，一层一层给于而龙剖析着。
时属深秋，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在忍受凄寒，而我们这位石湖支队长，却像三伏天里钻进了灶炕，汗流浃背地听政委以商榷的口吻，同他探讨战斗的得失。那些个破绽哪！那些个漏洞哪！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恨不能从船帮的缝隙里钻出去。
——直到今天，我还是个不及格的学生呵！
死去的政委当时毫无责备的意思，声调也不曾提高半分，而于而龙比受着斥骂、受着鞭挞还感到难过痛心。这才能叫做真正的触及灵魂呢！
指挥员的卤莽，是要以战士的生命为代价来补偿的，但是政委却把责任揽在自己头上：“……轻敌的苦头，不作调查研究的苦头，轻易被人动摇自己判断的苦头——哦，了解得多么仔细啊！——我们都吃过，要是多在你们耳边吹吹风，至少会使你们慎重些，小心些。怪我吧，怪我来你们支队太少，而且也晚了点。”说着，紧握住于而龙的手：“二龙，打起精神，我们来不及办军官学校，只好边打边学，要付出一些学费，也是势所必然。”
可是一旦获得一些成绩，取得一点进步，阳明决不会忘记夸奖和鼓励的。就在那以后不久，支队在陈庄、三河镇之间打了胜仗以后，政委赶快派记者来写他们。
他们就从那时起结识了劳辛，一个和他们生长环境迥不相同的人物，这个从海外跑回祖国来抗日的华侨青年，留着浪漫主义的长头发，写着充满激情的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的诗句。
说来也不怕丑，于而龙从不讳言，那时他和芦花是没跨出石湖一步的土豹子，不但不知道土星火星在宇宙间的轨道，甚至常挂在嘴边的英美法，日德意，也不晓得他们彼此谁挨着谁。延安那是心目中向往的圣地了，但实际距离多远并无确切的概念。尽管来不及地像饿汉般吞食着新名词，差点得了消化不良症；但要听懂劳辛那些古怪的外国话，比读天书都困难。什么“普罗意识”、什么“布尔乔亚的情趣”、什么“以狄亚”、什么“生蒂门答”、什么“我的烟斯披里纯来了！”等等等等，神仙也弄不明白。只是到了相当熟稔以后，于而龙和芦花——主要是充满好奇和追求，探索和思考的游击队长，才悄悄地问他那些洋话是怎么个意思？可是要他用老百姓的语言，来解释sentimental的涵义，诗人费难透了。甭说在四十年代，现在有谁来尝试一下，保管也不容易。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与日俱增的友谊，心和心在逐渐靠拢，革命是他们牢牢联系的纽带，但激情却是焊接剂。哦，还有，诗人那直到今天也不隐讳，而且是并不衰减的对于芦花的真挚情感——那时人们多么坦率和忠诚呀！这样，他们一起度过了石湖的最美好的时光。所以后来，传说诗人在战斗中牺牲的消息，曾经使他们多么悲痛了一阵啊！
但历史有时会重演的，巧合的情况也经常发生，要不然也就不能称之为充满戏剧性的世界了。是阳明使他们相交结识；三十多年以后，又是他让于而龙和劳辛重逢叙旧，然而却万万没有想到，是在政委的追悼会上。
“你还是不要去了吧！”谢若萍劝说着她的老伴。
“不，我爬，也要爬去参加追悼会的。”
按说革命队伍里，并不存在那种旧的伦理道德，但于而龙一直把阳明同志，赵亮同志，还有一些老领导，当做是自己的前辈，起心眼里尊敬他们。不顾他老伴的劝阻，到底赶去参加这位“恩师”的追悼会。等他走进灵堂，致悼词的一位负责同志都快要结束他的讲话了。
他只好在肃穆的人群后面垂首站立，那位负责同志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时不时地把讲稿捏在手中停下来不做声，而且是长时间的停顿，大家也都沉静在自己的哀思里。此时，在寂静的灵堂里，听得出欷哽咽的声音，出席追悼会的，绝大多数都穿军服，而且有把子岁数的部队首长也不少——他女儿画中的那位老兵也该来的，然而遗憾，他在面壁！一般讲，人老了就不大容易激动，但一个个竟至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可见人们对死者怀念是多么深切了。
悼词里提到的死者在南方根据地，在苏浙皖，在苏中苏北，在江淮地区工作战斗的历史。那些听来怪熟悉的机构名称，部队番号，使于而龙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去。尤其一听到抗大分校，立刻想起了芦花，她曾经去学习过，而且还想起来，当她学习结束后，政委仍照顾地把她派回石湖。在离开抗大时，政委把他自己手抄的《共产党宣言》（记得还是根据早年陈望道的译本，工工整整抄写下来的）郑重地送给芦花：“这是我给你和二龙的一份纪念品！”在抄本扉页上，有他的蝇头小楷，并排写着芦花二龙的名字……于而龙不敢想下去，因为他和芦花的婚姻，曾经有过许多议论，直到今天，还可以说是余波不息。想起最初的政委的第一次支持，那等于是一份结婚证书呵！从此，才得以理直气壮地在银杏树下有了一间新房，是多么不容易冲破那重重思想束缚，盼到了这一天呀！哦！不敢再往下想去，他担心涌塞在胸头的感情，会控制不住从眼眶和喉头冲了出来。
“我们是幸运的一代，经历了一场伟大的革命；然而我们也是不幸的一代，因为我们受到了多得多的挫伤和痛苦，有些，完全是不必要的……”于而龙想起不久前阳明开导自己的话，心里觉得堵得慌，他努力稳定住自己，因为他老伴直是嘱咐：千万千万不要激动！
离他不远，站立着一位同样迟到的吊唁者，他瘦削枯干，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