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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家？”
他吐出这两个字有点后悔了，因为他从县委负责人眼睛里，看出了果然不出所料的心情。所以他觉得自己由于情急而有些露出马脚，和他千里迢迢回乡垂钓的悠闲神态，很有些不调和。然而，正是他要寻找的这位船家老汉，可以打开三十年旧锁的那把钥匙，这把钥匙不仅能剖析开芦花死因的哑谜，而且还许能看透一点隐藏在迷雾中的罪恶。他怎么能不一下子变得激动？好像谁往油桶里投进一把火似的，刹那间沉不住气了。“稳住，于而龙……”他告诫着自己。
但他终究是条老狼，倒要测验一下这位大腹便便的书记和去年那次碰壁的函调有什么关系，便不露声色地询问：“如今那些个船上人家呢？”石湖里有两类以船为家的居民，一类是捕鱼捞虾的，一类是运货载客的，整年和波涛为伍，生活在风浪里，形成一种和死也离不开那块土地的庄户人家，性格习气全然不相同的水上游牧民族。
王惠平回答着：“都定居了，不复存在水上人家这个概念了。”
“人总是在的！”至关紧要的是，不知那位老汉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
他看到王惠平脸上掠过一丝疑影，然后听他说：“老的都死绝了。”这和那次碰壁的答复，口径基本上是一致的。于而龙的心不觉往下一沉。
游艇在那一船乡亲们惊羡的目光迎送下，超越过去，离开塘河，穿越一望无际的湖面，加快马力行驶。于而龙根据鹊山的方向判明，这是去县城的水道。当年，他率领支队首次攻打县城失利，也是从这条水道浩浩荡荡开赴火线的。他问王惠平：“哎，你打算回城？”
于而龙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按照腐旧的字眼，他该算是个“袍泽”、“部属”，如今人家是堂堂一县之尊，自己是个不在其位的台下人物，就不好以旧日的关系来论。“小王”倒是早年间叫惯了的，现在却不相宜，会给人留下老气横秋的感觉。要是径呼其名“惠平”吧？三十年从未来往，是否过于亲昵？思来想去，干脆，什么都不叫。
王惠平大声地发着牢骚：“支队长，你回到石湖，要不在我那儿落脚，这不是寒碜我，怕我备不起饭？”
于而龙说：“我是回到石湖钓鱼来的。”
“支队长，你可真会开玩笑！”他显然不相信。
“你不要勉强我，调回头吧，老林嫂还等着回去吃饭咧！”
他几乎不容转寰地：“走吧，支队长，进城去！”水生也帮着县委书记说服：“叔爷，既然王书记来接你——”
于而龙笑了：“就我这一身泥水，不怕给你们丢面子？肯定要进城去叨扰你的，等我钓到了鱼，还要到城北烈士陵园去看望赵亮的坟茔咧！”
“干吗钓到了鱼？”
“好有祭奠之物呀！”
“现在就去吧！”
“不！”于而龙晃晃头，口气倒是和缓的，但那执拗的性格一下子听出来了：“本来是个愉快的早晨，干嘛生拉硬拽弄得大家不舒畅，这多年，也许你不大记得我的臭毛病了。”
王惠平哪能忘记游击队长说一不二的性格，况且他有求于这个快上台的人物，当风向刮得有利于这位一蹶不振的人物时，就不宜太拂逆了。他回头嘱咐司机改道驶往柳墩，然后说：“白打了保票啦！”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纬宇叔前些日子就来了电话，要我把你照料好，我还说，请谢医生尽管放心，我们县委的谜园招待所，还是住过高级首长的。”
于而龙不由得一怔，他可真关心哪，这个王纬宇！
“纬宇叔再三讲，支队长这回回乡，一定要吃好玩好休息好，那成什么问题，我拍胸脯给纬宇叔作了保证……”
一口一声纬宇叔，听起来是多么熟悉和刺耳啊！
啊，于而龙突然间发现，眼前胖胖的县委副书记，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瘦瘦的支队事务长了，这大约还是民主抗日政权刚刚在石湖建立起来的时候。
游击队长正火冒三丈，厉声训斥着站在他面前的事务长，大吵大嚷要关他的禁闭。
那是石湖支队相当鼎盛的时期，三王庄成了一块稳固的根据地，大久保轻易不敢来骚扰了；湖西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大牌子，高高地挂在那芦花曾经悬梁上吊的大门口，着实威武。再也比不上看着自己亲手打出来的江山，更觉得自豪和骄傲的了。在敌人心腹地带建立一小块根据地，尽管是巴掌大那么一块，也是不容易，经过好几次反复易手，才巩固了下来。
“你以为还是在家当老百姓，在县城念你的高中，可以随随便便，吊儿郎当吗？咱们是革命队伍，不是麻皮阿六那帮土匪，执行上级命令，不许打折扣，尤其不准许自作主张。”
莫名其妙的王惠平一声不吭地站着，对付发脾气的支队长，最妙的办法，莫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起初以为支队长找他，又要查问粮秣数字，心里本来就揣着个兔子，先就有点胆怯；劈头一阵闷棍，打得他蒙头转向。他左思右想，虽然找不到什么有漏洞的环节，但他仍旧忐忑，支队长是决不会放空炮的。
“说话呀！为什么不开腔啦！”
他继续保持沉默，支队长的口气已经由责骂到讽刺，这就表明，阵头雨快过去了，很快就要出太阳，心平气和下来，一场磨难该结束了。
“用不着装出孬包样子，一副可怜相。呸！还掉金豆，快别现世啦！你们那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我算看透。”当时，流行着一种说新名词的癖好，一有机会就搬用。于而龙朝高门楼啐了一口：“我不是八十岁的老奶奶，又聋又瞎，你当我把话说过去，就扔脑勺后边忘了？告诉你，知识分子，支队长的话就是命令。”他猛地喊了声：“王惠平——”
“有！”他吓一跳，赶快答应着。
“听我口令！”
“是！”他赶紧按《步兵操典》的要求立正等待着。
于而龙连续发令，让他做着稍息、立正；立正、稍息的动作，王惠平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单独对他进行操练。最后，喊了一声稍息，继续教训：“看明白没有？有的命令是不一定写在纸上的，你敢马马虎虎不执行吗？”说罢，他笑了，这个怪人啊……
王惠平以为雨过天晴，那笑声表明了这一点，便斗胆地冒出一句辩白的话，谁知他又在点燃了炮仗捻子。“支队长，我不清楚犯下啥根本性的错误？”
于而龙差点没气炸了肺，说了个口吐鲜血，直当苋菜水，不清楚吗？我会让你清楚的，啪，他把屋里那一小口袋山芋干，扔到他脚下。“背着它到禁闭室去，好好清楚清楚去！”
一会儿，通讯员长生回来向他反映：“报告支队长！”
于而龙还在盛怒之中：“什么事？”
那时候人们并不那么唯唯诺诺，长生站直了回答：“支队长，你大概冤屈了事务长！”
“滚蛋——”
“是。”
于而龙就是这样：脾气来得快，也去得快，特别觉察到错怪别人的时候，他会马上赔礼道歉；所以挨训者还耿耿于怀，他倒跑过来，向你敬礼，向你认错，拍拍你的肩膀，说不定开个玩笑，刚才他下的那阵鸡蛋大的冰雹，早化得无影无踪。
“回来！”他叫住通讯员：“那个知识分子鼻涕虫说些啥？记住，不许犯右倾——”
“事务长说他拿大秤约了再约，斤两不会错的。”
那年石湖闹灾，群众生活较苦，上级从滨海地区调运一批山芋干来帮助度荒，区委定了个框框，于而龙给王惠平挨个一说，交给他去办。
王惠平在禁闭室里枯坐着，没想到于而龙站在门口，那时作兴自觉关紧闭，连个警卫都不设。
于而龙问：“你约了再约？”
“是的！”他绝对有把握地回答。
“你再说一遍！”
“我？”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又上来了，他不敢坚信自己。
“家家户户都按我说的如数发了？”
“哦！”王惠平到现在才恍然大悟，支队长的火气从何而来，他以毫无挑剔的立正姿态，站起来理直气壮地回答：“就是那个秀才委员的救济粮没如数发给他。”
“为什么吗？”于而龙冲禁闭室吼。
他有所恃地回答：“按照现阶段阶级斗争的规律性来分析，他算不得革命的基本群众，而抗日之主要力量——”
“这是你的话吗？”
“不是。”
“谁讲的？”
“纬宇叔。”
“什么纬宇叔！”
“副队长。”他连忙改口。
“什么副队长？”那时，王纬宇由于作战勇敢，调到毗邻的滨海支队去了，已经不担任石湖支队的职务。
王惠平嗫嚅地说：“纬宇同志讲，山芋干是他们通过封锁线支援咱们的，居然去接济满清秀才，封建余孽，至少是右倾机会主义。”
于而龙压住火：“既然如此，干脆取消多好，为啥还送半口袋去，犯一半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呢？”
“那不是老夫子，谁知是真是假，眼下还站在统一战线里吗！”
“这个混蛋，又来他那一套可怕的‘革命’性了……”于而龙在肚子里暗自骂那个王纬宇。而且诧异一个被芦花从城里动员到支队来的青年，怎么能那样信服王纬宇，支队长的命令可以减半执行，一个调走的纬宇叔，他的话倒当做圣旨，实在难以理解。
要不是那位老夫子求人将救济粮捎回来，刚才那场雷阵雨，也落不到王惠平头上了。其实，那位秀才委员并不是嫌不足数才退回的，而是他不愿给抗日民主政府增加负担，他托来人捎话：“我身为委员，理当体念时艰，心意老朽领受了，粮食还是先尽那些嗷嗷待哺的老百姓吧！”
他那时基本上无人侍养了，儿子跑到大后方国统区的重庆去了，女婿投靠了南京汪伪政府，好几次来接他，他不去：“道不同，乘桴飘于海，俗话讲：桥归桥，路归路，我要跟这些赤脚大仙在石湖待下去。”
早先时候，他的少爷和姑爷，媳妇和女儿一齐劝他离开石湖：
“老爷子，别犯糊涂，这里眼看要成共产党的天下，泥杆子要坐江山啦！”
别看他是个入过闱，应过试的秀才，思想却并未停留在满清，倒是个新派人物：“我一没剿共，得罪了人家，二没家产，怕他们共产，我是皇帝、军阀、委员长三朝都过来的人啦！倒要亲眼看看共产党是不是有气候。”
像这样一位编过县志的耆宿，活着有功名的遗老，四州八县都闻名的板桥先生的后裔，自然，无论日本鬼子、国民党都想把这有点号召力的名望之士抢在手，以壮门面。汪记伪县长在城里望海楼摆下筵席，派汽艇专程到闸口接他就任顾问，他给辞退了；国民党第三战区拿着司令长官顾祝同的片子，聘他去作参事，抬着轿子来请，他给谢绝了。可是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以后，邀他代表三三制的一个方面，老先生连半点推托的话都不曾说，慨然允诺，而且对芦花说：“别看你给我腿上一枪，我还是拥护你们赤脚大仙！”
对这样有民族气节，靠书画为生，过着清寒岁月的老人，拨给一点救济粮，竟会犯下右的错误么？于而龙问护粮来的王纬宇：
“是不是调门唱得越高，就越革命啊？”
“老兄，不是调门的问题，革命的最根本之点，就是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