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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到这里，客人光临了，路大姐陪着一位部队的同志登门拜访来了。于莲迎了上去，并给于而龙介绍：“爸爸，你不认识吧，这就是那幅《靶场》的买主啊！”
“今天，我请路大姐陪着来，上门提货啦！准备搞个展览会。”
“怎么？老爷们点头了？”于莲问。
“我们决定不理他。”部队同志回答挺干脆。
于莲笑着说：“过去那帮老爷没有说错，是有点印象派咧！所以眼下新掌大权的老爷，有点害怕。”
游击队长一直为那位布尔什维克不平，忿忿地说：“ 弄不懂他们干嘛那样怕新鲜事物？恨不能把社会主义像捂韭黄似的闷在小屋子里！”
最可乐的是陈剀，他又提出了一个冒傻气的问题：“怎么？我有些糊涂，这幅画又不是毒草啦？”
“陈剀，陈剀——”于而龙赞赏地拍拍他肩膀：“ 你问得好，一部艺术作品的好坏，究竟由谁说了算？我不明白，九亿人民是什么时候把艺术作品的生杀大权交给这些老爷的？让他们拿出委任状来，否则，他们的话就是放屁！真奇怪，他点头，就通过；他摆手，就枪毙。以一些人的胃口，代表九亿人的食欲。十年，文化大沙漠吃够了苦，其实，他们何尝轻松过，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不都绑在耻辱柱上过吗？可他们太健忘了。”
“不奇怪，爸爸，挨过鞭子的奴隶，手里有了鞭子，照样要抽人的。”于菱重复刚刚离去的那位工程师的警句。
路大姐说：“细想也够悲哀的。”
“走吧，抬到车上去，让真正的评判员，人民群众去鉴定吧！”
部队同志倡议着，大家都帮着把那幅油画，装到卡车上去，面壁了多年的老兵，在初春的阳光里，依然是那样神采焕发。
路大姐在书房里凭窗看着，几个年轻人充满生气的笑声，特别是两个姑娘银铃似的花腔女高音，袅绕在部大院里，使这位失去儿子，然而疼爱青年的老大姐笑了。他们多么像画幅上那些细细的白杨树，笔直地向上长着，很快就会成材了。可是，斜对面那栋楼上，也许年轻人的欢声笑语，影响到编辑的文思，只见夏岚把原来敞开的窗户，砰地关了起来。但是路大姐从另外一个角度同情这位编辑：“这是可以理解的，到了应该做母亲年龄的女人，还是膝前空空，肯定是有点凄凉的。”其实，夏岚却站在百叶窗后，端详着画面上的老指挥员，咬着牙狠毒地说：“ 算你走运，老东西！如果七八年再来一次，我保险不拿笔，而拿刀！”
那幅油画在卡车上怎么也垫不平稳，于菱找了块砖头，他姐姐嫌硬；柳娟寻了片木板，画家又嫌脏，还是陈剀有办法：“ 我上楼给你扔下几本精装书来，又软又硬，富有弹性。”一切都是这样凑巧，第一本书扔下去了，第二本书又扔下去了，第三本书正要扔，楼下于莲嚷着：“够啦够啦，稳当了！”于是，就把这本书放在窗前，正好在路大姐的面前。那是一部马克·吐温的小说《王子与贫儿》，狗屁不懂的暴发户抄家时不认识外文，错当做技术书籍给疏忽了，其实那个汤姆和爱德华倒是有点阶级调和论的嫌疑。路大姐顺手拿过来翻看，要不是其中夹着的一张放大照片，她绝对不会毫无分寸地拆看和照片放在一起的信。事情往往怪就怪在这里，倘若照片放得小一点，或者信封稍大些，那该像芦花牺牲时，开黑枪的第三者一样，是个永远的秘密了。然而夹在《王子与贫儿》中的这封信，倒使王子成了贫儿，或者贫儿成了王子。虽然陈剀还是陈剀，并没有丝毫变化。
照片上起伏的矮矮丘陵，沿着丘陵蜿蜒的曲折山路，以及山路上的那座颓败的歇脚凉亭，一下子，把路大姐的魂灵给勾住了。谁照的呢？照它有什么用呢？既无人物，又无景致，更谈不上名胜古迹。路大姐做过几天公安工作，倒觉得很像一张以供查证的现场照片。如果她记忆力不错的话，照片照的地方，正是她解放后两次去寻找小儿子下落的刀豆山。
她顾不得一切地打开这封没有封口的信，老花镜也来不及戴了，越往下看，两手颤抖得越厉害，而且，字都一个个跳动起来，她的心像悬在一根灯心草上，在激烈的摆动，随时有断的可能。果然，当她看到“咖啡色毛衣”几个字样的时候，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往后一仰，跌倒在窗旁的电视柜上，碰翻了养着热带鱼的玻璃箱，那种叫做“黑玛丽”的小鱼，在地板上乱蹦着。
“怎么啦？路妈妈！”陈剀连忙回身抱住，也许真是血统的呼声吧？——于而龙想起叶珊才说过的话，只听那位非被赶走不可的书呆子，大声地向楼下喊叫，至少整个部大院以为出了什么事，那位女编辑重新拉开百叶窗，幸灾乐祸地瞧热闹。
等到在医院急救室里苏醒过来，路大姐便追问那封信的下落，真是巧，那封廖师母临终前写的信，已经被鱼缸打翻在地板上的水泡湿，勤快的舞蹈演员收拾屋子的时候，把它团成一团扔到垃圾箱里去了。
要是早一年，于莲对这位弟媳无意中的过失决不会原谅的，现在她拿这位纯净无邪的天使怎么办？只好哭笑不得地说：“ 只有你干得出来，我的宝贝！”
“我去给你找，姐姐——”于菱弄不懂他姐姐干嘛着急？更不明白路妈妈会对一封与她无关的信，发生兴趣？只好穿上靴子，在垃圾箱里寻找，总算上帝慈悲，在众目睽睽之下，找到了那个纸团。
“是吗？”
柳娟点点头，但并不觉得做错了事。
一直等待着的路大姐，连忙把它装在塑料袋里，去求她的老同事，运用近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侦破手段，想办法在已成纸浆的一团里，将廖师母的遗信复原出来，赶紧坐着“将军”的“红旗”车走了。
大家都莫名其妙，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高度的警惕，那根紧绷着的弦，马上猜测到和早晨刚走的廖工程师有什么联系，是不是那个老人有什么严重的叛国罪行？……那时，他还在波音飞机上，进行着最后一刻的激烈思想斗争，想不到又被人冤枉了一阵，而且还基本上是自己人呢！唉……没多久，路大姐匆匆回来，一定要在廖总留下来的廖廖无几的衣物里，寻找一件咖啡色旧毛衣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万幸万幸，总算不是什么图纸之类的东西丢失了，因为国产电影艺术家老是这样教导观众的。
满屋的人谁也不露声色，因为，除了陈剀，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听说过路大姐在“ 皖南事变”中失去儿子的故事，但谁也不想讲穿，而是怀着一种激动期待的心情，希望赶快寻找出那件毛衣，由实物来讲出人们衷心盼望讲出的话。
于而龙回想起那天晚间，他家书房里，走廊里成了处理旧货的破烂市，望着那些杂乱无章的东西，不由得慨叹一个孤老头子，由于失去老伴，竟会把日子过得如此糟糕。“ 是的，老廖确实是失去了信心啦！原来他是个多么一丝不苟的人。”
坐在沙发里焦急地等待年轻人翻检寻找的路大姐，轻轻地说：“别忘了人是生活在社会里的。”
谢若萍正在端详着那张照片，她记得廖师母曾经说过：“ 我要眼睛闭了，谁也说不清楚了，也许我该把实实在在的情况告诉孩子。”那时候，谢若萍忧虑的是关在厂里的丈夫，竟不曾多过问一句，但照片是有印象的，然而信呢，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她在回想，所以于而龙的叹息，路大姐的答话，都没往心里去。
“他是深感回天无力才走的，其实，并不舍得离开祖国。”
“即使那些有补天之才的人，也感到棘手的，这个烂摊子呀！二龙……”她望着屋里屋外乱糟糟的一切，深有感触地说。
猝然间，舞蹈演员在走廊里“嗷”地一声，叫了起来，她从一个纸箱里，找到了那件旧毛衣，人们立刻哄了出来。于莲一看，便摇了摇头：“大惊小怪，我刚才就翻到了，颜色不对头，这是烟色，不是咖啡色。小姐，再说，这哪是毛衣，而是麻袋。”画家的眼睛，对于色彩，有种职业性的敏感。
一听到麻袋，路大姐也走出书房，柳娟为了弥补刚才的粗心大意，把毛衣捧到路大姐眼前。对失去儿子的母亲来讲，颜色不是主要的，质量也不是关键；她赶紧抖开那件对襟织起的旧毛衣，摸了摸，有点不相信，又回到书房，在明亮的灯光下，仔细地看了看。果然，一个纽扣都没有，这是做母亲的无意中做下的记号；当时，她只不过怕硌着孩子，才把所有的纽扣都用牙咬掉的呀！她还是和来时一样，不露任何表情，拿着那件还是在大生产时期，用自己纺成的毛线织起来，在农村染坊里煮得黑不黑，烟不烟的毛衣走了。
人们总是在事后才聪明起来，那位文静的廖师母把这封信夹在马克·吐温的小说里，肯定是有些什么寓意的，多么聪慧的妇女啊，这不是王子和贫儿马上变换了位置吗？哦，所谓黑五类式的家庭出身，顷刻之间，几乎是讽刺喜剧似的，再填什么登记表的时候，在那成分栏里，该写上革干两个字了吧？海外关系那也该一笔勾销了！然而，在这一天以前和以后的陈剀，难道会起什么质量上的变化吗？不会的，他照旧是他。所以说，写在纸上，印在书上的东西，并非都是非常准确的，而永远真实的，只有生活，歌德的那一句名言说得多么好啊，“生活之树常青……”
他的学术论文弄不下去了，一个碰壁碰惯了的倒霉蛋，突然发现每扇大门，都朝他打开，而且每一扇大门里面，都有一张笑容可掬的面孔；每张面孔的嘴里，都同样用唱小夜曲的柔和声调，向他表示欢迎，实在使得陈剀有点接受不了。因此，他向于而龙提出：“看样子，七七年的春天，好像还不太正常，明年我再来为论文战斗吧！”
“打算回南方去吗？”
“火车票已经买好了。”
“你把车票给我，陈剀。”
“干什么？”
“给我。”
于而龙拿着火车票去见周浩和路大姐，他们老两口，正戴着老花眼镜，逐字逐句，在看着终于“ 破译”出来的原信。“ 将军”示意让他坐下，把那些一张张洗印出来的底片递给他，虽然是东一句、西一句，前言不搭后语，于而龙终于看明白：陈剀正是他们失去的小儿子。凑巧，廖师母因为丈夫赴美留学，就去廖总的姐姐家暂住，那家是一位江南著名的辛亥元老，有点声望，和新四军关系不错，所以廖师母才从部队的驻防区域穿行赶路，谁知正好赶上“ 皖南事变”，就这样一个机会，在头天晚上激烈战斗过的刀豆山下，凉亭里等着挑夫的时候，发现了用毛线衣裹住的陈剀。江南的一月份是相当凄冷的，好心肠的廖师母便抱着他，来到亲戚家，正巧廖总的姐姐没有孩子，便留下抚养。名字是廖师母起的，她坚持要用一个“剴”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