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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证明，一、三军团分开作战是不利的。
三军团到广东南雄地区同一军团会合时，毛主席还在随第一军团指挥。六月中下旬，一、三军团会合后同时北进，三军团经鄠都、兴国向宜黄，又东转广昌向南丰前进。这时，前方总司令部已改组，朱德仍为总司令，周恩来为总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毛主席离开了部队。
一九三二年八月下旬或九月初旬，三军团奉命夺取南丰①。该城是蒋介石预备进攻基地，自二次“围剿”被粉碎以后，就开始设防，有坚固工事。蒋介石把南丰看做江西东面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称战略支撑点，有毛炳文六个团驻守。我强攻两天未克，伤亡约千人，三师师长彭遨阵亡。这时，方面军领导来了，有朱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原任中央局书记，当时似乎不再兼了）、刘伯承总参谋长，惟不见毛主席。我问刘：毛主席未来？刘答：政府事忙。这时，军团内的行政管理、党委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等，王明路线还未完全统治得了，大体还是照旧。
我们继续围攻南丰城，但未猛攻。守敌毛炳文告急，蒋介石调驻吉安两个师，沿永丰、宜黄侧我苏区边缘东进，增援南丰。三军团改强攻为佯攻，和一军团一道转移至宜黄、乐安之线以南，侧击东进之敌，消灭援敌两个师。宜黄敌一个师向南出击，我又歼灭该师，活捉该师师长陈时骥，共歼敌二万八千人。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粉碎了。注：①红军夺取南丰城是在一丸三三年二月。
注 释
〔46〕改组派，是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国民党派系之一。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党合流。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
〔47〕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进攻。当时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和上海人民一起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英勇抗战，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抗战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出卖而失败。这次事件通称“一·二八”事变。
第十章 在反五次“围剿”前后逐渐认识王明路线
（一九三年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四年九月）
大概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传达了四中全会，说四中全会如何伟大正确，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国际路线；讲到召开四中全会前如何进行党内秘密活动，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同志，如何敏锐地认识三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时的调和主义。使我听了，不是三中全会的中央决定要开四中全会的，而是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在党内进行秘密活动，对三中全会中央突然袭击，迫使中央召开的。这使我对四中全会的合法性有了一些怀疑。在谈到调和主义罪恶如何大时，我当时想：已经撤销了李立三的领导工作，李本人也承认了错误，并去莫斯科学习；三中全会中央又发了补充指示（通知），说明李立三不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而且是路线错误，这个问题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解决了，为什么还要开四中全会呢？我怀疑四中全会有宗派主义倾向。我当时是三军团前委书记，应当认真传达四中全会，联系立三路线进行讨论，我没有传达这次会议，而政治部系统是传达了。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是袁国平，我也没有过问此事。
当时中央的各项决定，大部分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些具体问题，我也有过不同的意见。在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撤销一军团政治委员罗荣桓的职务，不久撤销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的职务。我电告博古，现在战争环境，军中高级干部不宜轻易调换，滕同三军团群众有一定联系，请求免调滕代远，博古没有回电，我生闷气，代远当然服从命令走了。军队中取消党委制，实行单一首长制，即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不要老政治委员，而要换新政委。不依靠群众的单纯肃反观点，造成军内人人自危，军队内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原属政治部的锄奸部，改为保卫局，为政治部平列机关，不受政治机关领导，形成特殊化、神秘化，严重地脱离群众，造成互不信任。军队也不做地方群众工作。以上毒流很久才清除。不久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其罪状是罗明在一封信中说，苏维埃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具体政策应有所不同。这完全是对的，这是什么退却逃跑、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呢？
从粉碎四次“围剿”到五次“围剿”开始，苏区毫无扩大。派去湘鄂赣边区和鄂东南区的钦差大臣，把当地党政军大批领导于部打成改组派，加以杀害，放上他们派出去的钦差大臣，或调换气味相投的一些人。这些事实使我慢慢认识到，四中全会是小资产阶级宗派篡夺了党中央领导权。
此事到一九四四年一二月间，我到枣园毛主席处说，四中全会是不合法的？毛主席说，四中全会合法还是合法的，因为它得到国际〔48〕的批准。我的怀疑也就消除了。
连城战斗
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被粉碎，这给了王明路线在军队中贯彻的机会。王明路线大肆宣扬四中全会如何正确，在行动积极化的口号下，红军根本得不到休息、补充、训练。王明路线机械地了解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在战术上也要求以少胜多，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
一九三三年夏，三军团即转入闽西作战，取得清流、归化、将乐、顺昌四城，相当大片土地。不叫部队做群众工作，让立即去进攻连城，限时限刻到达，并指定攻击点（从北向南攻击）。你要改变他的错误部署，下级改变上级企图，必须完全负责，什么，什么。在这里联合兵团作战和独立兵团作战应加区别：前者应该严格些，后者应给予最大的机动权力，以便于灵活地完成任务。教条主义常不加区别，看成一个公式。
当时连城有十九路军之区寿年旅三个团，守着强固的野战工事，装备在当时白军中数第一等，有相当战斗力。我由北向南完全处于仰攻，难于接近。五六月（注：公历为七八月。）天气，在闽西其热如焚，带领侦察排侦察了一天，找不到攻击点。按其办法是完不成任务的，要完成任务必须机动，改变原计划。将情况电报司令部，得到批准，改为由南向北攻，这仍然不能完成任务，必须根本改变计划。连城以南三十里之朋口，有区寿年旅之一个团（缺一个营）据守，工事坚固，地势险要，但守军少，采取围攻打援来完成任务吧。激战一天，消灭了一个营，包围着一个团直属队和另一个营，区寿年果然倾城来援。消灭其来援之敌一部，余向连城以东之沙宁方向逃跑了。此役，如一、三军团在一起作战，则区旅是可以全歼的。
取得连城后，亦不做群众工作，命令三军团立即进攻洋口、延平。消灭了民团、商团。驻该地之十九路军，已乘轮船逃跑了。在闽西占领的地区确实不小，已有八九个县，都是猴子摘包谷，取一个丢一个，一个也没有巩固起来。群众对我们的态度也不热烈，召集群众大会，只有很少的人参加。这使我开始感觉到根据地内的土地政策有问题：地主不分田地，逃到白区流窜；富农分坏田，也有不少外逃；在加紧反对富农的口号下，打击了少数富裕中农，也有外逃者。他们伙同散布各种坏影响，使得边区工作很不好做。赤白对立，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把这些看法简单打了电报给博古，没有回信，也没有其他改正的反映，越使我觉得毛主席的土地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与十九路军的谈判
八月，红军进到离闽侯不到二百里处，蒋光鼐和蔡廷锴〔49〕派代表陈××（名字记不起了）（注：当时十九路军派到红三军团来的代表是陈公培。）前来试探。我们在闽西行动时，对他们是有争取也有批评。说他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也是蒋介石的阴谋——即“剿共”和消灭蒋光鼐、蔡廷锴，对蒋介石都有利。把这些意思和“八一宣言”中的三条（注：中华临时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向陈谈了。陈说：他们要反蒋抗日，不反蒋就不能抗日。我说，对！抗日必须反蒋，因为蒋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只有抗日才能停止内战。请他们吃了饭，大脸盆猪肉和鸡子，都是打土豪得来的。宿了一晚。我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进行谈判。把上述情况电告中央，中央当即回电，说我们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我想还是重视的。招待吧，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脚、洗脸，一直沿袭到抗美援朝回国后，才改变了这种传统做法。不久陈××到瑞金谈判，中央又说第三党〔50〕比国民党还坏，对民众带有更多的欺骗性。我虽然不同意他们这种关门主义的看法，但又觉得自己提不出什么理由来。这时我有一种自卑感，觉得知识分子总是有他的歪道理。如上次来电责备招待不周吧，不够重视吧，现在又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这才是不够重视哪！他反蒋抗日对我们有什么不好呢？当时我要是读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本书，我就要批判他们，可是那时我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批判能力。我入党前，就只看过一本《共产主义ABC》，看过一本《通俗资本论》，当时我也是第六年的党员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还没有摸边，多么需要革命理论武器！革命的热情嘛，自问还是有的。
在这以后大概一两个月，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我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
福建事变〔51〕与第五次 反“围剿”的开始
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斗争。我们应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根据这个简单的认识，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