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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总前委派周以栗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到三军团传达指示。周到后，我将上述情况告诉了他，大问题是没有了。周问：“其他准备工作呢？”我说：“就是船还没有准备好，我去搞船去。”表示过江的决心。会议从上午开到黄昏，大家都同意了。我带了一个连把船搞好，回军部时还未散会。有几个团级干部，其中记得有杜中美，说：“为什么两个军团不能夹江而阵，一定要两个军团过东岸？我们有意见。”这就是地方主义，还有人支持，它还有一定力量，还要做工作。我说了几句，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我问：“还有意见吗？”他们说：“没有意见了。”我说：“明天拂晓开始渡河，船已准备好了。”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这在当时的政治思想水平，也并不是那样简单。可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及其后在北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说，这是彭德怀的阴谋，反对过赣江，预先布置好的。一个人预先说，不要过河；最后又说，要过河。难道一万几千人的武装部队，净是一些木头，可以随某一个人搬来搬去的吗？能够这样反尔复尔吗？我看是不行的。这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不合情理的、没有根据的推测。真正的教训是当时思想工作没做透。
揭露伪造信件粉碎第一次“围剿”
三军团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之后，根据毛主席提出的粉碎敌军（十万）第一次围攻的军事方针，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到苏区根据地内来打。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稳当可靠的战略方针。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以前，第一次对付这样大的敌人的进攻，需要取得作战经验。
但是，当三军团逐步向永丰以南之黄陂、小布地区收缩时，越转向苏区中心地带，越见不到群众，甚至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部队普遍怀疑这是什么根据地，还不如白区。原来是江西省总行动委员会（省委）对“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大量消灭敌人”的方针提出异议，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不是进攻路线。他们的方针是“打到南昌去”，同总前委的决定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始则对红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要群众和红军见面；继则散发传单，发表什么告同志书，写出大字标语：“拥护朱彭黄，打倒×××”，这就不简单是党内路线斗争，而是分裂党、分裂红军了；由党内路线斗争，转移为敌我斗争了，这当然会为AB团所利用。大敌当前，如不打破这种危险局面，就不易战胜敌人。这时，三军团驻在东山坝，总前委驻在黄陂，相距六七十里，敌军已分路进入苏区边境，三军团处在一个关键地位。
正在考虑如何打破这种危险局面，一九三○年十二月中旬×日夜半，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送来毛泽东亲笔写给古柏（毛主席秘书）的一封信（毛字另成体，别人很难学）。信中大意是：要在审讯AB团（反革命组织）中，逼供出彭德怀也是AB团，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另有近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我现在还记得头一句就是：“党内大难到了！！！×××叛变投敌”，一大串所谓罪状，其内容无非是右倾机会主义哪，投降路线哪。我边看边对周高潮说：“送信的人呢？”他说：“在外面。”我说：“是一个什么人哪？”他说：“是一个普通农民青年。”我说：“请他进来。”
我看了信和传单，还未见周进来。我想这封信送给我，其目的在分裂一、三军团，拉三军团拥护省行动委员会。看样子不只送给我一个人，还可能送给朱德和黄公略等同志。如果真的送给了他们，这是一个最大的阴谋，处理稍一不慎，也可能产生一个最大的不幸！当时在我的脑海中回想着毛泽东同志建设工农革命军、建设井冈山根据地、传达“六大”决议、争取袁、王联盟、严肃批评乱杀两个群众的事；关于当时不应该留五军守井冈山的自我批评；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政治家风度。毛泽东同志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这封信是伪造的，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
约过半小时，周才来说：“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到了。”我说：“送信人就走了吗？”他说是的。我想，这样重大事件，不派重要人来进行商谈，而派这样一个普通送信人员，既不要回信，又不要收条，这才怪咧！更证明是阴谋。如果有人把敌人阴谋信以为真，可能造出无可补偿的损失。周在桌上拿起伪造信看着，我问：“你看怎样？”周答：“为什么这样阴险呀！”我说：“明天九点召开紧急前委会议讨论这件事，除前委同志外，团长、政委、主任、参谋长都参加。”周说：“已经两点了，是今天九点吧？”我说：“是今天九点”。立时把滕代远、袁国平、邓萍同志请来，把信给他们看了，说明这信是阴谋，他们一致同意这看法。代远说：“好危险啊！这是一个大阴谋。”我们和总前委相距有六七十里，请示来不及，怕发生意外事变，我当即写了一个不到二百字的简单宣言，大意是：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打倒毛××，拥护朱彭黄，这就是阴谋分裂红军，破坏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一、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代远叫我：吃饭哪！我说：“还有几个字没完。”把宣言给他们看了，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
一会儿，开会的人到齐了，我把那封伪造信和告党员及民众书，先给到会人看，读给他们听，又把昨晚送信的情况，同滕、袁、邓谈了（当时对周高潮有怀疑。对周进行了分析：周是大约十天前由行动委员会介绍来的，不过不是AB团，是立三路线者），决定把三军团的宣言和那封假信派一个班送到黄陂总前委去。此事交给邓萍办了。我和代远、国平到会场，大家正议论纷纷，有的激动紧张，有的怀疑。一进门，杜中美这个“张飞”说：“好大的阴谋！”我说：“是呀！”周高潮宣布开会，要我先讲。我说：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打倒毛××，拥护朱、彭、黄，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的行为，是AB团的阴谋毒计。省行委是AB团统治的，其中有立三路线者同它结成同盟。这封假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永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
我讲这段话时，黄公略同志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萍同志，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了。
我继续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长沙撤退后，我赞成在湘赣两江间机动。现在军阀战争停止，蒋介石、鲁涤平以十万大军来进攻，为粉碎它，就必须谨慎而又有把握地打败它。诱敌深入，利用山地，依靠群众，增加自己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拥护这一方针。如果违抗这个方针而又坚持自己的错误方针，总前委即可撤销我的工作，何须用阴谋办法呢？我们对邓乾元也不过是撤销了他的职务吧。我还说了毛泽东同志在传达“六大”决议时的认真态度和由瑞金到鄠都间，对有人错误地杀了两个群众的严肃批评。讲了这些话以后，到会同志的情绪转变过来了，把愤恨转到对富田事变，通过了宣言：反对反革命的富田事变，打倒AB团；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政委；一、三军团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进攻。通过这件事，提高了部队的思想觉悟。
第二天，我们将三军团开到小布，离黄陂总前委十五里。我亲自去请毛政委来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使三军团干部第一次看到毛政委。这一切都是为了反对富田事变，巩固总前委的领导。三军团前委宣言发布以后，过了几天，反动的省行动委员会过了赣江，到永新去了。因为这个阴谋挑拨失败了。那次他们也写了同样的假信给朱德同志，他也把假信拿出来了。白军前线指挥张辉瓒发生了错觉，以为红军内部分裂了，迅速进到龙冈，全师被消灭，他本人被俘。“前头捉了张辉瓒”，成了今天豪壮的诗篇。张辉瓒是主力师，他被俘之后，敌全军动摇，给了我顺次各个击破敌人的良好机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了，被欺骗的群众觉悟了，立即回家替红军带路、运伤兵。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胜利了，建立了以后人民群众对红军的信任。
粉碎第二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一月粉碎第一次“围剿”后，蒋介石在三月又开始第二次“围剿”，这次总司令是何应钦，他的战术是“齐头并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使用的 兵力比第一次多一倍，西起赣江，东至福建之建宁，联营 七百里。到四月下旬，敌已逐步推进至富田、广昌、建宁之线。当时兴国还为敌军占据，红军主力一、三军团由龙 冈开至东固，离兴国六十里。有人说，这是钻牛角。毛主席约我到东固（三军团驻地）富田之间山上去看地形，我们饱吃了刺梅，才议这一仗如何打法。在龙冈讨论时，已决定在战役上选定歼灭由富田向东固前进的这路敌军（此敌，系北方队伍，初到南方不习惯，又没有同红军作过战，记不起是上官云相，还是罗霖军（注：当时在富田地区的敌军中的北方队伍是王金钰军。）），但是进到什么地方，才最有利于我军歼击，这个战术问题尚未确定。我们到东固后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几次难于肯定。这次到实地侦察，解决了如何打法的战术问题。决定一军团之三、四两军在离东固约十五里处布置阻击和伏击阵地；三军团绕至敌之右侧背，是一个背水（背赣江）阵。毛主席问，有无危险？我说，无危险，敌人意识不到我军会敢侧敌侧水进攻敌人。
接触不到两三个小时，敌就被一军团击溃，三军团未赶到预定地点，使敌逃脱了一部分。此役一胜，势如破竹，从西向东逐次击破，最后一役是在建宁歼灭刘和鼎师。十五天横扫七百里，三万五千红军，击破二十万白军，是以弱胜强，各个击破敌人之典范，内线和外线相结合之典范，创造了红军战争之军事辩证法。
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毛主席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
建宁战斗是三军团打的，得城后，决定三军团去进占黎川。
杀了黄梅庄
一、三军团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进攻。三军团在粉碎第二次“围剿”的最后，在福建建宁消灭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