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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以南、耒阳城以西地区，经过数战后（连长李泰昌阵亡，李培世接替）退守茶陵之湖口墟及酃县。六团退守浣溪圩，因绕经宝庆、衡阳、耒阳，约在四五月才到达。鲁涤平曾任旅长，后改换林修梅（林伯渠的哥哥），驻酃县之天子坟。林伯渠任旅经理处长（即现在的旅后勤部长），据林老以后说，林修梅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继组湘粤桂联军，防北军南犯，但未见具体行动。张、吴占宝庆、衡阳、茶陵、醴陵后，也未继续南进，遂成相持局势。
湘桂军这次退得很乱，也很急。退到湘潭时，我连驻唐仙桥，我去姑母家（谷长太十一总河街木器店自做自卖）约两三小时回队，连已向宝庆方向撤退（见六团收容部队贴的条子到宝庆集合）。我即向湘乡赶队，在途中遇着掉队的何德全，我们一路同行，一直到达浣溪圩赶到了连上。部队经过长途行军作战，兵疲体弱，疾病流行，特别是得疟疾的多。经费虽然困难，但办公、医药费还是照给。当时医药费不够，办公费有余，我对连长李培世建议，以办公费补医药费，李不同意。我说，钱有什么用？“护法拥宪”人重要，李未吭声。当时我感到李爱钱如命，其他还好。
过了两天，到黄公略处，恰遇袁植，他问及连中病人情况，我说很严重，有时担任警戒都成问题。袁说：“听说你要消差呀（官叫辞职士兵叫消差）！”我说是的。袁开导似的说了一番。第二天满腔爱国热情的公略来到我处〔11〕 张敬尧，北洋皖系军阀。当时任第七师师长、湖南督军。吴佩孚，北洋直系军阀。当时任第三师师长。冯玉祥，当时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说：“营长不准你消差，以免影响别人，忍耐一点吧。”我说：“上星期一个中学生李灿来当兵，现在第二班。”并把李灿介绍给他，从此，我们三人就成了亲密朋友。不久，连长李培世因病辞职，周磐接替。
当时敌军张敬尧一部驻茶陵城，六团向该敌轮流派出连哨（土桥）警戒，但互不侵扰。
六团驻浣溪圩一带近两年未移动，用护法（即拥护孙中山的临时约法）、统一中国的口号来欺骗群众。供给（粮食）就地筹，以田赋做抵。士兵平均发零用钱五角至一元，每日油、盐各四钱。这点微不足道的经费，还是靠广东接济。部队自种蔬菜，喂猪，砍柴火。训练时间每日四五个小时，管理也不如过去严格。六团部在浣溪圩办有临时训练队，课程是小教程，即典范令等。文化方面，国语内容是立志、爱惜光阴，有时也讲些列强侵略瓜分中国，我们要富国强兵等道理（名曰精神讲话）。教员是有文化的军官，学员是从连队中挑选的，每连十至十五人不等，不脱离职务，分为上午、下午两班，在原连队住宿吃饭。每日上课不超过三小时，一个月有一次至两次作文。每月除军事学科考试外，还有作文考试，连队操课照常参加。我参加了学习，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大概十五六个月），在语文学习（文言文）上也有一些收获的。军阀们开办这样的训练队，是为了培养走狗，笼络人心，巩固部队。在这里我交了约二十个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做朋友。大家主要是相互勉励，以救国爱民为宗旨，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包括不刮地皮，不讨小婆），不扰民。
被派到北洋军阀部队侦察情况
大概是一九一八年七月，营长袁植对我说：“旅部叫选派一人去长沙，侦察敌军后方内情，想派你去。”我说：“内情不易侦察，我在那里没有熟人。”袁说：“主要是去长沙府正街某茶庄，找你老连长胡子茂，他会向你谈的。同时，请他前来帮忙——当军需正。去时经安仁、衡阳吴佩孚防地，返回时，经醴陵、茶陵张敬尧某部防地。问子茂军情要婉转些，不要使他察觉是来当侦探的。”我承允了这个任务。
这次去长沙便道经衡山，回家住了两晚。到湘潭老班长郭得云家和姑母家停留了三四天。郭告诉我北军的一般情况：相互打架、凶杀；传说张、吴不和，但不知为什么；老百姓恨北军，望南军。
在长沙住了两天。到府正街××茶庄（可能叫×湘茶庄，记不起了）见到胡子茂。闲谈数语后，我即告他，袁营长请他去当军需正。胡犹豫了好一会儿，说：这倒是自己的事，应该去帮忙的。现在老百姓恨北军入骨，望南军心切。我问：“北军内部不和，真假如何？”他说：“北军上下都不和，可能会有变化，但现在还不明显。”还谈的其他事项已记不起来了。知他胆小怕事，未在他家住，他也未留住。临行时，我问他何时去袁处，他说，过一些时，方便时，先去看看。
在胡处告别后，即去*梨市杨家公屋替振湘送信。他是我连由班长提升排长不久的，他家很贫穷，大概捎了十余元回家。在他家住了两晚，问了他哥，何德全家离此多远？他说不到十里。我去何德全家住了一晚，是朋友看望性质的，即回长沙。想搭车去醴陵经茶陵返浣溪圩，在小吴门车站，被北军军警缉查处逮捕，关禁半月余，受刑审讯数次。其中有一次实在难以忍受了，想承认是侦探，死了就算了吧！但马上又想到这样不行，我来当侦探，未完成任务，反为贼用。我不承认而死，贼奈我何！我就说是到长沙找工作。无其他口供，又无其他证据，终于取铺保释放了。铺保是我乡梁六十嫂（寡妇）集股开的织袜厂，厂名叫楚×织袜厂，已记不清。
获释后，经醴陵、茶陵回到浣溪圩，时约八月终。
驱张战役
一九一九年春夏之际，湖南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战役已秘密开始。当时冯玉祥、吴佩孚与张敬尧分裂，吴、冯两部北撤，张部孤立，湘军乘势进攻。独立第三旅六团大概在三月下旬由浣溪圩经耒阳、祁阳、文明司，四月中旬向宝庆之张敬尧部进攻。第一仗追至永丰和宝庆之间；第二仗追至永丰与湘乡县城之间；又追至湘阴以东之白水车站附近，打了第三仗；追至临湘以东，打了第四仗，张敬尧部绝大部分被消灭了，退入鄂境者只是极少数。但在湘阴以东之役，还残存少数敌人流散为匪（未打扫战场），第六团又乘车返归义，消灭该敌后即驻新市街。驱张战役为时延续四个月。
接家信，祖母病重，请假一星期回家。周磐批准十天，往返路程四天，在家六天。时值收晚稻，我在贫农胡月恒家帮助收稻两天，在周六十家收稻两天。当时周是富裕中农，听说他家到全国解放时，发展到小地主。在家砍了两天柴，即按期回队。
在驱张敬尧战役中进攻宝庆时，排长李润生负重伤，后不知下落，可能死了。连长周磐令我代理，后不久追张残部至湘阴境内，正式任命我为排长。我入伍三年，由二等兵到一等兵，不久当副班长、班长，在讨张战役近结束时当排长（但记不清驱张战役是一九一九年还是一九二○年）。在这三年中，十月革命对我有刺激，对于其他士兵朋友也同样有刺激，由于军队严格封锁，不易及时得到真实情况。但占领长沙、岳州后，交通便利，不像在湘南那样闭塞。
闹饷〔12〕风潮
一九一九年底或一九二○年底，外省军队全被驱逐出境。张敬尧部绝大部分在湖南被消灭，湖南军阀缴获很大，将湘军整编为四师十旅的大军，湖南全省得到表面上的统一。
湘军自一九一七年反傅良佐部失败后，退守湖南一隅，积欠军饷达二十三个月之久。过去以护宪护法爱国、开办训练班培养人才、反对北洋军阀、打倒张敬尧发清欠饷、统一中国等名义欺骗士兵，来维持军队统治。在张部全歼后，湘省统一，旧欠未发，新欠继增。士兵要求立即发清欠饷，以后按月发放，不准克扣。近十万军队不约而同，同时闹饷，一呼百应，向长沙开拔。各师、旅、团、营、连均设有军代会，由士兵推举代表，长沙设有军总代会。军队一切行动只听代表命令，其他任何长官命令都无效，秩序井然，表现士兵有高度自治能力。在平江、醴陵杀了两个区司令（相当现在的军分区），据说是因为他们阻拦闹饷。当时军队士兵代表权力高于一切，各级军官对本部军队均失去控制能力，全省军队在军队士兵代表指挥下向长沙集结。六团由新市街一带开到归义阳罗江畔）车站集结，准备开长沙，后因得到某种妥协办法解决欠饷，即停止在原地。团长刘铏坐着流泪，一言不发；营长袁植、连长周磐的态度是只要不扰民，对士兵代表行动表示赞成。这些闹饷因没有政治领导，遂被狡猾的赵恒惕〔13〕利用和破坏。其办法是：发欠饷证，以田赋做抵，分作三年还清，到期各在本县政府领取。这个办法很毒，基本上瓦解了军队士兵代表会。对有些代表加以利诱和威胁，如许以保送升学，实际，后均无着落。
我没有受到威胁和诱骗，且从这次兵变运动中得到了经验：士兵一旦觉悟组织起来，这个力量是很大的。这对我以后组织士兵会，实行士兵自治有积极指导意义。
关于援鄂自治之役
消灭张敬尧部后，一九二○年整编了部队。湖南军队大扩编之后，必然要扩大地盘。赵恒惕主湘，借口联省自治〔14〕，实行封建割据；为了扩大势力，借援鄂自治之名，图窃夺湖北地盘是实。一九二一年夏，湘军深入鄂南，打到贺胜桥时（离武昌不远），被吴佩孚和肖耀南所部击败。吴、肖部海军陆战队占领岳州，截断湘军后路。湘军一溃千里，退到长沙、湘阴一带，兵力损失过半，到处奸淫抢掠，民不聊生，民情愤怒，湘人治湘的欺骗迅速破产。
援鄂战争出动时，第二师是担任正面攻击，沿铁路北进。六团是从岳州及其以南某车站乘车北进的，我调到三营十一连（该连连长病了，请假离职），败退回湘，约是七月底。六团集结长沙，稍事休整，全部开南县。团长袁植命我代连长，率加强排（四个班）分驻南县之注磁口，时间大概是八月中下旬。在该地驻一月左右。该地有少数散兵湖匪骚扰。
由于援鄂失败，向外扩张地盘无望，湘军内部矛盾又重新尖锐化。表面上是保定系和士官系军阀联盟排除行伍系〔15〕，实际上是重新分割省内地盘。一九二四年秋季，爆发了前者排除后者的武装冲突，行伍系鲁涤平、谢国光、吴剑学等部数万人被迫逃粤。湘军分裂，削弱了湖南反动势力，增强了广东北伐势力，又促使湘军内部进一步分裂，唐生智〔16〕联粤北伐是其一例。很多士兵和少数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迫切向共产党找出路，但是找不到门路，自己又没有办法，我也是当时这类人之一。
援鄂战争时，我仍在六团一连，没有受到损失，人枪还有增加，这是由本连士兵串联来的。但六团其他营连的损失均过半数，还有达三分之二者。这些减员的绝大多数是逃跑了，而不是伤亡了。为什么一连士兵不逃亡呢？当时的经验只有两条：一是经济公开，连中略有公积金（办公、杂支、医药、截旷〔17〕等开支的节余部分，积存起来），用于士兵公益事业；二是废除肉刑，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