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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猛攻我第一团阵地时，遭我隐蔽据点机关枪火力点的猛烈袭击，大概死伤三百人以上。我黄纯一、贺国中率第七团于正午按预定计划，从敌侧后向南突击，将敌部署打乱，敌退至公路南侧。战至下午接近黄昏，敌第二梯队也已靠拢，还不见四团动静，遂打成相持局面。第一、七团和军直属队于黄昏退出战斗，经北乡转至东乡之龙门集结（靠江西之修水）。如果四团按预定计划，配合一、七两团歼灭敌先头梯队一至两个团，在战术上给敌以打击是可能的。第三天夜晚，四团才到龙门归队，始知他们在二十八日下午，即敌人进攻的前一天，离开指定地点自由行动，未经请示，即向浏阳方向单独去进攻第三团，企图喊回叛变了的三团三营。结果，第四团原约七百人损失大半，所剩不到三百人；七团伤亡一百余人，最大的损失是黄纯一同志阵亡；一团和机枪、特务两连共伤亡数十人。
二十五日军事会议的错误，是没有讨论战略方针，没有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战争的形式应是长期的进攻和反进攻。如有这样的观念，就会在敌进攻平江城以前，早一点主动撤出，让敌扑空，那就可以避免这些损失；就应将部队布置于长寿街和江西省的修水、铜鼓边界，以团为单位分散打土豪、分田地，做好群众工作。这样，才能联系人民群众，才能深入部队的阶级教育，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当时，未尽可能避免无把握的战斗。也没有认识到三大任务的统一性，说明我在当时是有很大的盲目性，缺乏马列主义路线和战略策略的认识。这就是我当红军的第一课，也是我参加红军后第一次所犯的错误。
简短的结语
平江起义是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当时中国革命正处在艰难的时候；湘鄂赣三省反动军事力量比较强大，而以湖南为最；三省政治局势一般还是平静的，起义本身的准备和条件并不成熟。由于南华安特委被破坏，暴露了军队中党的成员，幸情报准确未遭毒手。如不当机立断，决心起义，这些暴露的同志固不能保存，未暴露的同志，也不易长期隐蔽下去。党在独立第五师一团建立起来的一点薄弱基础——八九个党员，有全部被摧毁的危险。团党委采取坚决态度领导起义，是完全正确的，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也是正确的。起义前，在同一个县境内，在同一个师中，有两个团是反动的，还有近两个地主武装，敌有多我两倍以上的优势力量，我仍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个别同志因急躁提早起义，该局部虽未收到良好效果，但未危害全局。在起义的全局方面，仍能沉着坚持，按照预定计划举行起义，举行誓师大会，宣布政纲。起义时革命的士兵群众组织比较普遍，党的成员只有八九人。起义后即遭到湘鄂赣三省反动军队的“会剿”，经过四十余天的打圈子战，才把敌人的“会剿”粉碎。那时，我们没有根据地，外省籍官兵又没有同当地的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地理人情都不熟，被迫接受紧张、连续的战斗任务。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时刻，发生了一小部分人员动摇逃跑的现象。这种现象一暴露，在创造湘鄂赣边区根据地的会议上，即决定把平江起义部队同地方农民游击队混合编组，使部队得到巩固和迅速发展。
从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平江起义，至七月二十九日黄昏退出县城，这一段时间做了很重要的工作：用彻底的民主制度，粉碎了旧式的反革命军队制度，建立了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红五军崭新制度——没有这样一支红军的建立，就不可能迅速建立湘鄂赣边区大片苏维埃根据地；彻底粉碎了反革命的县政府、清乡委员会、国民党及其一切反动武装，这就是彻底捣毁了反革命机器；同时，迅速地武装了革命群众，建立了平江县临时苏维埃革命政府，释放了牢狱里的大批革命群众。平江县的反革命分子，杀害革命人民群众是无法数计的。我们成立了临时革命法庭，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替革命群众申了冤、出了气、撑了腰，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这是完全应该的，十分必要的。可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竟有个别人打着批判《怒潮》剧本的旗子，说什么“平江起义彭德怀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这不是侮辱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侮辱平江起义，侮辱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因而也就是侮辱共产党，站在反革命立场，替四十年前的反革命分子翻案。否定一切，否定平江起义，这是不正确的，这是罪恶。有人还说什么在清乡时杀害了农民，历史文件和参加平江起义的现在还活着的人，都可以证明：第一团到平江三十六天（六月十六日到七月二十二日）中，就根本没有清过乡；第一、三营和团直属队驻在平江城，就没有出去过；第二营虽然驻在南乡思村，也只在思村镇外几里以内野外演习过一两次。平江县南区党的地下工作者，早就有文章说明当时驻军的情形，此人还在。参加平江起义者，在人民解放军中，也还有人在。应当调查清楚，决不允许无中生有，别有用心地替反革命分子翻案。即或是站在宗派主义立场上，也应当批判。这种无事实根据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登载，不仅败坏报纸名誉，而且给投机分子、反革命两面派以可乘之机。
独立第五师一团在平江起义以前，同一切白军一样，是一支反革命军队，是保护地主资产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工具，是镇压工人农民革命的工具，这就是它的根本性质。它的士兵绝大多数是穿着军装的农民，是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民群众。强制他们为剥削者和压迫者服务，这就是白军中的基本矛盾。但它用最严密的组织和绝对服从的纪律约束士兵，不允许士兵有任何自由活动。它对士兵有十大斩罪（如“营私结党者斩”），一切违反剥削压迫者利益的言行，都是不合法的。它有一套用人、行政管理和等级制度，它用各种各样的欺骗（如说“军队是国家的”、“共产主义是不合国情的”等等）和对军官的优厚待遇，来进行管理、教育。要改变这种军队的性质是不容易的。我在这个军队中，利用合法身份进行非法秘密活动近十二年之久，做出来的成绩是很微小的。其经验就是要善于利用各种矛盾，使非法变为合法，如使士兵委员会章程变为随营学校宗旨等。非法（即革命）是目的，合法是手段，不然就成了合法主义，反而成为反动统治者的附庸或帮凶。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矛盾在旧军队中是普遍地存在着，能灵活巧妙运用，就有机可乘；合法和非法斗争密切配合，达到统一行动。抗日战争时期，在伪军、伪组织中利用这种形式，起了一定的作用，保护了人民利益，但未很好地总结经验。
注 释
〔38〕一九二八年六月初，控制北京军政府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退居关外，被日军谋杀。张学良继任奉系军阀首领。六月中旬，蒋介石南京政府宣布东北问题将采取“和平解决之方略”。随后，蒋介石、张学良之间，互派代表，多次磋商。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从此将北京军政府的五色旗换成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旗帜。蒋介石南京政府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奉系军阀原有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项制度仍旧保留未变。
〔39〕一丸二三年四月五日，湖南工团联合会等发起组 织“湖南外交后援会”，展开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六月一日，外交后援会调查员在长沙湘江码头检查日货，遭到日本水兵的殴打，群众激于义愤，聚集码头 达千余人。当时，停泊湘江的日舰派水兵赶来行凶，开枪 打 死 二人，伤数十人，造成“六一惨案”。惨案发生后，长沙市民数万人集会示威，抬尸游行，并罢工罢课表示抗议。六月中旬，群众的抗议行动遭到军阀赵恒惕的镇压。
〔40）广暴，指一丸二七年十二月，张太雷、叶挺等领导的广州起义。
第六章 上井冈山
（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
粉碎三省“会剿”建立湘鄂赣边区
一、七两团和直属队撤出平江，转移到东乡龙门集 结，沿途农民热烈欢迎和慰劳，喊口号、唱歌不绝。农村 房屋虽然大部被烧毁，但农民还是尽量让出房子，给红军 宿营，不使自己的军队露营淋雨（农民对红军的称呼，我是第一次听到）。在群众热情鼓舞下，军队情绪饱满。
第四团在浏阳受相当损失后，失去联络，过了两三天，地方党派向导将他们引来归队。
在龙门休整近十天，做了以下几件工作：
1．建立政治部工作。党代表滕代远兼主任，张荣生任副主任。政治部对军内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对外打土豪。没收分配要经过政治部批准。出布告、杀人宣布罪状等，由政治机关署名。
2．继续加强士兵委员会工作，发展党组织（当时军队党还是秘密的）。连上建立党的秘密支部，发展党员的对象，主要是秘密士兵委员会会员。到十月，绝大多数基层单位都有了支部。
3．从上到下地建立党代表制（委任）。
4．加强宣传工作。连队、机关都做宣传工作，多数人手里都提着宣传筒。开始用红土，以后用石灰写大字标语，沿途及宿营地都写满了。
稍事休整，八月中，湖南敌人约十二至十五个团继续向平江、浏阳集结，准备向红军进攻（这时农民叫我军为红军，叫国民党军为白军）。为避免同敌军硬拼，我军适时向江西之修水城进攻，进占渣津、修水约十天，解决了冬服；消灭白军一个营和二三百民团。
九月初，湘鄂赣三省白军“会剿”开始了。我军退出修水城，占领铜鼓。我们相对分散部队，开始学习做群众工作。江西受盲动主义影响比较少些，群众比较容易发动和组织。不到一个月，修、铜一带群众有了一些组织，特别渣津地区群众已经组织起来。部队学会了打土豪、筹款、挖窖。地主一窖常埋几百、几千元，甚至万元。张荣生带的工作队，在渣津地区捉了一批土豪。江西土豪穿的很坏，我看了觉得实在不像土豪，放了一批，受了他们的批评。张荣生说：这些土豪都是罚款千元以上者。开始我还不太相信，以后看这些地主家属背来一袋一袋的银元缴罚款，我才相信了。
占领修水的城市政策同平江起义时一样：按资本大小捐款，不满一万元者不捐；一万元以上者捐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反动政治代表和一般商人合伙者，除去反动部分，折价百分之三十缴款。官盐没收发给群众，造成后来没有盐吃，群众有意见。当铺宣布没收，凭票无偿发还原物。没收了两家较大的反动的布店，因军队要做衣服，没有分给群众，以后买不到布时，群众也有意见。在修水县城筹款不到三万元（没收布店除外），而捉土豪挖窖所筹款项比城市多了一半。以后在认识逐渐提高以后，改变了筹款对象。实际上，这是由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两个不同阶段的革命对象没有搞清楚而产生的问题。
当我军向南进占铜鼓时，沿途群众很热情，商店也没有关门。敌人继续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