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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知道在政府过度干涉的时候，企业有多么脆弱。我的从业经历告诉我，员工和顾客都很重要。我知道我们需要对公司董事会和股东负责，我只是没明白究竟需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来和政府打交道，无论是地方政府、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在美国国会工作的某些人认为，当我还在惠普公司工作的时候就应该开始征收互联网税。然而，如果开始征收名目繁多的互联网税，不断提升税收代码的复杂性，并在网络中加以推广，就会明显加大与互联网有关的一切运作成本。我知道，这对惠普公司而言，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惠普公司有上百号律师和会计师供我调遣，一同理顺政府的规章制度，但是对于很多小企业来讲，这无异于灭顶之灾。
那个周末，我在萨克拉门托举行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从我个人的从商经历出发，分享了我的政治观点。对我而言，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那就是责任和机会。按照我的看法，没有什么能比责任更好地区分商界和政界的运作方式。萨克拉门托公共雇员联盟多年来积攒的财政收入不足和政治争夺问题，让整个加州政治体制陷入瘫痪。尽管，华盛顿成功地掩盖了这一史无前例的赤字问题。美国国会为此还通过了一项篇幅长达1 000页、价值约为8 300亿美元的开支账单，其实这份账单没有人能看懂，也唯有如此，大家才不会追问这些钱的具体流向。
我告诉美国国会代表，你可以想象有一家公司，每年从政府索取和获得的拨款都比上一年更多，而这家公司内部却没有明确的赏罚机制，无论效益好坏，员工都是吃“大锅饭”。这家公司没有竞争者，他们的客户也没有其他的替代产品或者供应来源。最后，这家公司还无法向投资者交代他们投入的资金去向，钱怎么花的，花在了什么地方，这些问题全部无从知晓。对于纳税人而言，我们就是政府的投资者和顾客。除了面对政府，没有哪个投资者或者顾客能容忍这样的情况。大家要求的是一个将责任落到实处，信息透明公开，绩效评估公正的政府。
我也从亲身经历中了解到机遇是多么的重要。当我在一家只有9名员工的小机构里担任秘书时，有两个人告诉我可以做点儿别的事情，这就是我的机会。但是，机遇不会从天而降，政府有权利创造机遇或者扼杀机遇。加利福尼亚曾经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商业重地，这里欢迎每一位拥有良好商业理念、富有创业热情的企业家。但如今，这种优势已经不再。从创业的环境来看，加利福尼亚的商业环境是整个美国最不利于创新的。这是一种难以治愈的内伤。我们有义务为创新者、企业家和小型企业主提供更加便利的环境，帮助他们实现梦想，为人们创造就业机会，激发人们的潜能，从而让整个社会受益。我们需要的就是能够开启人们潜能的领导力。
我本以为这个周末将是我踏上政坛、准备领导加州的第一步。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人生处处充满变数。我一边向代表陈述我们所在的州和所在的国家在正确的领导下，能够做些什么，一边环视四周，我发现弗兰克已经不在那里了。
他在外面的公园里，来回踱步，他对我得知自己得了有可能丧命的癌症后，竟然还能泰然自若地向大家发表演说感到非常不解。
***
从萨克拉门托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平复了很多。对诊断结果的震惊也在慢慢消散。路上，弗兰克、我和黛博拉制订了下一阶段的计划。我最恐惧的就是癌细胞已经转移，这一点恐怕也是弗兰克最难以承受的。我们不知道癌症的性质，也就意味着我们不知道癌症的原发病灶。我在黑暗中想象着自己浑身长满肿瘤的样子。我们商定，回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和我的好朋友、斯坦福癌症研究所的肿瘤学家岚嘉娜·阿德瓦尼碰个面。我和岚嘉娜的丈夫曾在惠普公司共事，后来就成了好朋友。我得癌症了以后，岚嘉娜一直对我关怀备至。从萨克拉门托回来后的那个星期天，她就来看望过我。她对我进行了检查，并告诉我，她觉得癌症并没有扩散。“我觉得这是乳腺癌，我们能治好的。”她对我说，“不过，你得做了化验后才能确诊，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我那天晚上安心地睡了一个好觉。
周一上午6点30分，弗兰克陪我在斯坦福医院接受检查。在我腋窝里发现的肿块，有可能是各种类型肿瘤转移的结果。所以，医生得用排除法确诊。他们要我做的第一项检查是全身的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摄影（PET）。我喝了好几加仑＇1＇的药水，然后颤抖着躺着冰冷的仪器上，恍如隔世。
经过好几天的各种扫描检测，包括核磁共振和乳房X射线检查，我们最终有了比较确定的诊断结果：就是乳腺癌II期，因为在我左乳的肿瘤还比较小。不过是恶性的，已经转移到了淋巴结，而乳房X射线检查并没有捕捉到这些转移的癌细胞。显然，我很幸运。在奥巴马医改法案通过之后，美国健康和社会服务部改变了乳腺癌的筛查程序。他们建议女性每隔一年做一次乳房X射线检查，告别了过去的自我检查模式。奥巴马政府认定，这一程序的改革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虚假病情警报和检查成本。美国健康和社会服务部声称，原先的旧程序给女性带来了太大的创伤，引起了不必要的关注，所以要施行新的政策，这让我觉得很愤怒。他们口口声声说，女性很坚强，完全可以应付这些。但要是我遵守了这些规定，可能现在已经小命不保了。
我的左乳有肿瘤，右乳有癌前病变细胞。虽然癌细胞已经转移至7个淋巴结，但预后情况良好。医生们建议我做双乳肿瘤切除手术，去除癌变组织，而不是做全乳切除手术。当时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让我后来很后悔。2008年3月2日，我接受了手术。之前，我已经决定要在手术时对外界公布我的癌症情况。考虑到外界对我要竞选参议员的种种揣测，我希望能明确地知道：当消息传播给大众之后，我们该如何面对随之而来的各种状况。因此，黛博拉已经提前拟好了当时我们准备要发布的第二份声明。
几天后，医生给了我更具打击性的消息。在手术中切除的癌细胞组织边缘，也发现了癌细胞。医生们对此很不放心。除非切口非常干净，否则他们无法肯定癌症是否会复发。这个消息意味着我不得不接受更多次的手术，同时推迟化疗的时间。
第二次进行手术的时候，我的心情比较低落。当时，我一个人躺在担架床上，等着进入手术室。眼泪无声地掉下来，一个我不认识的护士走进来，握着我的手，用关切的眼神看着我说：“我知道现在是你非常艰难的时刻，但一定会好起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眼神，却极大地鼓舞了我。在与病魔的抗争中，我受到了很多陌生人的恩惠和关怀，这个护士就是其中之一。她可以说是我人生黑暗时刻的一缕阳光。
得了癌症以后，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和医生们聚在一起商讨病情。他们个个表情严肃，不停地告诉你他们推荐的医疗措施存在风险和副作用。病人对他们的病症已经感到恐惧，你还要强迫他们坐下来仔细聆听治疗中可能出现的新状况，这简直就是折磨。医生们建议我，除了化疗，还要进行放射性治疗。他们告诉我说，虽然我的身体能够承受放疗，但放疗有可能会引发继发性肿瘤。如果我不幸得了继发性肿瘤，情况就会变得非常麻烦。
面对这些信息，弗兰克和我不知所措。我的预后状况良好，但我们获得的所有信息都是负面的。不过，有两件事情还是让我感到非常幸运。一件事是，岚嘉娜就像是我的守护神，她不仅是一个肿瘤学家，也是一位乳腺癌康复者。她有能力帮助我，让我知道即使这些信息很恐怖，让人感到困惑，我们依然要往乐观的方面去想。最重要的是，她一直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每次化疗都是她在陪伴着我。她陪着我在医院里度过了无数个艰难的夜晚，虽然她身为医生，工作非常繁忙。她给我的恩情，我无以回报。
另一个幸运是，我在面对问题时，已经养成了从容不迫的心态和进行正确判断的习惯。我意识到，医生往往关注于治疗的负面消息，因为他们觉得无论是从法律、职业操守，甚至是道义上都有义务把话说清楚。医生要求我做的事是全面了解风险的概率，从而更好地配合治疗。虽然这让我当时感到不堪重负，但我依然感谢医生们的坦诚。我很幸运能有世界上医术最高明、最尽职的医生给我治病。他们是我的主治医生罗伯特·卡尔森，我的外科手术医生弗雷德·德巴斯，以及我的乳房再造手术医生劳伦·格林伯格。他们充分了解我的情况，熟悉我的病情，他们能毫无顾忌地向我提出他们认为的最佳治疗方案。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担心奥巴马的医改方案有可能会威胁医患关系。当你在面对痛苦的消息时，比如可能攸关生命的诊断时，医患关系决定了一切。你的医生是你信任的人，是有资格给你提建议，也是最了解你的人。当官僚主义的做法和成本计算挡在了你和医生之间，整个治疗过程都将受到影响。面对这种情况时，人们很难心平气和地投入治疗。
***
治疗中，我最怕的一个项目就是化疗。我曾经听人说过化疗的痛苦，至少我以为我有思想准备。我担心自己的体力能否抵抗这种疲劳、恶心还有其他的副作用。医生们曾跟我说过，我的身体状况很好，足以应付化疗。他们给我开出了比较积极的化疗时间表，4个月内8轮化疗。第二次手术又一次拖延了化疗开始的时间。现在，让我最难过的是，医生告诉我，他们依然不能确定乳房肿瘤切除手术是否已经完全清理了癌症组织。我还得再进行一次手术，但是化疗的时间不能再拖了。因此，我得等化疗结束后，再进行一次手术。
化疗果然不同凡响。4个月内，我入院三次。第一次是接受大量的输液，与许多化疗病人一样，由于我无法承受化疗的副作用，我出现了脱水症状，一度进入危险期。第二次入院是因为我感染了肺炎。在化疗过程中住院三次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我的第三次是为了输血。我的心脏在化疗期间，情况持续恶化，最后一度停跳。我们不得不停止化疗，赶紧接受心脏治疗。当时，真的是很难熬的时期。一直以来，我都是非常健康活跃的人，但是在化疗期间，我却常常在想，我还有没有可能康复。当我最终赢回健康时，那是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我感觉，健康就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感受到了拥有健康的轻松自在。每当我不想去健身房健身的时候，我都会深呼吸一下，回想当时我虚弱到无法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