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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奇怪，”迟孟桓说，“易君恕不像康有为那样有名气，而且也没有带家眷和随从，只身潜逃香港，所以不致引起官方的注意。不过，对中国政府来说，他却是一个重要的逃犯，因为在今年的夏秋之交，那场密谋以军队包围颐和园、刺杀慈禧皇太后的未遂政变，他是直接参预者之一，谭嗣同被捕、杀头，而他却逃脱了。现在的中国是皇太后执政，能够放过这个人吗？所以，即使他逃到天涯海角，也要缉拿归案！”
“啊，很好，谢谢你向我报告了这个消息，”梅轩利说，“对于中国朝廷残暴的专制统治，我一向没有好感，这个可怜的人被他们追捕得走投无路，我们也许可以为他提供一些人道主义的帮助……”
“什么？”迟孟桓大吃一惊，没有想到梅轩利对他的举报竟然作出这样的反应，“阁下要帮助他？”
“是的，”梅轩利说，“就像对康有为那样，他来到香港的时候，我曾经亲自到码头迎接，并且为他安排了住处。康有为是一位杰出的政治领袖，他反对专制，提倡民主，这在中国是很了不起的，英国政府对他的行动很为关注……”
“在我看来，这不过是相互利用而已，”迟孟桓脱口而出，“英国要利用康有为作为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政治筹码，康有为要利用英国提高自己的身价，扩大政治影响！”
这番话说出了口，迟孟桓被自己的唐突吓了一跳，谁知道对方爱不爱听？
“嗯？”梅轩利却并没有责怪他，反而对他刮目相看，“迟先生倒是很有政治头脑！”
“不敢当，”迟孟桓受到鼓励，故作谦虚地笑笑，却更加放胆说，“我只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罢了。而各国之间的政治较量，也无不以经济利益为重要目的，其实也就是相互在做生意。康有为过去曾经多次来港，搜求图书，研究西学，对英国的社会制度十分向往，他在国内发动的维新运动其实就是以英国的政治制度为蓝本。试想，如果他成功了，中国必然会向英国靠拢，英国的在华利益也必然会扩大。但是很不幸，他失败了！一位失败的政治家就像破产的商人一样，没有了资本便立即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所以，港府和阁下本人对康有为的接待，以迟某愚见，仅仅是出于礼仪的考虑，他的利用价值已经不大了。如若不然，那又为什么不把这张牌捏在自己手里，而放他远走日本呢？”
“哈，哈哈……”梅轩利哑然失笑，好似魔术师不期然遇到了一位同行，“迟先生何必把话说破？也许将来康有为对我们还会有用处的！”
“是，是，阁下看得很远！”迟孟桓连忙附和。
“嗯，你请坐。”梅轩利看他还站在那里，便指了指椅子说。
“谢谢，”迟孟桓在刚才的那把椅子上又坐了下来，他已经感到对方不再把他当作外人了，心里踏实多了，便接着说，“不过，我还是要提醒阁下，易君恕这个人毕竟不同于康有为，他不具备康有为那样的政治影响，也没有在海外和中国政府抗衡的能力，只不过是一个丧魂落魄的亡命徒而已。我以为，这个危险分子潜藏在香港，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首先，他的存在对香港的治安是一个不安定因素，会为这里的华人提供一个坏榜样：既然个人可以反对政府，老百姓可以谋杀国家元首，那么，还有什么坏事不可以做？我想，阁下一定对香港刁民的低劣素质深有体会，决不会允许什么人在这里从事政治活动，引导他们造反作乱！
梅轩利注意地听着，点了点头。
“不仅如此，”迟孟桓继续说，“如果我们允许被中国通缉的逃犯滞留香港，还将给英国和中国的关系带来麻烦，有百害而无一利！康有为在香港的时候，广东方面就极为紧张，他们曾经采取种种方法，试图捕获、刺杀康有为，以消除隐患，这也是康有为不敢在香港久留而远走日本的一个原因。那么，易君恕潜逃香港，也迟早会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如果等到他们为此公开向港府提出交涉，岂不是太被动了吗？”
“嗯，”梅轩利沉思着说，“你的意思是……”
“阁下，依我之见，还是早一些采取主动为好，”迟孟桓眼看这位阎王已经被他说动，赶紧献出自己成竹在胸的计策，“阁下可以依照《维持治安法例》，以‘危害本殖民地治安和正常秩序’的罪名把他拘捕，然后移交中国当局，不但为香港避免了许多麻烦，而且对于改善英国和中国的关系也是大有好处的！”
“当然，这并不难做到，而且过去也有过先例可循，早在1865年，香港政府就曾经把逃亡到此的太平天国人士引渡给中国政府，”梅轩利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了什么，又有些犹豫，“不过，港府在1889年发布的第二十六号法例中又作了新的规定，今后中国政治犯不在引渡之列。这就有些麻烦，如果我们对这个易君恕采取引渡的办法，将和政府的法例有所冲突。不，迟先生，香港是一个法制社会，我们不能自相矛盾，损害了香港的形象！”
迟孟桓心里“咯噎”一声，本来顺理成章的事，不料梅轩利却中途又退回去了！哼，迟孟桓在心里说，什么“法制社会”，什么“香港形象”，还不都是骗人的把戏？你们英国佬在香港从来就是无法无天，连警察都执法犯法，你自己刚才还说“这是大英皇家警察部队的极大耻辱”哩，现在倒跟我咬文嚼字，援引起什么法例来了，真是可笑！……这些话他当然不敢在梅轩利面前漏出半句，只能在心里紧张地打主意，搜肠刮肚地为惩治那个不共戴天的仇人易君恕寻找法律依据……呃，迟孟桓突然想起了一条现成的法例和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如果不是在警察司的办公室里，他会兴奋得跳起来！
“请问阁下，”他这次聪明地避免了在警察司面前班门弄斧，而采用了虚心请教的方式，“我记得在1896年也就是前年4月，前任总督威廉·罗便臣爵士驱逐孙逸仙出境，所依据的是哪一条法例？”
“哦，是的……”梅轩利也想起了那件事，“孙逸仙阴谋推翻中国政府，与英国对华政策抵触，而巳危害香港的和平与治安，罗便臣爵士依据1882年第八号法例的规定，香港总督有权禁止任何非英国籍居民居住香港，并且在被驱逐出境后五年内不准前来香港……”
“阁下英明！”迟孟桓脸上绽开了笑容，“易君恕和孙逸仙同样都是利用香港从事反清活动，也完全可以照此办理！”他在心里盘算着，这个办法虽然不如引渡来得痛快，但是只要能够把易君恕赶出香港，也就出了他胸中一口恶气！试想，那个走投无路的家伙一旦离港，时时都处于被朝廷追捕的危险之中，他的脑袋还保得了五年吗？
迟孟桓心里正在一厢情愿地畅想，梅轩利却说：“这个办法倒是可行的，不过，宣布驱逐出境的权力在总督，这件事我要向总督报告之后，才能决定。而且，对于易君恕这个人在香港的情况，还要进行必要的侦察、核实……”说着，他伸手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电铃。
办公室套间的门立即打开了，刚才带领迟孟桓进来的那位英警走了出来，立正站在梅轩利身旁，听候指示。
“你给华民政务司打个‘德律风’，查一查这个人的登记情况。”梅轩利指着桌上的那张布告上易君恕的名字，吩咐说。
“是！”那位英警“咔咔”向前迈了两步，拿起布告，一边默读着上面的文字，一边走向“德律风”。
“哦，不必了，”迟孟桓忙说，“易君恕来到香港之后，根本没有在华民政务司登记。”
那位英警站住了，奇怪地望着他。
“为什么？”梅轩利问，“港府早在1844年颁布的第十八号法例就明确规定，初到香港的华人必须在一日之内赴华民政务司署登记，华人家中来客也必须随时报告华民政务司署，这个人为什么可以不登记？”
“因为他没有住在华人区，而是……”迟孟桓说，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愤不平，“而是住在一位英国公民的家里……”
“谁？”
“圣约翰大教堂的牧师林若翰。”
“啊？！”梅轩利听到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不禁吃了一惊，“林牧师为什么要找这样的麻烦？”
“阁下，”迟孟桓目光炯炯地说，“据我所知，林牧师在今年夏天曾经在北京待了好几个月，和康有为等人过从甚密，积极支持他们的‘维新变法’，易君恕就是在那个时候和他交上了朋友，变法失败之后，他掩护这个逃犯到了香港，现在就住在他的半山别墅‘翰园’里！”
“噢，是这样？”梅轩利沉吟道，“问题就复杂了，林牧师是一位知名人士，对和他相关的人采取行动，需要特别慎重”阁下！“迟孟桓急了，惟恐此事耽搁下来，不了了之，”如果投鼠忌器，将留下后患啊！“
梅轩利紧锁眉毛，默默不语。良久，才说：“迟先生，我责任所在，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现在要求你的是，今天和我谈话的内容，要绝对保密，不许向任何人透露！”
“是，阁下，”迟孟桓“唰”地一个立正，“我明白！”
五分钟之后，迟孟桓昂首挺胸地走出了中央警署的大门，和进门时的猥猥琐琐判若两人。今天到此造访，意义非比寻常，复仇的种子已经播下去，只待收获了。更为重要的是，迟某人既然和警察司阁下挂上了钩，以后还怕何事不成？
自从林若翰在“德律风”中和迟孟桓作了那一番不愉快的通话，两个多星期过去了，迟孟桓一直没有再打“德律风”来纠缠，老牧师渐渐放下心来。他猜想，既然那块地皮已经遭到严辞拒绝，迟孟桓便知难而退，不再觊觎他的爱女倚阑，对入教也就失去了兴趣，这更证明了他本来就没有坚定、纯洁的信仰，不配做一名基督徒。而翰园主人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个扰乱圣餐仪式、被他逐出教堂的魔鬼，正在实施更大的阴谋，“林若翰”和“易君恕”这两个名字已经被列入了警察司的“另册”。
翰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两个星期之前那个月夜所发生的巨大波澜，林若翰毫无察觉，他只是注意到，近来倚阑的性情似乎有些变化，在父亲面前沉默寡言，不再像孩子似地任性，对待仆人也不像过去那样颐指气使，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尽量自己动手去做，不再为一件小事而楼上楼下地呼唤阿惠，对老管家阿宽则给予了更多的尊重和体贴。尤其是她对学习汉语刻苦用功，已经小有成绩，临帖不过两月，字写得已经看得过去，背得出几十首诗词，而且讲得一口流利的“官话”，不再像过去那样由于汉语词汇掌握得不足而常常夹杂英文了，这当然让她的“汉学家”老爸爸感到十分欣慰。使女儿发生这些变化、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是什么？在林若翰看来，顺理成章的解释是得力于易先生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一位人品和学问俱佳的学者对弟子的影响实在不可低估。明年，倚阑就要跨入十八岁，翰园的第二代主人已经渐渐长大了，林氏家族还是有希望的……
然而林若翰仍然有一件事放心不下，那就是他让阿惠送给总督的信和书，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当时以为下一个主日崇拜时便可以再见到总督，却不料两个星期日过去了，总督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