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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问。
“和其他行业一样，随着信息越来越普及，人们看到了以前没有发现的机会，于是竞争就越来越激烈。”他笑着说。“全球参与者也比以前多得多了。差价缩小了，利润也少了。”
爸爸点点头。他懂了，我却没懂。
“别误会，”大卫说。“外汇始终是我们投资组合的一部分。但如果银行家足够诚实，他就会告诉你，我们做这种交易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客户服务。帮助他们套购保值或融资新项目。”
“我原以为交易目标就是投机呢。”
“可现在不是了，这就是我的意思。”大卫靠向前，双手搭在膝盖上。“比如你是美国的丰田汽车公司，要在今后6个月内从日本的丰田公司买进一千辆车。我们假设美元比日元强势。”
“这意思是……”
“意思就是用你手里的美元要兑换日元，六个月后比现在划算得多。”
“嗯。”
“这种情况下，你要对日元债务采取保值措施，并锁定在这些车子的价格里，这样对你才有利，而不是等6个月。那样，你现在就知道了今后几个月车子的实际价格。”
“所以我现在要买进日元？”
“未必。你可以订下合同，六个月后以日元交易，但现在就把价格确定下来。”
“是这样呀。”我似懂非懂地说。
“你看，公司都是想得到担保，提前知道他们的实际成本——他们所售货物的成本。”
“但是，如果日元在今后6个月里进一步下跌呢？”我说，想到巴里的股票。“事情可能朝另一面发展，不是吗？”
“当然。”
“因此，”我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还是在冒险，你赌日元会朝着你期待的方向走。”
他摇摇头。“不，我们不是投机者。我们的客户理解这一点。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订立合同，在取得商品所有权之前，就知道商品的价格。外汇交易就提供了他们实现这个愿望的工具。他们能够锁定价格——无论日元是什么走势。”
“照你这么说，听起来很简单。”
大卫耸耸肩。
“但巴尔的摩1那家伙是怎么回事——那个爱尔兰银行的职员，几乎损失了十亿美元？他是外汇交易员，对吧？”
“他用银行的钱交易。他先是做坏了一笔交易，却隐藏自己的所为，事情就变得更糟糕。之后他想在别人发现他的损失前，把所有的钱都弄回来，结果未能如愿。当一个人陷入那样的困境时，总是会这样。”
“所以他才是在投机。”
“这就是他惹上麻烦的原因。”
“我不明白了。你刚说你不是投机。”
“我不是。我所做的只是帮助银行客户对冲他们的外汇风险。从这方面讲，我更多的是作为一名顾问，从不拿银行的钱做交易。”
“但是其他人这么做。”
“没错。”
“谁呀？”
“我交易圈内的同僚。”
我希望他们比巴里在行点。
一个服务员端着银托盘向我们走来，脸上露出询问的表情。大卫挥手示意他走开。
“你在哪学的外汇交易？”我爸爸问。
“我是沃顿商学院2毕业的，但主要是在工作中学到的。”
“你说是，费城？”
“还有伦敦、日内瓦、东京。”
爸爸眉毛扬起，“你会说所有这些国家的语言？”
“惭愧，不会；连德语都不会说。我妈妈总是和我说英语。”
“是像莱尔的做法。”爸爸笑着说。
大卫的表情瞬间变得严肃起来，“福尔曼先生——”
“叫我杰克吧。”
“艾利说的是真的吗？我父亲死在这里，在芝加哥？”
爸爸的脸色柔和凝重起来。“就在朗代尔，”他轻轻地说。“道格拉斯公园，当时我在场。”
“杰克？”他舌头似乎打了结，艰难地说，“可以带我去……去出事地点吗？”
* * *
1 巴尔的摩：美国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大西洋沿岸的重要海港。
2 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世界首屈一指的商学院，尤其是金融方面。
第27章
还没开出艾森豪威尔大道1，爸爸和大卫就聊得像老朋友一样了。车头转向南边时，爸爸已经高兴得搓着双手——他很多年没有这样兴奋了。
“这里就是郎代尔，孩子，”他说。“曾经是芝加哥犹太人生活的中心。”
我们经过一栋栋烧焦了的大楼，只见到处是废弃的空地，遍地垃圾和生锈的垃圾桶，还看见一个家电包装箱。郎代尔在骚乱中被洗劫一空，破坏殆尽；四十年过去了，伤痕依旧，满目疮痍。
“看到那儿了吗？”我们经过一家麦当劳时，爸爸摇下车窗。麦当劳光鲜亮丽的店面与周围的脏乱环境极不协调。“米勒酒吧的台球厅过去就在那儿。”他指着那家餐馆前面的人行道说。“这是我第一次遇见你母亲的地方，大卫；就在罗斯福大街与科德兹大街之间，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我减慢车速，让大卫好好地看看。
“你是在台球厅遇到我母亲的？”
“她只是路过，”爸爸连忙回答。
我偷偷瞟了一眼后视镜。镜中阴影掩盖了大卫的表情。我们沿着科德兹大街继续向南驶向奥格登大街，只见一栋破烂的大楼前，有一块牌子上写着：主耶稣基督教堂。从前，这儿肯定是该社区最高雅神圣的建筑，现在它那带有格子形图案的檐板已经摇摇欲坠，墙壁上涂满了狂乱书写的彩虹色缩略语字母。
“那就是道格拉斯公园大礼堂，意地绪语剧场所在地。我认识那里的一位女演员。”
“就是砸脑袋的女友吗？”我问道。“被纳粹头子杀害的那位？”
爸爸点了点头。我看过去。里面的墙壁已经坍塌，只剩下木头的墙骨，裸露的管子与电线。窗户倒塌之处，碎玻璃上阳光跳荡。
爸爸要我驶向奥尔巴尼大道——此时他的情绪开始低落。我们停在一座长长的棕色砖木结构大楼前，大楼正面有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方写着：圣心之家。
“还在这儿，”爸爸低声道。“这里曾经是犹太孤儿院。大卫，你母亲在这儿住过，后来才搬到了泰特曼公寓。”
大卫把头伸出了车窗。
我们掉头回到了道格拉斯林荫道。这条宽阔的四车道风景优美，路中间是一个安全岛，路两边树木成荫，枝叶茂密。我想象着很多年以前的情景：这些人行道上，情侣们漫步闲谈，身穿连衣裙的女士们打着阳伞，孩子们蹦蹦跳跳地跟在身后。
“瞧，”爸爸指着一座四四方方的砖混建筑，那是郎代尔社区学院。“这是犹太人的大学。那一年夏天你母亲和我曾在楼顶上跳舞。”
“你和我母亲？”大卫的声音中带着怀疑。
我脸色一变——爸爸不该说这些。
他肯定也意识到了。“那时她还没遇到你父亲，”他吞吞吐吐地说。“你母亲和我……一起度过了一段时光。”
我又偷偷地瞄了一眼后视镜——大卫面无表情。
“看看街对面，大卫，”我连忙插话道。“那里过去是希伯来2神学院。”我指着一座花岗石建筑，入口处装饰着陶立克圆柱3。“我们制作《欢庆芝加哥》时拍了它一些镜头。”
“全中西部4的男孩儿都来这里学习呢。”老爸明白了我的意图，顺着我的话说道。“不过，他们和其他犹太人一样，25年前就搬到北边去了。”
车子继续前行。
“对了，我女儿可是位很有才华的导演，她给你说过吗？”
“制片人，爸。我给他说过的。”
“她给你说过在为谁拍片吗？”
“爸——”
“为玛丽安·艾弗森拍竞选宣传片，”他骄傲地说。
“就是那位竞选联邦参议员的。”爸爸好像忘记了他对共和党的反感。
“我母亲曾经在一位名叫艾弗森的男子手下工作过，”大卫说。“他有一家钢铁厂。这位女士是他的亲属吗？”
“他的女儿。”我说。
“我母亲对他评价很高；你正在为他的女儿拍片？”他的脸色开朗起来。“太巧了。”
车子转过街角，我不禁想起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一连串巧合：砸脑袋、莱尔·戈特利布，现在又是艾弗森一家。感觉这一切正是荣格心理分析学研究的内容。
老爸示意我停在索亚大街一栋三层楼的建筑前面：泰特曼公寓。我熄了火。爸爸下了车，望着最上面那一层的一扇窗户。大卫下车后，爸爸轻拍了一下他的手臂，然后指着那上面。她的房间。他俩凝视着那儿，谁也没吭声。
回到车里，我们绕回道格拉斯林荫道。经过一栋砖混结构的公寓大楼时，爸爸又说：“你父亲上了前线，你母亲就搬到了这儿。”这座大楼装饰着白色的线脚，风格雄伟壮丽。
我放慢了车速。这是座四层的楼房，窗户间隔较大，表明房间宽敞，天花板很高。门口两侧立着圆柱，大楼的围墙是铁栅栏。“与孤儿院相比，简直是天堂了。”我说道。“泰特曼也是。她怎么住得起呀？”
“哦，她认识那老板，我们都认识。那人的名字是——我想想看——菲尔德。”老爸偏着脑袋。“他常常到餐厅去吃饭。”
“就算是熟人，可是——”
“那时的情况与现在不同，宝贝儿，”老爸说道。“因为有战争。人们互相帮助，共度难关。我敢肯定菲尔德答应帮助她，因为她丈夫上了欧洲前线。对了，孩子……”老爸从皮包里拿出什么东西，打开后递给了大卫。“这是你母亲和我，还有巴尼·泰特曼在餐厅里的合影，上前线以前拍的。”
大卫凝视着照片。
“不如你留着吧。”
大卫抬起头来。“真的？”
老爸点了点头。
“谢谢你，杰克。”他又看了一眼，然后轻轻地装进了衣袋里。
我沿着道格拉斯林荫道向东行驶，到了尽头，就把车停进了一个停车场。我们下了车，绕着一个人工湖漫步而行；路上不见乱丢的杂物，令人颇感意外。此处树木茂密，绿草丛生，周围贫民窟的嘈杂声也很少传过来。母亲们推着婴儿车，儿童们嬉戏打闹；甚至那几个衣衫褴褛的男子——很可能是无家可归者——也被四周的祥和所感染，显得安安静静。
走过一处精心护理的花圃时，我说起了福阿德，说起了我自己的花园现在有多么漂亮，状况是多么良好。“他讲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种植花卉那一套确实很有道理。”
“为什么那么说？”老爸问道。
“他……呃……有点儿宗教意味。”
“福阿德。”大卫轻轻地重复这个名字。“阿拉伯名字？”
“叙利亚人；福阿德是穆斯林。”
爸爸揉搓着双手：“犹太女孩正需要。”
“他只不过是教我打理花园罢了。”
爸爸翻了个白眼。
“爸——，你要是认识他，就不会这样了。”
老爸只是耸耸肩，继续朝前走。隐约可见转过弯有一个壳形露天音乐演奏台5，但舞台已被挖空了。到了舞台对面浓密的树木与灌木丛旁，他放慢了脚步，然后停下。
“这就是事发现场。”
芳草青青，鲜花盛开，昆虫们懒洋洋地嗡嗡鸣唱。我挤过树丛，面前是一小块空地——真是绝妙的隐藏、监视并射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