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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灵帝刘宏推出了一项新的干部选拔任用政策，给一心想调动工作的曹嵩提供了一个机会。
当初，黄巾起义爆发，刘宏不得已拿出自己的小金库用来平乱。谁都知道打仗是最烧钱的事，前线一开打每天都要消耗大量金钱，灵帝多年来积攒的私房钱一下子用掉了许多。刘宏看在眼里，心疼得睡不着觉。
不过灵帝也颇会理财，他很快想出了挣钱的新招。这一招很简单，不用投资，没有风险，见效快。这招儿就是：卖官。
在人们的印象中，买官卖官都是贪官污吏之间干的勾当，一般都是悄悄地干，天知地知你我知，很少有人公开进行。
刘宏作为天子带头干这种事，在古代帝王中十分少有。而且他不干则已，一干就弄得轰轰烈烈，不仅打广告，明码标价，亲自做动员，还为此设立了专门机构，办公地点就设在皇家花园西园内。刘宏按照拟任官职的品秩进行标价，品秩一石合一万钱，比如品秩六百石的县令，标价六百万钱，品秩二千石的太守，标价二千万钱，至于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公，品秩通常是一万石，标价达到空前惊人的一亿钱。
灵帝还搞了一些促销和优惠活动，对于那些被认为声誉好的人，经过灵帝批条子，可以给个优惠价，最低能打到五折。而对于郡太守等一些竞争比较激烈的职位，灵帝再次发挥了他的金融天才，创造了公开拍卖的办法，由亲信宦官当拍卖师，出价最高者才能得到这个职位。
尽管有打折促销活动，但价位也实在太高了点，有人很想买官，可没有那么多现金，这种情况一度影响到销售活动的开展。这没有难倒刘宏，他再次创新营销理念，开发出分期还款的方式，先上任，再付款。
大鸿胪卿曹嵩赶了趟时髦，买了个太尉的职务，花费是一亿钱，而且一次性付现，没有讨价还价，没有办理按揭。
对此，有人认为曹嵩当了回冤大头，因为此时的太尉已经完全成为荣誉性职务，还没有州刺史、郡太守实惠。但曹嵩不那么看，他认为三公的职位长期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营销总监刘宏常常为此犯愁，就差挥泪大甩卖了。此时他慷慨解囊，无疑带了个好头，说明这个职位还是有市场前景的，足以让那些整天跟天子侃价的家伙们羞愧。
如此，灵帝对曹嵩无疑将有更佳的印象，这是用金钱无法估量的。
理财高手兼投资专家曹嵩在投资问题上的判断一向准确，灵帝不仅对他的表现很满意，而且很快送来了回报。
【三、一群“奔走之友”】
就在曹嵩花费一亿钱的天价买下太尉一职的几个月后，是中平五年（188年）春天，在家赋闲三年的曹操再次接到朝廷的任命，职务是帝国刚刚组建的新军师长（都尉），品秩仍然是二千石。这是曹操再次担任军职。
黄巾起义的第一次高峰被压制下来以后，各地仍不平静，为了加强帝国的军事力量，防备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出现，在大将军何进的主持下，一系列军事扩充计划得以实施，组建新军就是其中之一。
曹操没有拒绝这个任命，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观察，他发现原打算隐居二十年的想法太不切实际。如果天下大乱，唯一能拯救自己和国家的办法，就是奋起抗争，成为中流砥柱。
与地方行政官员相比，曹操觉得在军队里发展更有价值。近三年来，他阅读了大量兵法和相关著作，迫切需要在军事实践中进行检验。
于是，他离开谯县前往洛阳上任。他有意带卞氏和曹丕一快走，但曹丕刚出生不久，想想还是算了。
到了洛阳，曹操刚一上任，就有人前来拜访。这个人是老相识，好多年没有见了。这些年来曹操一直注意打听他的消息，但得到的信息总是很少，仿佛他已经失踪了一样。
如今这个人精神焕发地来到他面前，从此之后，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部分，他们二人影响了那个时代的进程。
这个人就是袁绍，在曹操担任都尉的时候，他在大将军何进手下任职，是何进最倚重的亲信。
出身于汝南袁氏家族的袁绍，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之一，但是近十年来，他好像没有太大的作为。党锢事件中被迫害的党人里没有他，与宦官作斗争的人里没有他，黄巾起义爆发后上前线打仗的人里也没有他。
鼎鼎大名的袁绍在做什么？答案是：在家乡汝南郡守孝。
袁绍字本初，豫州刺史部汝南郡汝阳县人。这个家族自袁绍的高祖父袁安以下，前后有四代人位居三公的高位。袁绍不仅拥有这个令人炫目的高贵出身，还有堂堂的仪表（姿貌威容），在那个时代要想受追捧，这些都是必要条件。
袁绍出生于何时，史料没有明载，一般认为他出生于本初元年（146年），所以他字本初，大概比曹操大九到十岁。
与曹操一样，袁绍也是首先从“郎”，即天子身边的侍卫做起。在曹操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之前的几年，袁绍获得了第一个正式的行政职务，东郡濮阳县县长。濮阳坐落在黄河岸边，据说袁绍在这里干得还不错，几年后，他离开了这里。
党人被禁锢时，袁绍面临着一生重要的人生考验，他与著名党人李膺有姻亲关系，李膺被杀后，袁绍也有受牵连的危险。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帮他化解了危机。
袁绍的母亲死了，按照规定，袁绍将解除公职，回家乡为母亲守孝三年。
袁绍母亲下葬的事在史书中有具体记载，袁绍故意把丧仪搞得很大。通常这个时候死者家属都是被同情的一方，袁绍用哀痛换来了同情，没有人再追究他与党人的关系了。
袁家办丧事惊动了各路豪杰，大家纷纷前来吊唁，乘坐的各式车辆竟达数千辆，其中也包括特意赶来的曹操和好朋友王俊。
曹操与袁绍最早相识大概也正是在此时。当时袁绍、袁术兄弟的名气已经很大，曹操不仅年龄要小得多，还是个无名小辈。
在这些吊唁的人中，还有几位不速之客，其中一位是朝廷通缉的政治犯何，也就是那位曾经盛赞过曹操的党人领袖。这个神秘人物此刻正被宦官们高价悬赏捉拿，此时却秘密地现身于袁府。何是来吊丧的，还是另有目的呢？
自从遭党锢之祸而被中官们通缉，何的行踪就变得十分诡秘，但是周围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都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实际上在到处串联立志干一番事业的各路英雄豪杰。借着袁绍为母亲办丧事的时候，何密潜而至，有更重要的事与袁绍面谈。
他们商谈的内容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但是袁绍行完母丧后决定追行父丧，时间也是三年。其实他是借服丧之名继续隐居，这一决定很可能与何商谈的内容有关。
袁绍早年丧父，可能没有来得及行父丧。现在主动提出追服三年父丧，于情于理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朝廷批准他延长三年丧假，袁绍的名声因为孝心进一步扩大。
当然，再隐居三年不是为了换取声名。何等一帮人认为，现在时机还不到，为了干一番大事业，还必须等待和准备，洛阳耳目众多，反倒不如汝南郡这里便于活动。于是袁绍在父亲袁逢的墓前修了一座草庐，大家看到他一整天都在看书或深思，而到了晚上，他开始接待秘密的访客。
行完父丧后，袁绍回到洛阳，按惯例他可以继续因行父母丧而中断的仕途，要么接受朝廷的任命，要么接受公府的征辟。回到洛阳后，袁绍的行为方式更加低调，虽然也有公府征辟，可全被袁绍谢绝。他过着一种隐居式的生活，“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
能经常接触到袁绍的，除何外，只有张邈、许攸、伍孚、吴子卿等几个人。这几位都不是普通人物，王粲在《英雄记》里，把他们称为“奔走之友”。
张邈、许攸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们与曹操早年相识，这些年来，与袁绍的来往更密切。伍孚字德瑜，跟袁绍是同乡，都是汝南郡人，是侠士一类的人。吴子卿的情况不太清楚，应该跟伍孚相类似吧。
这些人应该算党人和士人的新生代，与前辈不同，他们对社会和汉室朝廷的看法更清醒、更深刻，因而也更绝望。他们都有参与救世的大志，但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天子或者现有官僚体系身上。比如何，早年与李膺、陈蕃互相引为同志，但一夜之间，重要的党人或被杀戮，或被禁锢，其本人也被朝廷长期通缉。
血的事实不断教育着他们，使他们在斗争中更加理性和现实，他们在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不是杀几个宦官或权臣那么简单，要干就干彻底一点，改朝换代也再所不惜。
在他们眼中，袁绍是可以高举的一面旗帜，政治上的志同道合，又具有无与伦比的号召力。现在需要的是，尽可能多地联系同志和豪杰，把准备工作做到最充足，一旦最佳时机到来，立即出手，一举而成。
于是，他们的活动中心随着袁绍回归京师也转到了洛阳，除了以上骨干分子外，他们还秘密联系了各地的豪杰志士，史书记载竟然达到上千人之多。但这样一来，无论做得多么机密，也不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了。
一天，新的宦官首领之一中常侍赵忠对下面的人说：“袁绍这个人只顾抬高自己的身价，不断招募、私养侠士，不知要想干什么（此儿欲何所为乎）？”这话后来传到了袁绍的叔父、本朝太傅袁隗耳朵里。袁隗立刻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把袁绍痛责了一番，限袁绍马上断绝与那些江湖朋友的来往，应公府征辟老老实实出来做事，以绝他人非议，不给袁家带来灾祸。袁绍也预感到有树大招风之虞。刚好在这个时候，大将军何进征袁绍为属下（掾吏），袁绍这一回不再扭捏作态，痛快地应征了。
袁绍到大将军府上班以后，深受何进的倚重。他本人利用这个舞台，变得更加活跃。听说老朋友曹操重新复出担任军职，袁绍立即前来拜访。
袁绍给曹操透露了一些他的想法，但他不会说得太深，因为曹操还不能算他们的核心成员。不过，袁绍很清楚，曹操可以视为“自己人”。
【四、政变未遂】
黄巾起义成就了一大批英雄，他们即将在历史的舞台上大展拳脚。大将军何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黄巾起义所成就的，在其后的若干年中他成为帝国最具实力的人物。
中平四年（187年）河南尹治下的荥阳县发生小股农民起义，当时担任河南尹的是何进的弟弟何苗，他组织力量镇压了这次起义。这本不算多大的功劳，但因为主角是何苗而被大大渲染了一番，何苗居然被封为车骑将军，从一名地方干部直接挂上了中将军衔。
皇甫嵩、朱俊等名将们看了肯定会气个半死，因为在他们南征北战辛苦了大半辈子时，也不过才到准将、少将这个层次。但大家都很无奈，谁让人家宫里宫外都得势呢？
何进心里也很明白，外戚的身份就是那么回事，不能太当真，实力才是一切。如果不在朝廷内外建立起稳固的根基，名位越高越容易出事，一觉醒来可能会稀里糊涂地被满门抄斩。前一个外戚窦家，窦家之前的梁家，都是前车之鉴。
要想根基牢固，必须培养自己的势力。这时候袁绍在家乡服完丧回到洛阳，何进听说袁绍的大名，觉�